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18日下午2點，華盛頓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周玉書？”總統臉上混雜着譏笑和憤憤不平的表情，“一名國家安全部的小小局長十年前提出的計劃，竟然讓我們中央情報局大大的局長搞了十年才弄到手？”
“總統先生，我們盡力了！”戈斯覺得該說清楚的時候不能一直唯唯諾諾，否則今後別想再在華盛頓混了，“我們對北京的人力情報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來說，還是讓人滿意的。”
“讓人滿意？”
“讓誰滿意？”
“讓北京滿意吧！”
“哈哈……”
戈斯對於副總統和國防部長的冷嘲熱諷置若罔聞。他神情凝重地說：“1989年冷戰結束之時，當美國人民嗅出讓人振奮的和平氣味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刮過來血雨腥風。從那時開始我們一直把和平演變中國作爲首要的目標。冷戰結束後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大部分時間裡，我們對北京採取兩種主要的工作：一是突破中共對自己國家和人民的封鎖，想法設法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帶進中國，傳遍大陸；二是培養扶持已經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中國民運精英展開各式各樣的民主運動。這兩個工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使用和平的手段演變中國政治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一黨統治，力圖在北京成立親近西方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政府。
“很遺憾的是，這兩項工作都以失敗告終。雖然我們把麥當勞漢堡包店開到了中國大江南北的各個角落，中國人也習慣了在披薩薄餅門前安靜地排隊，而且他們還發明瞭使用白切雞的調料吃肯塔雞的中國特色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但是由於北京連搞幾次反精神污染並且多次藉機煽動仇美的民族主義情緒，我們那些年在北京傳播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努力基本上都白費。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在美國的帶頭下，把綠卡和永久居民身份證發給了近百萬的中國留學生，希望他們在反對中共的暴政中無後顧之憂，但他們很快就搖身一變，成爲回去投資的愛國華僑或變爲輸送技術和科學知識回國的海歸，和我們希望他們輸送自由民主思想回國的期望背道而馳。加上中共對於異議人士採取流放出國的策略，割斷他們和祖國的脈絡聯繫，使得他們出來後成爲‘拔劍四顧心茫然’的鬥士，無用武之地。”
“中央情報局是什麼時候承認失敗的？”總統打斷他的話。
“他們什麼時候都沒有承認失敗！”國防部長陰陽怪氣地小聲調侃道，“他們只承認自己沒有勝利而已！”
“1996到1997年臺海發生嚴重危機時，我們意識到是該改變策略了。以前我們太小看中國，以爲只要使用和平演變策略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改變這個國家，更換北京政府。沒有想到的是，隨着經濟高速發展，中國政治局勢相對穩定，國力日益強大。1997年臺海危機期間，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在積極對那個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過程中，卻因爲輕視而忽略了部署蒐集他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以致在北京突然針對臺灣進行實彈演習時，我們措手不及。最後出動了兩艘航空母艦才讓北京知難而退。1997年臺海危機成爲我們中央情報局對華工作的分水嶺，從此以後，我們在戰略戰術上把北京提升到主要的對手的位置上，中央情報局的工作退回到以收集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爲主。