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空見與有見，並在一心中，此心若也無，空有當何在？……是故心生諸法生，心滅諸法滅。”又說：“法本由人起，法本由人滅，起滅自由人，法本無起滅。”因此，不僅“十方所有物，並是一識知”，並且“一心一念裡，並悉含古今”。總之，他認爲，“心之與境，常以心爲主”。也就是說，客觀事物依賴於主觀感覺。這種根本否定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變化，並把它歸結爲主觀意識的產物的理論，他以事物的動靜爲例說：“眼搖見物搖，其物實不搖；眼靜見物靜，其物實不靜。爲有二眼故，見物有動靜，二眼既也無，動靜亦不有。”是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
四、佛道二教的鬥爭
道教和佛教都是用宗教迷信和神學唯心主義理論爲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兩者之間在宗教教義和理論方面，經常互相仿效、互相吸收。但有時爲了爭奪宗教地位、政治地位也互相攻擊、互相鬥爭。
佛教在初傳入中國時，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也只是把它當做如同中國傳統的各種道術中的一種來信仰的，稱之爲“浮屠（佛）道”，甚至把它看成與秦漢以來的神仙方術差不多的東西。所以，最初人們對佛教與道教並不是分得很清楚的。如東漢明帝時，楚王劉英即是既“誦黃老之微言”，又“尚浮屠之仁祠”。
東漢桓帝也是在“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直至南北朝時期，即使如陶弘景這樣著名的道士，也還兼信佛教。據《南史·陶弘景傳》中載，陶弘景“曾夢佛授其菩提記雲，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鄖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而且在他的寺觀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陶弘景是一位極受梁武帝重視的道士，他的道佛並崇也可能是爲了迎合梁武帝的崇佛而有意這樣做的。但也由此反映出道佛二教互相容納的一個側面。這種情況在唐宋元明清各代也還不乏其例。
佛教在傳入我國前，已有很長的發展歷史，因此在宗教神學理論上比較充實，經典也極多，很能迷惑一些人。道教在其形成初期，在宗教神學理論上比較簡單，以後雖然引老子爲教主，以《老子》、《莊子》、《列子》等爲經典，但與佛教相比還是相形見絀的。所以，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道教徒已從事於援佛入道的工作。許多道教徒模彷彿典來炮製道經，有的甚至把佛教經典中的“佛說”，改成“天尊曰”，其餘再稍加修改，就搬了過來算作道經。即使如陶弘景所作之《真誥》爲道教中重要經典之一，其中《道授篇》，朱熹也已指出它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於在道經中，引進“地獄”、“諸天”、“託生”、“劫數”、“觀照”、“雙遣”、“定慧”等佛教用語及其神學理論更是不勝枚舉。
佛教吸收道教教義和理論也不在少數。唐代傳入的佛教密宗有許多教義和理論與道教相似，如密宗主張“即身成佛”與道教“肉身成仙”的理論相似，密宗有所謂“歡喜佛”，道教有所謂“**”；密宗有各種祛邪的咒語，道教也有各種符咒術，等等。這些都可能是受到道教的影響。至於佛、道二教在宗教戒律方面，更是經常互相吸取和補充。
如果細加分析，道教和佛教在宗教神學理論和教術上，是有許多不同之處的。如在生死形神問題上，佛教以有生爲空幻，認爲即使延年益壽，到頭來還是免不了一死，所以主張“無生”，而追求超脫生死輪迴，進入涅槃境界。道教則以吾身爲真實，所以主張“無死”，追求養生延年，肉身成仙。
表現在宗教修煉方面，佛教偏重靈魂（精神）解脫，道教則偏重“煉形”。當然，這些區別只是相對的，道教中一些流派也有注重“養神”的。如《西升經》中說道：“僞道養形，真道養神。真神通道，能亡能存。神能彪形，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何識焉。”同樣，佛教也有注重養生，追求長生不死者。如北齊時慧思（相傳爲天台宗中土二祖）在《誓願文》中就說“我今入山修習苦行……爲護法故，求長壽命，不願生天及餘諸趣”，等等。