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字枚叔，號太炎，又名絳，生於1869年（清同治七年），死於1936年，浙江餘杭人。他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資產階級學者。中日甲午戰爭後，他曾加入康有爲組織的“強學會”，在《時務報》上撰文宣傳改良主義。戊戌變法後，逃亡日本，同孫中山取得了聯繫，開始走上了革命道路。1901年，他發表了著名的革命著作《馗書》，宣傳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在社會上起了很大的影響。
章炳麟也是我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哲學家。他最初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的早期革命著作《馗書》中，不僅宣傳了唯物主義，而且宣傳了無神論，對維護封建統治的唯心主義神權論，進行了激烈的批判。1903年被捕後，他在獄中“專修慈氏世親之書”，受了佛教唯心主義的影響。1906年出獄後，在同改良派的鬥爭中，在一些問題上仍保持了唯物主義的觀點，但其思想體系已經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以後，他一直堅持唯心主義，反對唯物主義，又成了資產階級革命陣營中鼓吹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代表人物。關於他的著作有《章氏叢書》。他的革命著作和哲學著作，除《馗書》外，有《駁康有爲論革命書》、《諸子學略說》、《無神論》、《建立宗教論》、《俱分進化論》、《國家論》、《四惑論》、《排滿評議》、《原名》、《駁建立孔教議》和《薊漢微言》等。
一、對改良派的批判
1902年，他和蔡元培等組織了革命團體“愛國學社”，1903年因給鄒容的《革命軍》作序，同鄒容一起被捕下獄，被禁三年。1904年，他與蔡元培、陶成章等組織光復會。1906年出獄後，赴日本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擔任《民報》的編輯，在《民報》和《國粹學報》等革命刊物上發表了許多鼓吹革命的文章，同康有爲、梁啓超等改良派在文化思想領域進行了鬥爭。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因爲反對袁世凱復闢帝制，被幽禁在北京。1917年，他又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辟勢力進行了鬥爭。以後，他脫離了人民，脫離了革命，晚年思想越來越落後，成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保守人物。關於他的一生，魯迅曾評論說“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
章炳麟從1901年開始，便同以康有爲和梁啓超爲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路線進行了鬥爭。他對改良派的批判，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起到了“辨名分，申正義，使天下易其觀聽，而不惑於保皇，君憲之說”的作用。
在同改良派的論戰中，章炳麟堅持了暴力革命論，駁斥了康、樑所宣揚的“中國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改良主義謬論。他指出，由於國家政權掌握在滿洲貴族手中，“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因此滿洲貴族集團包括光緒皇帝在內，爲了鞏固其統治利益，不可能推行新政，使四萬萬中國人有“政權自由”。
光緒推行新政，是企圖勾結帝國主義，鞏固自己的封建統治，不是什麼“愛國主義”。章炳麟進一步還指出，“立憲”絕不是什麼“請求”可以得到的，各國立憲，都經過“血戰”，各國的“民變”，都要靠武裝暴動，否則人民得不到“自由議政之權”，結果仍舊是“君權”。他說：“豈有立憲而可上書奏請者。立憲可請，則革命亦可請乎？以一人之詔旨立憲，憲其所憲，非大地萬國所謂憲也。”
這就是說，由封建皇帝頒佈的憲法，只能是適合封建君主所需要的憲法，而絕不是代表民衆的世界資本主義各國的憲法。章炳麟認爲，不經過武裝革命，封建統治者不會自動放棄統治權，即使君主讓出一部分權力，也是人民流血鬥爭的結果。他引證東西各國“民變”的歷史，闡述了這個真理。這樣，就有力地駁斥了改良派在民主革命問題上所散佈的和平過渡的幻想。針對康、樑宣揚的革命只能造成“內亂”的謬論。章炳麟又指出，民主共和觀念是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民羣衆通過自己的實際鬥爭，增長了智慧，鍛鍊了打擊敵人和整頓內治的能力，所以“事成之後，必爲民主，能夠建成一個民主共和的新國家”。他說：“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這是說，革命不僅破壞舊的，而且使人民樹立起新思想和新風尚。
