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第七章 孫中山的哲學思想 (1)

孫中山,字德明,號日新、逸仙。生於1866年(清同治五年),死於1925年,廣東香山(今中山縣)人。因流亡日本時,曾有一個廣爲人知的化名“中山樵”,故世稱“中山先生”。他是我國近代史上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領導人,也是中國誕生以前向西方尋找救國真理的先進思想家。本章所講的孫中山的哲學,以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爲主。孫中山的著作,解放後出版的有《孫中山選集》,其中《孫文學說》代表了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哲學思想。

一、革命民主主義思想

孫中山出身於農民家庭,在香港受過西方資產階級的醫學教育。1885年,中法戰爭爆發,激起了他的愛國意識。五四運動前,他在反對改良派和封建復辟勢力的鬥爭中,宣傳了進化論和具有唯物主義傾向的知行觀,在局部問題上陷入了唯心主義。五四運動後,特別是1924年,他提出了民生史觀,他的哲學體系又轉向了二元論或唯心主義。1894年,他曾上書給李鴻章,向清王朝提出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主張,希望清王朝改革內政,使中國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個人上書失敗後,他到檀香山,組織了興中會,在華僑中進行救國工作。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下,他感到“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求朝廷推行“新政”,已經沒有希望,要救國,只有傾覆清王朝(《倫敦被難記》)。他回香港後,便和當時的會黨分子取得聯繫,組織了香港興中會總部,在誓詞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革命口號,確立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信念,並且積極準備在廣東發動武裝起義。由於機密泄露,起義未及發動即遭失敗。之後,他流亡到歐洲,在外國進行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1900年,在義和團農民革命運動的影響下,他又聯絡會黨分子,在惠州發動了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在國內外愛國運動和革命思潮興起的影響下,他更加堅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5年,孫中山又從歐美返回日本。這時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在孫中山的領導下,成立了各革命團體的聯合組織——“中國同盟會”,聯合發表了《軍政府宣言》即《同盟會宣言》,明確而又全面地發出了推翻封建政體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號召。

同盟會成立後,他爲《民報》寫了發刊詞,明確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對三民主義第一次作了理論上的闡發。同時,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同盟會高舉革命的大旗,同改良派在思想戰線上進一步展開了鬥爭。在大論戰中,孫中山有力地迴應了改良派所鼓吹的反動路線,在理論上進一步闡發了“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從思想上武裝了革命黨人,爲革命民主派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奠下了思想基礎。所以,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說:“紀念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鬥爭。他在這一場鬥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在孫中山的領導下,革命黨人進一步在會黨和新軍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從1906年開始,同盟會員聯合各地的會黨和革命組織發動多次武裝起義,其中包括規模較大的廣州起義,嚴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統治。

到了1911年,人民羣衆的反抗鬥爭風起雲涌,全國革命形勢空前高漲,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影響下,終於爆發了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幾千年來的封建政體,成立了民主共和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革命並沒有取得勝利,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竊取了國家的政權,又在中國建立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治。1915年,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1917年,張勳又擁護溥儀復辟,企圖恢復清王朝。從此,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封建帝制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所以又說:“紀念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

孫中山纔開始覺悟到革命並沒有成功,中國“有共和之名,無共和之實”。於是他同全國人民一道,參加了反袁鬥爭,領導了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運動,又舉起了革命民主派的旗幟,爲保衛民主進行了鬥爭。由於沒有發動廣大人民羣衆,他領導的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仍然遭到了失敗。但是,孫中山並沒有灰心,繼續探索救中國的道路。1918年,他寫了《孫文學說》,對革命失敗的教訓作了一次總結,企圖從哲學上尋找重建共和國的答案。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這時在政治上已經喪失了領導中國革命的能力,孫中山並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他一直處於苦悶之中。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1921年,中國誕生了。

1922年,孫中山從廣州到達上海,不顧反動勢力的阻撓,接受了中國提出的關於建立民主主義統一戰線的建議,在的幫助下改組了國民黨。並且開始認識到中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1924年,在中國的幫助下,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宣言》。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中,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爲新三民主義,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獲得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從而對中國革命作出了偉大貢獻。所以說:“紀念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爲新三民主義的豐功偉績。”