而更主要的是，佛、道二教在宣揚宗教的出世主義這一點上，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從實質上來看，佛、道二教的鬥爭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經濟原因的，它反映了僧侶地主階級內部爭奪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鬥爭，反映了統治階級中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而有時也還包含着一些民族矛盾的內容。如歷史上著名的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運動，從形式上看是佛道二教爭奪地位的鬥爭，太武帝聽從崔浩的意見崇信道教，打擊佛教，下令禁止佛教，誅殺沙門，禁燬佛像、佛經等。而實際上反映了以崔浩爲代表的漢族豪門士族大地主與以長孫嵩爲代表的鮮卑族貴族兩大政治集團之間的鬥爭。
唐武宗時的滅佛運動，表面上也是佛道二教的鬥爭引起的，但實質上是由於佛教寺院經濟無限擴張，極大地損害了世族地主和皇室的經濟利益所引起的。這在唐武宗所下的滅佛詔書中已透露了其中的消息。詔曰：“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字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樑物力凋廢，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滅佛的結果，經濟上的收穫是巨大的。據史書記載，當時“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由此可見，佛道二教的鬥爭不管如何激烈，絕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不同引起的，而是由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造成的。
第一章第二編·第十章韓愈、李翱的心性哲學與反對佛教的鬥爭
一、社會和歷史背景
在唐朝，由於庶族地主勢力的擴大，在文化上出現了古文運動，同代表門閥世族利益的意識形態展開了鬥爭。從庶族和科舉出身的一批新官僚，是這個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到了唐朝中期，隨着土地兼併的激化和王朝危機的加深，達到了。這個運動在文學上的鋒芒，是反對魏晉以來華而不實的駢體文，反對脫離實際的玄虛的空談，提倡秦漢時代的古文體。
封建神權論和宗教唯心主義是唐朝佔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封建貴族和士族，不僅大力提倡佛教，而且極力提倡道教，鼓吹儒家天命論。老子被貴族們尊爲玄元皇帝，莊子被封爲南華真人，孔子被封爲文宣王。封建貴族和士族，利用佛教神學論證他們應當享有封建特權，利用道教論證唐朝的皇帝是神仙的後代，利用儒家宣揚的神權論來論證他們的政權出於“天命”。
在哲學上，反對魏晉以來的出世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思潮，反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佛教、道教和儒家鼓吹的神權論。在運動中，出現了一批有名的文學家、詩人和無神論者，爲唐代封建文化的發展開創了新風氣。這個運動是爲庶族地主勢力爭取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服務的。
總之，他們企圖用封建的神權論和宗教唯心主義來論證士族統治的合理性，以鞏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專政。從庶族地主出身的一批新官僚，在反對士族制度的鬥爭，在提倡古文運動的同時，則舉起了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旗幟，向唐代爲士族特權作辯護的儒、釋、道三教唯心主義和有神論展開了鬥爭。
在唐朝初期，反對佛教有神論和傳統宗教迷信的著名代表有傅奕和呂才。
傅奕（555—639年）是當時反佛教的激烈人物。他同佛教僧侶和佛教徒進行了一場大論戰。他幾次給皇帝上書，要求廢除佛教。認爲佛教的流行，破壞了封建等級秩序和社會生產，逃避賦役的人增多了，造成了國家的財政危機。他批判佛教說：“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他主張叫天下僧尼還俗，配爲夫妻，生兒養女，從事農業生產，增加國家的收入。並且主張沒收寺院的財產，分給“孤老貧民”和沒有田宅的人。
