莊子虛無主義的人生觀，使他根本取消客觀事物的一切是非和差別，排斥人的認識的可能和必要，從而陷入了極端的懷疑論、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詭辯論。莊子認爲生死齊一，無就是有，有就是無，實則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其意常超出生死有無之上。莊子認爲，人的生命異常短促，在短促的生命過程中，又會受到各種社會事物的束縛和傷害。特別是在莊子生活的時代，殘暴的統治者使人民大量地受刑和死亡：“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莊子·在宥》）他思考如何在苦難的現實中安頓這短促的人生，尋覓着一條通向精神解脫之路。
莊子這種否認是非客觀標準的相對主義詭辯，是和他的主觀唯心主義體系分不開的。
莊子和老子一樣，認爲世界的本源是神秘主義的精神實體“道”。產生物質的東西是非物質的。莊子認爲，沒有比“道”再根本的東西了。“道”在天地之前，自古以來就獨立自存的。它產生天地，使鬼神和上帝顯示作用，它是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的。
莊子外篇《秋水》篇中，有一段話比較概括而充分地說明了莊子這種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觀點。《秋水》篇中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這是說從“道”的觀點來看問題，萬物是沒有貴賤分別的，然而從“物”的觀點來看問題，那總是以自己爲貴而他物賤的。所以莊子說，你從事物大的方面去看它的大，則萬物沒有不是大的；你從事物小的方面去看它的小，則萬物沒有不是小的。
這是說你從事物相異的方面看，就是肝與膽，也會像楚國與越國那樣相去遙遠。但如果你從它們相同的方面看，那是毫無區別的，都是一個東西。這個例子也說明，莊子認爲事物的差別根本沒有客觀標準，也就是說，不是客觀事物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完全是由人的主觀決定的，隨人的觀察角度不同而區別的。
同樣，事物的有和無、是和非，也都決定於人從哪個角度去觀察它。天地是先我而有的，但也可以說“天地與我並生”。萬物是與我不同的，但也可以說“萬物與我爲一”。總之，一切客觀標準都不存在，一切都是隨主觀而轉移，是相對的。
莊子做夢變爲蝴蝶，飛來飛去很得意，像一隻蝴蝶，可是一醒來還是莊子自己。莊子對此發生了疑問，究竟是莊子做夢變爲蝴蝶？還是蝴蝶做夢變爲莊子？他認爲這個問題是沒法解決的，當然他也不得不承認莊子與蝴蝶是有區別的，但他說這種區別只是一種物的變化（“物化”）。實際上，醒也好，夢也好，莊子也好，蝴蝶也好，究竟是什麼根本不必去追求，因爲從“道”的角度看，什麼都一樣。因此，他的結論是不可知。他在《齊物論》中論證說：我與你兩個人進行辯論，怎麼能肯定你說得一定對，而我說得一定錯呢？同樣，也怎麼能肯定我說得一定對，而你說得一定錯呢？我與你是沒法判定的，即使請出第三個人來，也沒法判定。因爲，如果他的意見相同於你我任何一方，他就沒法判定誰是誰非，而如果他的意見與你我都不相同，或者都相同，那他也沒法判定誰是誰非。所以說，無論誰也沒法判定究竟誰是誰非，是非永遠也搞不清楚。這完全是一種詭辯的論證方法。
不僅如此，甚至人究竟是在做夢還是醒着，人究竟是否可能有認識，也都是值得懷疑的。莊子講了一個著名的寓言說：“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莊子完全否定了認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是說，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識是無窮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那就必然要“殆”，你如果一定要去追求知識，搞清是非，那就是“道”的虧損，使自己陷入無窮的喜怒哀樂的煩惱中去。這也操勞了自己的精神，而不知道客觀事物都是相同的，根本無所謂是非區別。
七、莊子的“齊物”思想
作爲莊子認識論的出發點，是他對客觀物質世界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理論。莊子對老子的某些樸素辯證法思想加以無限誇大，發展了老子“玄同”的思想，根本取消事物的“彼”、“此”差別，得出了“齊萬物而爲一”的相對主義結論。莊子認爲，如果把世界看成是物質的，那就必然要有所區別，這樣就會產生是非，引起互相競爭，辯論不休。因此，他說：“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知？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意思是說，只有把世界看成從來就沒有物質的，纔可以說是對世界最高、最完善的認識了。他說，事物的彼此差別都是相對的，從“道”的角度來看，此也是彼，彼也是此，沒有確定的界線。例如，“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刀”（《德充符》）。
莊子在《知北遊》中明確地講：“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它始終在傳遞着，可是它又不能被具體接受。因此，這樣神秘的“道”既不能用感性來覺察它，也無法用理性認識來把握它，而只能靠主觀直覺去體會它的存在。它確實可以體會得到，但它又是無形無爲，看不見，摸不着的。
莊子接着還講道，其次的認識就是認爲有物，但還沒有區別；又其次的認識是認爲有區別，但還不分是非；而那種斤斤計較於分清是非，是最下等的認識了，是“道刀體的虧損”。就這點來講，莊子關於“道”的看法，與老子又有了區別。在老子那裡，“道”是一種客觀獨立自存的精神實體，而在莊子這裡，“道”則是主觀認識上的東西了。這樣也就從老子的客觀唯心主義，開始轉向了莊子的主觀唯心主義。
莊子進一步從相對主義出發，對客觀世界的是否真實存在也採取了根本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他甚至認爲老子“有生於無”對於客觀世界也還否定得不夠徹底。他說：“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糶孰有孰無也。”這段近乎繞口令的話，主要意思是說，世界在時間上是推不出一個開始的，因爲開始前總還有一個沒有開始的階段，推上去甚至還有沒有開始的沒有開始的階段，所以你就沒法知道世界是什麼時候突然產生的。我們說世界有“有”，有“無”，那麼在有“有”和“無”之前又是什麼狀況呢？應該說是沒有“有”和“無”。如果再往上推，那就是連沒有“有”和“無”也還沒有。現在你突然說，世界有了“有”和“無”，那究竟是真有呢？還是真無？