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的情報收集框架主要是和臺灣密切配合，分工合作。原則上我們主要靠技術手段收集情報，而臺灣方面則以發展人力情報爲主，然後我們把雙方的情報做交換。這一機制直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都還行之有效。例如我們使用間諜衛星把解放軍的部署鉅細無遺地拍照下來，然後有選擇地和臺灣交換；臺灣拿過來和我們交換的主要是人力情報，他們同爲中國人，發展間諜開展情報工作要容易得多。但這一美臺交換情報的機制到臺灣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出現問題。”
“什麼問題？”
“這個，”戈斯呷了口特勤人員送上來的咖啡，繼續道，“就像我們從來不對他們全盤托出一樣，臺灣也開始變得不誠實，甚至開始利用手中的人力情報有意誤導我們。我們對於臺灣的安全有承諾，我們是臺灣的保護傘，但是，爲了不加深臺灣的不安全感以及避免他們走極端，我們在很多時候會有選擇性地傳遞技術情報給他們。例如我們從來不向他們通報大陸核子武器的部署情況，因爲那玩意報給他們沒有任何益處，徒增不安而已。可是從李登輝執政後期開始，臺灣政客爲了迎合臺灣本土民意，爲了爭取選票，他們把自己和一黨的利益置於臺灣利益之上，而把臺灣利益又放在美國利益之前。爲了這個目的，他們使用了手裡的人力情報。例如，在1997年臺海危機最嚴重的時候，雖然臺灣已經從他們在解放軍中的王牌特務中共少將劉連昆處獲得了中共‘實彈’演習中使用空炮彈的情報——也就是說中共尚算理智，兩岸並無擦槍走火的燃眉之急——可是臺灣國安會當時給我們的情報卻聲稱，北京已經準備好利用擦槍走火的機會對臺灣實行點穴式的打擊。由於我們在北京的情報人員並沒有獲得高層情報，無法證實臺灣情報的真假，於是寧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結果美國動用了兩艘航空母艦，並密令全球各大航母戰鬥羣進入戒備，必要時立即馳援太平洋。臺海危機雖然和平化解，但卻奠定了中美對抗的基石。如果不是後來臺灣的王牌特務劉連昆被北京抓獲，我們到今天可能都不知道被臺灣當局利用和矇蔽了。”
“這也不叫什麼矇騙，”國防部長打斷道，“臺灣當局也許只是用這種方式提醒我們，讓我們清楚北京政府的本質。我們不是在那之後調整了對華戰略策略嗎？”
“這個我承認，可是那件事情也讓北京調整了對美戰略策略！”
“哦，是嗎？”總統好奇地看着戈斯，“說來聽聽。”
“臺海危機後，克林頓政府提出的發展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政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此之後美國把中國提到主要對手的地位加以重視。但在中國方面也有較大的改變，這之前他們只是怕美國和平演變，只要防止美國和平演變就可以了。但在1997年臺海危機之後，他們從上到下都生出了遲早要和美國打一仗的念頭。我們後來獲得的確切情報顯示，199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接下來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中國已經暗中調整了核子武器發展計劃和策略。在這個思想指導下，他們暗中研究最新的核子武器，同時在不實行核試爆引起國際關注的情況下囤積大量核子武器原材料，必要時實行批量生產。當然，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致命武器’也是在那個時候由北京國家安全部一局情報局局長周玉書提出的。”
“局長先生，你的前任特內特在任時改變了對中國的情報策略，是否成功？”國家安全顧問這時插進來問。
“我的評價是積極的！”戈斯是2004年8月8日被正式任命爲中央情報局局長的，“我們當時舉步維艱，由於民族文化，政治制度，人種和生活習慣的不同，我們要開展對華人力情報是非常困難的。但我們還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績，例如我們利用中國軍官到哈佛大學進修的機會發展了中國國防部美大司大校徐俊平。”
“他不是潛逃來美國了？”
“對，他當時幾乎把中國國防部涉及到對美的所有絕密文件都帶來了……”
“可是沒有帶出‘致命武器’的計劃？”