孫中山的一生,是革命家戰鬥的一生。爲了救中國,他不怕艱難挫折,再接再厲地堅持鬥爭。他能夠通過革命實踐,吸取經驗教訓,“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使自己的思想跟隨着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不斷地向前發展和進步。他不愧是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陣營中偉大革命家的典範。

但是,他的學說中也有不少的缺點和錯誤,這是和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聯繫在一起的。孫中山的哲學思想是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

二、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革命民主主義的基本內容,也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

孫中山最初把民族主義理解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即解除滿族人對漢人的壓迫。後來他在同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論戰中,對民族主義作了新的闡發。他認爲,民族主義“是從種性發出來”的,但最要緊的是,“民族主義,並非遇着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種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

他還總結了中國歷史上革命的教訓,如明太祖朱元璋推翻了蒙古貴族在中國的統治,但不懂得政治革命,建立起來的仍舊是君主政體,結果不能抵抗外人的侵略,被“滿人”把政權奪了去。後來他還認爲,太平天國革命之所以失敗,同樣是因爲“革命後仍不免爲”,沒有建立起民主共和政體。所以,他把“民權主義”,也就是“民主主義”,看成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據此,孫中山指出,改良派的政治路線之所以錯誤,就在於企圖把君主制度保存下來,滅亡中國。他還指出,“凡爲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辛亥革命後,他又積極地投入了反對竊國大盜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的鬥爭。在反袁鬥爭中,孫中山斷言,“帝制實不能與共和競爭”,任何野心家企圖陰謀復辟,逆歷史潮流而動,都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在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進行民主革命時,遇到三個重要問題:擺脫國內民族壓迫和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獨立問題,廢除封建政體的政治民主問題;以及解除封建制度對資本主義發展束縛的社會經濟問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企圖解決這三個問題而提出來的。所以說:“舊三民主義在舊時期內是革命的,它反映了舊時期的歷史特點。”

在他看來,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政權,便是“亡國之民”。由此他得出結論:“民族革命的緣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國的,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他指出,有些人把民族革命說成是“要盡滅滿洲民族”,是完全錯誤的。在實行革命時,只要滿人不進行破壞,“決無尋仇之理”。

孫中山把“民族主義”說成是來源於種族的“天性”,仍舊是宣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它以抽象的人性論掩蓋了民族問題的階級實質。但是他斷言,民族主義不是種族復仇主義,民族主義的核心問題是政權問題,民族革命的目的在於推翻壓迫漢族人民的清王朝。他的這個論點,摒棄了單純的種族革命論,澄清了革命民主派內部因種族仇恨而模糊政治革命的錯誤思想,有力地回擊了改良派對民主革命的歪曲和污衊,爭取更多的人站到革命陣營中來,在當時有很重要的意義。

民權主義是孫中山革命思想的核心。他認爲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在中國建立民主共和國,政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推翻封建政體,改造國家政權。他堅信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任何復辟勢力都必定垮臺。孫中山的這種革命的民主主義思想,列寧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製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

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期是革命的,但它又不可避免地帶有舊民主主義致命的弱點。這些弱點都是和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聯繫在一起的。首先,他的民族主義缺乏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還幻想中國革命能夠得到帝國主義的援助。辛亥革命時,他曾向帝國主義國家表示:“凡革命以前所有滿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爲有效。”辛亥革命後,又提出“歡迎外資與門戶開放”的口號。由於他不懂得中國革命首先是革帝國主義的命,結果在帝國主義的干涉下,被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篡奪了革命的果實。

到1924年,在無產階級的幫助下,他才認識到這個嚴重的教訓,他說:“從前有一時期,爲努力推翻滿清。今將開始一時期,爲努力推翻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掃除完成革命之歷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礙。”他的民族主義,對內也沒有提出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求,直到1921年他還宣稱“中國的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吾族的民族主義,應該講漢族的民族主義”。這種大漢族主義,到了1924年在中國的幫助下才得到了克服。

關於“民權主義”,孫中山解釋說:“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政體,這種政體,不是自由平等的國民所堪受的。”他指出,從18世紀和19世紀以來,歐美許多國家都推翻了政體,建立起民主的國家,中國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光復民族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實現民主政治。他說:“我們推倒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來分作兩次去做。”

從而他得出結論說“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爲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認爲,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指1905年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種族問題,“純是政治革命”,中國應該向他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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