莊子這裡同樣是用的相對主義詭辯論。
他用世界在時間上是無限的，來否定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我們知道，世界在時間上是無限與有限的辯證統一。作爲整個宇宙來講，在時間上是無始無終，亦即無限的，而作爲每一具體事物來講，在時間上又都是有始有終，亦即有限的。客觀物質世界在時間上正是這種無限和有限的辯證統一。莊子既否定了客觀世界的物質性，他就不能認識每一具體事物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具體過程。因此，他就從世界在時間上的無限性，否定了每一具體事物在一定階段，亦即有限時間內存在的客觀實在性。
簡單說來，莊子的意思就是：關於世界存在的問題，根本是個不可知的問題。你知道什麼時候是“無”，什麼時候又生出了“有”呢？這樣，莊子就陷入了絕對的懷疑主義。
莊子用他的相對主義詭辯論不僅否定了客觀物質世界的存在，並且也否定了作爲客觀精神實體的“道”的存在。因爲莊子講的“道”，往往是把它當做一個超越是非界線、泯滅一切差別的主觀標準來看待的。如他認爲，每一個事物都是從自己的立場去看，纔有彼此的差別；如果是從“道”的觀點去看，那麼一切都是無差別的。因此，他所謂的“以道觀之”，實際上就完全否定了事物的客觀實在性，而以事物各自的主觀觀念爲轉移，這就陷入了徹底的主觀唯心論，片面誇大客觀事物和人的認識的相對性。
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戰國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也發展起來。這對古代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當時，對天文、地理、物理、醫學等方面的知識都有相當高度的科學總結。戰國末期出現的《呂氏春秋》一書中收錄了許多戰國時有關天文、曆法、農業、物理等方面的自然科學成就。這些自然科學的成果，爲唯物主義反對宗教迷信、唯心主義的鬥爭，提供了一定的科學根據，促進了唯物主義的發展。
戰國時期是社會大動盪、大轉變的時期，當時的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複雜。是我國封建社會形成和確立時期。戰國初期至中期在多數諸侯國中已建立了地主階級的政權，正在爲鞏固新政權而鬥爭，而尚有部分諸侯國正處於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的過程之中。
戰國後期，在廣大黃河流域地區形成了秦、齊、楚、燕、趙、魏、韓七個強大的封建國家，爲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國打下了基礎。秦國封建制度的確立雖然比較晚，但由於它對舊奴隸主勢力打擊比較堅決，對舊奴隸制制度改革比較徹底，並且重視和積極發展生產，擴充土地等，所以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力量上卻成爲當時最強盛的國家，以致最後由它完成了統一全國的歷史任務。奴隸、農民和小手工業生產者，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受壓迫、剝削最深，對推翻奴隸制最堅決，是由奴隸制到封建制轉變的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地主階級是新生產關係的代表者。奴隸主階級，這時已成爲阻礙社會發展的反動勢力，是革命的對象。他們中有的頑固抗拒社會變革，而且當他們被推翻後不斷伺機反攻、復辟，有的則消極避世，逃避鬥爭。
在這複雜的階級鬥爭中，作爲各階級思想上的代言人，知識分子階層也十分活躍。他們不是獨立的一個階級，而是按其政治、經濟地位和思想傾向，依附於各個不同的階級。奴隸和農民在剝削制度下，完全被剝奪了學習和掌握文化的權利，他們的政治、經濟要求和思想狀況很難得到系統的完整的表現，或者只能片斷地在當時剝削階級思想家的著作中反映出一些來。
春秋戰國之際，中國出現了一個學術繁榮的歷史時期。這事實上是經過了夏、商、西周的“神道設教”愚民宣傳之後，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對此，史稱“百家爭鳴”。百家爭鳴對於中華文化的發展，從政治、經濟、軍事、倫理、道德、科技、教育諸方面，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更促成了其時的一系列社會變革。
因此，正確地研究和認識這一段歷史，科學地看待“百家爭鳴”這一歷史現象的出現，準確地評價它的歷史本質，認真總結這其中的歷史得失，對於我們正確地批判和繼承歷史文化遺產，以有利於中華民族現在的文化建設，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
戰國時期哲學戰線上的兩大陣營都有很大的發展，唯心主義方面，除了繼續鼓吹人格神的有神論說教外，進一步製造更爲精緻的哲學體系，如提出一個獨立自存的精神實體“道”，宣揚客觀唯心主義。在認識論方面，孟子唯心論的特點是片面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鼓吹“良知”、“良能”的主觀唯心主義，老子、莊子則走向根本否定人的認識能力，取消認識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
唯物主義在與唯心主義的鬥爭中，堅持了客觀物質世界第一性和無神論的原則，在認識論上則進一步發展了反映論。後期墨家克服了墨子的狹隘經驗論傾向，對理性認識給以適當的地位。荀子是先秦唯物主義哲學的總結者，他在承認自然界有自身固有的運動秩序的前提下，提出了人定勝天的思想，達到了先秦哲學的最高峰。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戰國時期對邏輯學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後期墨子、荀子等在與公孫龍、惠施等的詭辯論作鬥爭中，建立起中國最早的在唯物主義認識論基礎上的邏輯理論。當時辯證法思想也得到了發展，惠施、公孫龍的學說中都含有一定的辯證法的因素。《老子》、《易傳》的思想中則富有更多的辯證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