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位先生，顧王兩先生，是講程朱之學的。黃先生則是講陸王之學的。他們讀書都極博，考證都極精，而且都留意於經世致用，制行又都極謹嚴，和向來空疏、迂闊、猖狂的人，剛剛一個相反。中國自秦漢以後，二千年來，一切事都是因任自然，並沒加以人爲的改造。自然有許多積弊。平時不覺得，到內憂外患交迫之日，就一一暴露出來了。自五代以後，契丹、女真、蒙古，迭起而侵掠中國。明朝雖一度恢復，及其末造，則眼看着滿洲人又要打進來。返觀國內，則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風俗薄惡，寇盜縱橫，代代都相沿的治法，有破產的傾向。稍一深思熟考，自知政治上、社會上都須加一個根本的改造。三先生的學問，都注意到這一方面的。黃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對於君主政體，從根本上下攻擊。王先生的《黃書》，這種意見也很多。顧先生的《日知錄》，研究風俗升降、政治利弊，亦自信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之書。這斷非小儒呫嗶，所能望其項背。後來清朝人的學問，只講得考據一方面，實不足以繼承三先生的學風。向來講學術的人，都把明末諸儒和清代的考證學家，列在一處，這實在不合事實，不但非諸先生之志而已。
講到文藝，元明人的詩文，亦不過承唐宋之流，無甚特色。其最發達的，要算戲曲。古代的優伶，多以打諢、取笑爲事。間或意存諷諫，飾作古人，亦不可謂之扮演。扮演之事，惟百戲中有之。如《西京賦》敘述《平樂觀》角觝，說“女蝸坐而清歌，洪崖立而指揮”之類。然而不兼歌舞。南北朝時，蘭陵王入陳曲、踏謠娘等，才於歌舞之中帶演故事。然還不是代言體。宋時的詞，始有敘事的，謂之傳踏。後來又有諸宮體。至於元代的曲，則多爲代言體。演技者口中所歌，就作爲其所飾的人所說的話，其動作，亦作爲所飾的人的表情。就成爲現在的戲劇了。戲劇初起時，北方用絃索，南方用簫笛。明時，魏良輔再加改革，遂成爲今日的崑曲。此外說話之業，雖盛於宋。然其筆之於書，而成爲平話體小說，則亦以元明時代爲多。總而言之，這一個時代，可以算得一個平民文學發達的時代。
第七、元明的宗教和社會
元代是以蠻族入據中國，沒什麼傳統的思想。所以對於各種宗教，一視同仁。各教在社會上，遂得同等傳播的機會。其中最活躍的，則要算佛教中的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中的密宗，其輸入西藏，據《蒙古源流考》，是在747年，始祖名巴特瑪撒巴斡。密宗是講究顯神通的，和西藏人迷信的性質，頗爲相近。
所以輸入之後，流行甚盛。元世祖征服西藏後，其教遂流行於蒙古。西僧八思巴，受封爲帝師。其後代有承襲，受別種封號的還很多。天下無論什麼事情，不可受社會上過分的崇信。崇信得過分，其本身就要成爲罪惡了。喇嘛教亦是如此。元世祖的崇信喇嘛教，據《元史》上說，是他懷柔西番的政策，未知信否。然即使如此，亦是想利用人家，而反給人家利用了去的。當時教徒的專橫，可說是歷代所無。內廷佛事，所費無藝，還要交通豪猾，請釋罪囚以祈福。其詒害於政治，不必說了。其在民間，亦擾害特甚。當時僧徒，都佩有金字圓符，往來得以乘驛。驛舍不夠，則住在民間。驅迫男子，**婦女，無所不至。還要豪奪民田，侵佔財物，包庇不輸賦稅的人，種種罪惡，書不勝書。
其中最盛的楊璉真伽，至於發掘宋朝錢塘、紹興的陵寢和大臣冢墓一百零一所，殺害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條，玉器一百一十一件，雜寶一百五十二件，大珠五十兩，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包庇不輸賦的人民兩萬三千戶。真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事情。次於喇嘛教，流行最盛的，大約要算回教。因爲元時，西域人來中國的很多，大多數是信回教的。至於基督教，則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諾（MonteCarvino），曾以1294年，奉教皇的命令來華。元世祖許其在大都建立教堂四所。信教的亦頗不乏，但都是蒙古人。所以到元朝滅亡，又行斷絕了。廣東一方面，亦有意大利教士奧代理谷（Odoric）來華，都是羅馬舊教。
元代社會的階級，劃分也很嚴格。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南人，在選舉和法律上，權利都不平等。此外最利害的，要算掠人爲奴婢一事。元初的制度，大約俘掠所得，各人可以私爲己有；至於降民，則應得歸入國家戶籍的。然而諸王將帥，都不能遵守。其中最甚的，如滅宋時平定兩湖的阿里海涯，至將降民三千八百戶，沒爲家奴，自行置吏治之，收其租賦。雖然1240年，太宗曾籍諸大臣所俘男女爲民。然1282年，御史臺言阿里海涯佔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世祖令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則仍認俘掠所得，可以爲私奴。《廉希憲傳》說他行省荊南時，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則當時被俘的人，連生命也沒有保障。
北族是歷代都辮髮的。所以在論語上，已有被髮左衽的話。南北朝時，亦稱鮮卑爲索虜，但是自遼以前，似乎沒有敢強行之於中國的。金太宗天會七年，才下削髮之令。但其施行的範圍，仍以官吏爲限，蒙古則不然，不論公人私人，都要強迫剃髮。其時幾於舉國胡化，明有天下，才把他恢復過來。明太祖洪武元年的《實錄》說：
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鹹辮髮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則爲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爲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髮於頂。……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這個真要算中國人揚眉吐氣的一天了。
然而明太祖雖能掃除衣冠辮髮的污點，至於社會上的階級，則初無如之何。太祖數藍玉的罪，說他家奴數百，可見明初諸將的奴僕，爲數亦不在少。後來江南一帶，畜奴的風氣更盛。顧亭林《日知錄》說：“江南士大夫，一登仕籍，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其用事之人，主人之起居食息，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王者起，當悉免爲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則豪橫一清，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士大夫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爲善。政簡刑清，必自此始。”可以想見這一班人倚勢橫行，擾害平民的行徑。然亦明朝的士大夫，居鄉率多暴橫，所以此輩有所假借。明朝士大夫，暴橫最甚的，如樑儲的兒子次攄，和富人楊端爭田，至於滅其家，殺害二百餘人；王應熊爲宰相，其弟在鄉，被鄉人詣闕擊登聞鼓陳訴，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贓至一百七十餘萬。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爲都御史，都是烏程人。其鄉人爲盜於太湖的，至於以其家爲奧主，都是駭人聽聞的事。這大約仍是元代遺風。因爲當時劫於異族的淫威，人民莫敢控訴。久之，就成爲這個樣子了。清朝管束紳士極嚴，雖說是異族入據，猜忌漢人，要減削其勢力，而明代紳士的暴橫，亦是一個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