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沒錢了怎麼辦？
東西方有完全不同的做法。
西方習慣於舉債，沒錢了就去找那些有錢人去借。當然借了還會還，同時會支付一定的利息，這樣政府既能得到維持，又能因爲借貸關係的存在，使得經濟上有實力的有錢人支持政府以免血本無歸，形成了一個良好循環。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西方的某些經濟巨頭雖然不涉足政界，但在政界從不缺少代言人，他們的影響力無處不在。
比如老雷諾就是這樣的人。
東方則是更乾脆一些，政府沒錢了就加稅，或者是找個名聲不好的“肥豬”宰一宰，既能維持政府統治，又能殺雞儆猴平息衆怒轉移社會矛盾，可謂一舉數得。
這兩種做法之間的差異巨大，基本上是“涸澤而漁”和“細水長流”的區別，孰優孰劣清晰明瞭。
加斯帕德的意思很明顯，就是希望自己的僱主秦致遠做老雷諾那樣的人。
但加斯帕德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秦致遠和雷霆市之間的關係。
嚴格說來，雷霆市也是秦致遠手中的資產，秦致遠拿錢補貼雷霆市，等於是用手中的優質資產去補貼劣質資產。
這和老雷諾和巴黎市政府之間的關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加斯帕德顯然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自己的看法。
“不不不……絕對不行！哪怕將軍是科西嘉的國王，將軍也不應該用自己的錢去補貼政府運營。那會滋生政府的惰性，令他們喪失進取心，以後會養成一個只要有問題就來找將軍解決的習慣，而不是激發自身潛力去解決問題，這絕對不是個好選擇。”加斯帕德頭搖得像是卜楞鼓，態度堅決，沒有絲毫的轉圜餘地。
“這並沒有本質區別，不管是你手中的證券，還是我這邊的lll公司，本質上都是秦爺的錢，目前看起來，雷霆市和三叉戟市需要一定的財政補貼，但從長遠上看，雷霆市和三叉戟市以後都會有自己的造血機制，到時候產生的利潤同樣還都是秦爺的，這有什麼關係？”黃富貴擺出一副要理論到底的樣子。
看來黃富貴也在不停的進步，否則關於“財政補貼”、“造血機制”這些個名詞，黃富貴不可能理解什麼意思，更不用說能熟練運用。
這也很好理解，不管這些手下人怎麼樣，秦致遠始終是在大步前進，如果能跟得上秦致遠的腳步，黃富貴他們就能一直都是秦致遠的心腹。一旦自我懈怠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那肯定會被早有準備的有心人取代，無數個黃富貴和加斯帕德正在等待機會。
“你沒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並不是說不行，而是說不能毫無原則的提供幫助。客觀的看待雷霆市和三叉戟市，他們都一個發展的過程，身爲決策者，或者說身爲統治者，咱們要做的不是強行干涉雷霆市和三叉戟市的發展，而是提供必要的環境以及政策的扶持，讓他們自己完成這個蛻變的過程。”加斯帕德對於社會運營還頗有心得。
“那麼金錢上給予補貼，我認爲就是政策上的扶持。”黃富貴寸步不讓。
自從加斯帕德加入秦致遠手下，黃富貴有明顯的危機感。
之前秦致遠手下，就是一幫只知道扛槍打仗的武夫，黃富貴是少有的讀書人，雖然地位重要性不如陳康健他們，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加斯帕德的到來，給黃富貴敲響了警鐘，如果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麼被淘汰是遲早的事。
黃富貴不想被淘汰。
黃富貴有種感覺，只要跟緊秦致遠，他的人生沒準會達到一個做夢也無法企及的高度。
“對，確實是可以補貼，但是這個補貼要有時間上的限制，以及規模上的限制。哪怕是以後雷霆市和三叉戟市擁有了自己的造血機制，將軍也不應該無限度的索取，總之在一個成熟的社會體制中，統治者不能過多的干涉社會運營，而是應該保護社會正常發展。”加斯帕德侃侃而談。
加斯帕德說的，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被證明行之有效的經濟運營方式，也就是所謂的“自由經濟”。自由經濟和中國古代老莊思想中的“無爲”差不多，主張經濟要由市場自由調節，“自由平衡”是核心思想。
自由經濟雖然已經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但畢竟是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誕生的經濟思想，現在繼續奉若經典，已經不合時宜。
如果按照原有的歷史發展規律，世界大戰之後，從三十年代開始就會出現長達五年的“大蕭條”，到時候國家資本主義會應運而生。
秦致遠現在對科西嘉島實施大規模建設，其實就是在運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力量。這和十幾年後纔會誕生的“凱恩斯經濟學”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又不完全相同。
黃富貴現在學了點經濟學中的皮毛知識，和加斯帕德還無法相提並論。但在秦致遠面前，加斯帕德的經濟學主張又顯得滯後。
“關於這個問題，不用過多討論，有一點必須要明確。在雷霆市和三叉戟市，市政府對於經濟不可能放任自流，重點企業以及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行業，必須是在市政府的控制之中，私人經濟可以成爲社會經濟的有效補充，但絕對不能在市場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秦致遠有經驗。
不管是“國家資本主義”，還是“自由資本主義”，根本目的還是要推動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或許比“自有資本主義”表現的要好一點，但還沒有達到突破天際的程度。
“凱恩斯理論”剛剛誕生的時候，被各國經濟學家奉爲“聖經”。他創立的“宏觀經濟學”、與弗洛伊德所創的“精神分析法”、和愛因斯坦發現的“相對論”一起並稱爲二十世紀人類知識界的三大革命。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凱恩斯理論”確實是引導了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黃金時期，但他的“通漲”手段，也引起了七十年代大規模的通貨膨脹。
秦致遠理想中的經濟模式就是國家引導下的市場經濟模式，這和“改開”後的中國有點相似。
這種模式或許在剛開始的時候因爲政府的負擔過於沉重導致經濟增長不快，但隨着時間推移，這種模式的優點會越來越明顯，而且對比以私人經濟爲主導的西方經濟體系的優勢會越來越大。
事實上，在另一個時空中的秦致遠出事之前，中國的那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點已經展露無遺，起對於社會資源的協調和利用是西方政府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