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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武賁郎將周仲,馬上率軍東進,坐鎮洛口倉,全權負責京師東線之安全。”楊恭仁發出了第三道命令。
樊子蓋毫不遲疑地提出了異議。此刻誰指揮的軍隊多誰的實力就大,在東都的話語權也就越重,樊子蓋本來就已被楊恭仁“壓制”了,在決策層中有邊緣化之趨勢,十分憋屈,如果他再不牢牢“抓”住周仲,那可以預見,他這個東都留守很快就會成爲俯首聽命的“擺設”,根本無從掌控東都的命運。
樊子蓋之所以敢於與楊恭仁針鋒相對,就在於他抓住了楊恭仁的“軟肋”。
雖然鄭元壽突然離京的確造成了不良影響,但這種影響僅侷限於東都高層,再加上鄭元壽要反擊的對象是楊恭仁,所以其他人不便宣之於口,都會心照不宣的閉緊嘴巴,誰也不會沒事找事主動得罪楊恭仁,而楊恭仁對防禦部署的調整,在他們的眼裡也就變成了宣泄式的過激反應,是楊恭仁對鄭元壽和軍方設計“坑害”他的一種抗議式的“咆哮”,表演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因此在樊子蓋看來,適可而止就行了,沒必要搞得滿城風雨,一旦矛盾公開化了,舉城皆知了,對鄭元壽沒什麼損失,對楊恭仁的聲望打擊就大了,實在不划算。
樊子蓋的目的不過是把周仲留在西苑,留在東都邊上以方便自己如臂指使的調度這支軍隊,幫助自己在東都決策中贏得部分話語權,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楊恭仁,更不想在未來的風雲變幻中做一個無足輕重的“看客”,而尤其重要的是,以樊子蓋對鄭元壽的瞭解和滎陽鄭氏的利益訴求來說,不到危急時刻鄭元壽絕無可能置鄭氏利益於不顧,毫無預兆的突然離京,與楊恭仁公然撕破臉,同樣,以楊恭仁的性格和他不顧風險毅然復出的目的來說,即便鄭元壽與他撕破臉了,他也絕無可能把矛盾公開化,更不會因爲憤怒而失去理智,所以真正導致鄭元壽不顧一切突然離京和楊恭仁失去理智般地大規模調整防禦部署的原因只有一個：謠言成真,猜測變成了事實,一場針對聖主和改革派的軍事政變終於還是爆發了。
到底是誰發動了軍事政變？是留鎮西京的代王,還是居外戡亂的齊王,抑或是坐鎮黎陽的禮部尚書楊玄感,或者是弘化留守元弘嗣,或者是東萊水師的李子雄,抑或是東征戰場上的遠征軍臨陣譁變？懷疑的對象太多了,聖主和改革派的對手太多了,有可能鋌而走險的權貴太多了,而更嚴重的是,正因爲聖主和改革派的敵人太多了,只要其中任意一個登高一呼,便有可能應者雲集,然後形勢便是坍塌式的一邊倒,那纔是最可怕的最令人絕望的結果。
現在的形勢就很可怕,知情者者統統閉緊了嘴巴,利用各政治勢力間訊息的不對等,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有利於己方利益的部署,竭盡全力搶佔先機,以便在未來紛繁複雜的風雲變幻中立於不敗之地,最大程度地攫取私利,鄭元壽突然離京就是如此,楊恭仁突然調整防禦部署亦是如此,其他諸如崔賾、元文都,還有遲遲沒有露面的韋津、韋雲起、裴弘策等人,估計都是如此。
樊子蓋是真正的憤怒,憤怒這些身份尊崇的大權貴們在國祚危難之際,公開把個人和集團私利置於王國利益至上,此刻不要說齊心協力,一致對外了,根本就是各懷心思,各謀其利,真正的一盤散沙,如此下去,東都的失陷板上釘釘,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
樊子蓋打定了主意,堅決反對楊恭仁把武賁郎將周仲調往洛口倉,就算撕破臉也在所不惜。只要楊恭仁不說出突然調整防禦部署的真正原因,樊子蓋就有充足的理由反對他的決策,但楊恭仁無論如何也不敢說出原因,因爲說出來就證明他早已知道楊玄感有叛亂的意圖,一旦追究下來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既然你早就不知道,你爲何不奏報聖主和中樞？你居心何在？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啊。
果然,楊恭仁看到樊子蓋強烈反對調動周仲,甚至有不惜撕破臉的架勢,隨即就妥協了,但京師東線防禦力量薄弱是事實,而本來負責這一塊的右驍衛將軍李渾把帳下諸鷹揚全部調到伊闕戰場上去了,並且久戰不利已深陷其中,根本無力兼顧京師東線防禦,所以楊恭仁直接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了樊子蓋,你說周仲不能調,那如何加強東線防禦？你只要拿出個妥善計策出來,把問題解決了就行。