他駁斥了改良派所宣揚的革命只有破壞而無建設的謬論。針對康、樑宣揚的革命必然引起帝國主義干涉的理論，章炳麟又指出，中國革命不能不同外國打交道，既同外國打交道，就不能避免外國干涉，問題在於爲外人干涉就不革命，甘心做奴隸。他認爲，只要善於利用外人，而不爲外人所利用，革命是可以取得勝利的。這樣，又駁斥了改良派宣揚的革命只能亡國滅種的謬論。最後，指出，改良派的“非革命論”，無非是“爲滿洲謀其帝王萬世祈天永命之計”，做滿洲貴族的奴僕而已。
在20世紀初革命民主派同改良派的論戰中，革命民主派中許多人不肯承認人民革命的正義性，大講什麼革命可以“有秩序地進行”，可以避免“自然暴動”，可以不觸動帝國主義的利益等這些論調，不可能駁倒改良派，反而爲梁啓超的“開明論”提供了炮彈。
章炳麟對改良派的反擊，集中到一點，就是認爲只有通過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中國才能實現民主政治。他堅持了暴力革命論，擊中了改良派的要害，在同改良派的論戰中作出了貢獻。在同改良派的論戰中，章炳麟還宣傳了革命民主派的“平均地權”的思想。他受孫中山的影響，早在1900年便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認爲“不親耕者”不能擁有土地，反對地主對農民進行封建剝削。後來在同改良派的論戰中，他又指出，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在中國不可能有民權政治，只有“均配土田，使耕者不爲佃奴”，才能實現民主共和政體。
章炳麟的這些觀點，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經濟要求。因爲只有廢除了封建的土地佔有制，資本主義才能得到迅速的發展。他把土地問題同民主政治聯繫起來，回擊了梁啓超等對革命民主派的“社會革命”論的誣衊，在當時有其進步的意義。但是他同其他的革命民主派一樣，沒有能力解決土地問題。他並不想發動農民起來同地主階級進行鬥爭，而是主張採取政府收買土地的辦法消滅地主階級，這仍舊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幻想。章炳麟在反對改良派的鬥爭中，在西歐的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還對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度進行了批判。康有爲和梁啓超，爲了推行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竭力吹捧資產階級兩院制。到了1907年，清王朝又搞起了“預備立憲”的騙局。
爲了戳穿保皇黨和清王朝的政治欺騙，章炳麟抨擊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制度。他把貧富不平等歸之於代議制度便十分錯誤了。問題的實質是，不是因爲有了代議制度造成了貧富不平等，而是因爲生產資料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勞動人民在經濟上沒有權利，纔有剝奪勞動人民政治自由的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制度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列寧說：“如果不把平等理解爲消滅階級，平等就是一句空話。”章炳麟作爲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並不想廢除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他所講的富人和窮人在政治上的平等，只能是一句空話。他所設想的不要代議制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說穿了，仍舊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絲毫也改變不了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實質。