“很遺憾，那個計劃實在太絕密，北京最高當局知道無法信任下面的人，所以他們就把這個計劃改頭換面，結果讓執行計劃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執行‘致命武器’計劃。據我們所知，在‘致命武器’計劃開始執行的時候，全中國知道這計劃的總共不到十個人。而且都是最高位置上的軍頭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最糟糕的是，他們的任何文件和通信都不提及這個計劃……”
“原來是這樣！”
“當時知道這個計劃十人中，每個人配備的常規警衛都超過一個連的正規軍，別說從他們那裡獲得詳情，就算是想遠遠地看他們一眼都困難！但只有一個人例外，他就是當初制定這個計劃的國家安全部局長周玉書！”
“難怪你們只能從他下手，現在我明白了。好，接着介紹你們對中國改變策略後發展情報人員的做法。”
“我們主要對三個層次的中國人採取三種不同的手法進行情報工作。”
“說來聽聽。”
“第一層是針對北京黨政軍的高級領導人的工作。由於中國實行一黨專政的集權統治，人治的色彩很濃，政府決策經常是搞一言堂或者根據幾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好惡黑箱操作，所以針對一些高層的工作成爲我們的重中之重。但是這層次的工作也最難於展開，大家知道，能夠通過一關關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踩着無數共產黨員的屍體爬到北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上的幾乎都是老奸巨滑的，他們早就對我們的意識形態武器刀槍不入，而且我們也無法使用經濟手段。”
“爲什麼，我給你們的撥款和情報經費還不夠嗎？”總統忍不住問了一句。
“總統先生，我得實話實說，我們的情報經費完全不夠。中國的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幾乎都通過家屬或者子女控制了數十億的資產，除非總統你還想美國出現赤字，否則休想去收買他們。前些年我們使用綠卡作爲誘餌取得了一些成績，因爲這些高級領導人的子女大多對於自己的老一輩開創的事業是否可以紅旗不倒抱懷疑態度，都在紛紛暗中轉移資產到海外鋪後路。我們掌握了一些情況，也利用了一些情況。但是總統先生，這招已經不靈了，他們大多取得了美國綠卡甚至美國國籍，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們搞清楚了我們的社會性質，已經不害怕我們會要挾他們。後來我們開始採取另外的策略，那就是利用跨國公司僱傭這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給他們近億元人民幣的年薪，讓他們在意識到自己重要性的情況下自願成爲我們的‘中國問題分析專家’……”
“哈哈……”大家都隨着總統笑起來，“中國問題分析專家，好好！”
“他們大多在如美林、城市信用集團等美國控制的跨國金融公司的中國部或者研究部任職，例如九十年代中國的政治局常委幾乎都有子女在這類公司任職。總統先生知道，那些公司和我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當然年輕一代的中國領導人上臺後也不例外，他們的子女既然在國內不能經商，那就到外資企業去任職吧，年薪都不少於一千萬美金。”
“這麼多？太過分了！”有好幾位搖頭表示不可思議。
“不用擔心，主要是企業出，除非有特別重要的‘分析’對我們有用，我們纔會補助他們一點，不過那些企業也有需要我們幫忙的時候，我們並不欠他們。這就是我們中央情報局針對北京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的曲線救國的情報工作，過去我們獲得的大量的經濟政治情報，就是從這個渠道來的。當然我們也面臨着困惑，那就是這些子女大多並不關心北京黨政軍方面的絕密情報，他們的父輩畢竟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還是有些保密知識和原則的。加上最重要的，這些太子黨們是中國目前政治制度和體制下的幸運兒，他們潛意識裡都不會作損害那個政府的事情。這使得他們提供的情報具有片面性。”