樊子蓋一轉手就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了裴弘策。
之前楊恭仁調整東都防禦部署時,曾把加強東線防禦的任務交給了裴弘策,從臨時組建的地方軍裡抽調兵力支援洛口、黑石和偃師三道關隘,但裴弘策嘴上答應得很爽快,實際上敷衍拖拉,到目前爲止尚沒有抽調出一兵一卒趕赴東線關隘。
楊恭仁正是看到裴弘策對自己的命令陽奉陰違,再加上這支臨時組建的地方軍戰鬥力有限,基本上指望不上,所以在東線防禦即將遭到楊玄感猛烈攻擊的情況下,斷然決定把周仲所率的衛府精銳放到最前線去,這必然會觸及到樊子蓋的“底線”,樊子蓋必然要“觸底反彈”,但東線防禦不能不加強,樊子蓋無奈之下,即便知道楊恭仁蓄意給他挖坑,他也只能睜着眼睛跳下去,直接把矛頭對準裴弘策,逼着裴弘策承擔東西防禦之重任。
裴弘策匆匆而來,得知楊恭仁再度調整了東都防禦部署,而自己的任務已經從支援東線三大關隘的防守力量,變成了加強東線防禦,換句話說,就是自己與三道關隘的守將一起,承擔了京師東線的衛戍重任。
裴弘策意識到問題嚴重了,一幫大佬們正在聯手算計自己,一旦京師東線失陷,兵變軍隊兵臨東都城下,自己就必須承擔東線失利之罪責,就要做這幫大佬們的“替罪羊”,到時候官帽子肯定保不住,而更嚴重的是,項上的頭顱也岌岌可危。
裴弘策怒不可遏了,你們這是欺負老夫,還是欺負我河東裴氏？什麼時候老夫和河東裴氏已經淪落到任由宰割的地步了？
“某是不是老眼昏花了？”裴弘策怒極而笑,“東都有十萬衛戍軍,雖然聖主帶走了一半,但還有五萬鷹揚衛,如此強悍實力,東都衛戍還要調用地方鄉團宗團？好吧,就算你們要調用地方鄉團宗團,但以他們的微弱實力,最多也就是承擔一些力所能及的輔助任務,除非東都衛戍軍已無力堅守東都,東都已搖搖欲墜了,必須投入全部力量,拿人命去填了,那時才輪到地方鄉團宗團進入最前線作戰,支援或者是代替衛戍軍承擔起防禦之重任。”
裴弘策的表情漸漸難看,聲音漸漸冷厲,眼神更是咄咄逼人,“這在軍政兩界都是人所皆知的常識,這在兵法軍律上都一筆一劃寫得清清楚楚,但是,某現在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卻是肆無忌憚的草芥人命。某不知道你們爲什麼一定要屠殺無辜,某隻想告訴你們一個事實,那些人不是衛府的衛士,不是府兵,而是普普通通的平民,東都衛戍軍應該保護他們,而不是驅趕他們去送死,踩着他們的屍骨博取那點可恥的功名。”
大堂上一片死寂,裴弘策那近乎咆哮的聲音迴盪在大佬們的耳畔,給人以強烈的衝擊。
楊恭仁神情肅穆,一言不發。這事他沒有錯,他交給裴弘策和地方軍的任務的確是輔助性的,而武賁郎將周仲的確應該去承擔東線防禦之重任,但奈何樊子蓋堅決反對,於是簡單的事就複雜了,樊子蓋和裴弘策馬上就爆發了衝突,聖主留在東都的兩個心腹終於還是翻臉了,只是東都留守府掌握着京師軍政大權,而河南內史府僅僅執掌京畿行政權,實際上是一個地方行政機構,兩者懸殊太大,裴弘策即便在行政級別上與樊子蓋相差無幾,但在實權上無法望其項背,所以最終結果可想而知,裴弘策可以不給樊子蓋面子,可以與樊子蓋當庭爭吵,甚至反目成仇,卻不能不執行東都留守府的命令。
樊子蓋表現得很跋扈,很囂張,今天我就是以強權壓你,你能奈我何？東線防禦的重任你必須承擔,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實際上樊子蓋心裡很苦,關鍵時刻他只能信任江左人,只能依靠江左人,而河東裴氏雖然在政治上始終支持聖主,但它與關隴本土貴族的利益聯繫太密切了,與河洛貴族集團也是利益攸關,現在楊恭仁已經擺明了要把裴弘策這個可能的“隱患”趕出東都,那麼足以說明楊恭仁不是無的放矢,他可能掌握了一些機密,而從東都安全的角度考慮,樊子蓋也只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即便明知楊恭仁是借刀殺人,是蓄意挑起改革派內訌,也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了。死道友不死貧道,這在政治上司空見慣,此刻樊子蓋也只能丟車保帥了。
裴弘策衝着越王楊侗深施一禮,然後環視一幫大佬們,冷笑道,“老夫的人頭可以拿,但在拿之前,最好掂量一下爲此付出的代價。”
裴弘策揚長而去。
裴弘策好殺,但是否承擔得起河東裴氏的瘋狂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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