他指出，所謂“代議政體”，實際上是富民豪家爭權奪利的工具，議員名義爲代表人民，實際上依附政黨，議院爲富人所壟斷，國家則利用議院，“誘惑愚民而鉗制其口”，窮人根本沒有參政的自由。他說：“君主之國有代議，則貴賤不相齒；民主之國有代議，則貧富不相齒。”他認爲在中國實行代議制度，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是落到滿洲貴族手中，便爲富民豪右所獨佔，結果“民權不借代議制以伸，反因之掃地”。
章炳麟的這些觀點，揭露了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虛僞性，進一步打擊了保皇黨“請開國會，以伸民權”的反革命陰謀。在國家體制問題上，他反對代議制度，而主張實行“直接民權”的“合衆共和”制度。他認爲，國家元首應由人民直接選舉和罷免，國家法律應由通曉法律和周知民間利病的知識分子制定，由總統主管國家行政，由法官按法律處治總統和官吏的違法行爲，學校不隸屬於政府，官吏不能經營私人工商業，不自耕者不得有土地。他認爲能夠做到這幾項，真正的平等便可以實現了（同上）。這就是章炳麟爲未來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所設計的政治方案。
章炳麟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影響下，看到了歐美的資產階級代議制度的虛僞性，認爲中國的民主政治不能走議會制度的道路，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種了不起的見解。
二、對儒家學說的批判
章炳麟在反對封建勢力和保皇黨的鬥爭中，對孔子和儒家學說還進行了批判。在革命到來時，康有爲和梁啓超大講尊孔讀經，用來反對革命思潮的傳播。1906年他發表《諸子學略說》，進一步譴責了孔子和儒家學說。他說“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爲心”，孔子和他的門徒都以做官爲終生志向，他們“苦心力學，約處窮身，心求得售，而後意歉”。五四運動後，在人民革命洪流面前，他越來越保守，竟然懺悔自己早年的“詆孔”言論，說什麼“中年以後詆孔則絕口不談”。他甚至在自編的《章氏叢書》中把他早年非孔的文章一概刪除。而到了晚年，他更公開鼓吹尊孔讀經，聲稱讀經“有千利而無一弊”。他還指責當時社會上“發展個性”、“打倒偶像”等解放思想的要求，說什麼這是造成“世亂”、“國危”的嚴重弊病，而“救亡之道，舍讀經末由”，公然主張以封建舊道德、舊思想來反對民主思想的傳播。這說明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力擔當起徹底清算封建舊文化、舊思想的歷史任務。
康有爲繼承了今文經學派神化孔子的學風，宣稱要把孔子學說變成宗教，鼓吹要以孔教爲國教。章炳麟則打起了古文經學派的旗幟，在對待封建文化遺產問題上，同康有爲的今文經學展開了鬥爭。他抨擊了封建偶像——孔子，反對了康有爲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歪曲和附會。
章炳麟因爲一心追求富貴，所以不擇手段，品德敗壞。他認爲，孔子本人就是一個“譁衆取寵”的人，到處搬弄是非，搞陰謀詭計，“以詐取人”；爲了爭名奪利，甚至害死了少正卯，其心非常狠毒。他還揭露說，孔子吹噓他自己是“無可無不可”；孟子吹捧孔子是什麼“聖之時者”。其實，是玩弄權術，陰一套，陽一套，今天這樣，明天又那樣，爲其“污邪詐僞”的行爲作辯解。他還指出，儒家所講的“中庸之道”，其實是叫人做“鄉愿”，當兩面派的僞君子；孔子以“矯言僞行”來“迷惑天下之主”，不僅是“鄉愿”，而且是“國願”，是全國最大的僞君子。從而他得出結論說“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用儒家之理想”，立論則模棱兩可，“止於函胡之地”，搞調和折中，“淆亂人之思想”。總之，他認爲：“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像微蟲黴菌，可以殘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斷不可用的。”這也就是說，革命黨人實行革命，提倡民權，必須反對孔教。
章炳麟對孔子學說的譴責，嚴重地打擊了兩千年來的尊孔讀經論，剝下了孔“聖人”的畫皮，把孔子這個封建偶像從神聖的廟堂上推了下來，在反對封建舊文化的鬥爭中具有革命的意義。他之所以這樣地攻擊孔子，還在於打擊以康有爲爲首的保皇黨。康有爲自稱是“當代孔子”，戊戌變法後，大講“中庸之道”，把自己比作“聖之時者”。在章炳麟看來，康有爲不過是爲了追求富貴從事保皇的陰謀家和僞君子而已。
章炳麟認爲，孔子的道德和學術都不能和先秦諸子相比，更不能和荀子相比，只是因爲孔子刪定了六經，後來纔出了名。孔子的名聲之所以超過了他的實際，正如王守仁、曾國藩一樣，其道術本來淺薄、“微不足道”，由於爲封建王朝立了功又善於吹噓自己，從而被人們吹捧爲大人物或“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