佛教講的因果報應是“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因此，他把佛教宣佈爲“妖幻之教”。傅奕的排佛理論，主要是從政治、經濟問題出發的。他表面上打着衛護皇權的旗號，實際上是站在庶族地主的立場上企圖借皇帝的力量打擊爲士族特權作辯護的佛教。以後，唐代不少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新官僚如狄仁傑、姚崇等都是沿着傅奕這條路線對佛教進行了批判和鬥爭。
他還揭露說，佛教講“佈施”，有錢的可以得到福報，這種宗教“重富強而輕貧弱”，只對富人有利。他認爲，“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不是什麼個人的“業”招來的，更不是什麼“佛”安排的。
呂纔對中國固有的封建迷信進行了批判。他的無神論的鋒芒在於反對命定論。他認爲，人的富貴貧賤、生死壽夭不是在孃胎裡先天註定的。他說：“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他引證了歷史上許多大人物的實際遭遇，揭露了命定論的虛妄。他還揭露了“葬法”、“風水”等迷信的虛妄，認爲人死安葬的時日同子孫後代的富貴貧賤沒有任何關係。
呂才的無神論同樣打擊了爲士族的封建特權作辯護的封建迷信。
傅奕和呂才，他們都用秦漢時代的古文體裁表達了自己的反佛教和無神論觀點。他們反對有神論的鬥爭，成了唐代庶族地主出身的新官僚反對封建神權論的先聲。到了唐代中期，特別是“安史之亂”以後，庶族出身的新官僚同士族勢力的鬥爭進一步激化了。在鬥爭中，出現了著名的文學家和激烈排佛者韓愈，同時也出現了著名的文學家和唯物主義無神論者柳宗元。
他們都是古文運動的領導人，都是儒家學說的積極鼓吹者，在哲學上同佛教、道教和儒家的神權論進一步展開了鬥爭。他們都反對宗教迷信，這是共同的。但韓愈反對和批判的重點在於排斥佛教，而柳宗元所反對和批判的重點則在於打擊儒家天命論。他們之間相互也曾進行過批評。韓愈曾指責柳宗元反對佛教不積極，柳宗元又指責韓愈宣揚了儒家天命論思想。
二、韓愈的“道統論”
韓愈，字退之，生於768年（唐代宗大曆三年），死於824年（唐穆宗長慶四年），唐代科舉出身的新官僚，古文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我國古代有名的文學家和詩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爲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他出身比較低微，自稱“布衣之士”，和“王公大人”不是一類人。他曾說：“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他不滿意封建貴族和舊士族勢力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享有的特權，認爲富貴之家遊手好閒，過着寄生生活，必有“天殃”。
韓愈自認爲，他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任務是排斥佛教和道教。他說“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
他自認爲是孟子學說的繼承人，要效法孟子當年排斥楊、墨的精神，同佛教和道教進行殊死的鬥爭。唐憲宗李純不僅信仰道教，而且極力提倡佛教。819年，唐憲宗想迎“佛骨”入宮中供奉，韓愈上表指出：歷代崇信佛教的帝王，不是國滅家亡，就是身死名裂，“事佛求福，反更得禍”，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他要求皇帝把“佛骨”燒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唐憲宗要殺死他，經宰相崔羣等勸說，他才免於死罪。他被貶官到潮州後，曾寫詩表現了排斥佛教的堅定立場。他的學生曾勸他不要同佛老學說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以免別人攻擊。他回答說，我不是好辯論，而是要“行道”。
他主張應該由有才能的人——“賢士”來管理國家政事。他要求加強君主集權的統治，反對藩鎮割據並且親自參加了削平藩鎮的鬥爭。在思想上，他極力推崇儒家學說，特別是吹捧孟子，提倡《春秋》、《大學》和《中庸》，企圖用孔孟之道來對抗佛教和道教。他把提倡古文運動，推崇先秦儒家學說和反對佛道二教的鬥爭結合起來，爲庶族出身的新官僚爭取社會地位提供了理論武器。關於他的著作有《韓昌黎集》，其中《原道》、《原性》、《與孟尚書書》和《諫迎佛骨表》等，代表了他的哲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