“我們使用第二個層次的情報對象彌補這一不足！”戈斯停了一下繼續說，“第二個重點工作對象就是中共黨政軍中的中高級幹部，由於高級幹部大多已經掌握實權，也就是說他們已經有能力把手中的權力慢慢換成金錢和享受，所以我們工作成功的對象主要是那些中級幹部。我們使用民主自由理想和黃金萬兩兩手對他們開展工作，因爲這些人的性格具有兩面性。這些人經過一段在中共體制內艱難的跋涉，大多處於不上不下的尷尬地位。他們心裡一方面羨慕高級幹部大權獨攬，靠貪污腐敗享受金錢和美女；另外一方面良心未泯，也想改變中國現狀，實行清正廉潔公平競爭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有機會，他們都會很願意與我們合作。問題就在於‘找到機會’，由於做他們的工作有一定的難度，需要策略和手段，所以都需要我們本部的間諜經營者（Master)親自出馬，而我們大多爲白人，出動到中國大陸並不方便。所以我們對他們的工作只能選擇在海外進行。好在目前有很多北京黨政軍高級幹部到美國訪問和學習，我們的機會並不少。大校徐俊平就是這樣被髮展的。”
“我知道，但你們也有失敗，你們以爲前國臺辦主任周明偉是哈佛大學培養的，於是就乘他到美國的機會擅自提高接待規格、開展說服工作，結果這人不買賬……”
“對，總統先生，我們原來以爲他受到美國教育，會接受我們的……沒想到，他是堅定的中國共產黨員！”
“哼，他可是最瞭解美國的共產黨，就因爲你們對他的工作被中國國家安全部隱藏在華盛頓的間諜發現，結果周明偉回國後被調離了國臺辦，離開了重要的決策部門，這應該算你們的失誤吧！”
“是，總統先生，我們會改進，不過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最近有三位部長的公子入籍美國，他們可都是忠實的美國公民啊！”
戈斯神秘兮兮地簡單介紹了三位忠實的美國公民如何盡義務的。總統臉上這才露出了一些笑容。他說：
“聽起來還不錯，接着講！”
“謝謝總統，發展這第二種對象的好處是，他們都可以直接給我們提供北京黨政軍的機密和絕密文件，但侷限性則是他們只對自己任職的領域熟悉，而且知道的深度有限。另外除非他們直接參與，否則對於一些特別絕密的計劃基本上都是一知半解。我們動用了所有的這類關係，每個人都能夠向我們呈報一些有用的東西，但到最後，對於‘致命武器’仍然是管中窺豹。”
“你的意思是你們是從第三個層次的情報員獲得‘致命武器’情報的？”
“是的，總統先生！第三層次的對華情報對象包含範圍很廣，包括除開上面兩種以外的所有來源。但是這些年我們主要倚重的則是中國那些有專業精神的專業人士，例如學者專家和新聞記者，雖然他們不接觸機密和絕密，但是他們的職業就是尋根究底，追求真相。而且能夠從事這一職業的人，相對來講都具有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這使得他們在追求真相，披露事實的時候，勇往直前、窮追不捨。而且由於他們具有專業知識，對一些事情的看法較全面，最主要的是，當他們報送一份份情報給我們的時候，往往連情報分析都附帶上了。這些人爲我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預警性戰略情報。”
“包括‘致命武器’計劃？”
“是的，總統先生，這個計劃就是七十二小時前由我們最優秀的情報關係帶回來的！”
“最優秀的情報關係？”總統沒好氣地說，“他爲什麼讓我們等這麼久？”
“總統先生，不是‘他’，而是‘她’，她是冒着生命危險從中共國家安全部監獄越獄潛逃出來的！”
戈斯的聲音有些顫抖，他自己在年輕的時候當過特務，是中央情報局歷年唯一一位從事過第一線情報工作的局長。他可以點頭哈腰地面對總統對他工作的冷嘲熱諷，但卻絕對無法容忍任何人對自己手下那些冒着生命危險的情報人員的不敬。何況，諾大個中央情報局，像這樣的情報人員也找不出幾個！
總統感覺到戈斯內心激動的情緒變化，有些後悔，於是隨口道：“那你就安排我在白宮秘密宴請一次這位優秀的情報員吧，我們考慮授予她一枚勳章！”
“她絕對當之無愧！總統先生！”戈斯順着總統的意思，自豪地說，差一點忍不住站起來行個軍禮。
“不過，”陰陽怪氣的國防部長不失時機地插了進來，“戰爭還沒有開打，就授予勳章，不是太快了點嗎？”
“戰爭？”總統心事重重地重複這個詞。
“是的，總統，除了戰爭，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擊敗北京？！”
國防部長說完，傲慢地盯着戈斯。他心裡想，戈斯講了那麼多廢話，無非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毫無用處！北京既然只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那麼下面是否該輪到我這個國防部長講兩句？！
更’多‘小’說，‘盡’在‘星’月‘書’吧‘！《致命武器》第四部：決戰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