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先生說了什麼？”羅蘭好奇地問父親。他知道勞埃德這個“老油條”一般不發表意見，在內閣中顯得很低調，但是偶爾站出來說句話卻都很有分量，往往能夠切中要害。
“勞埃德首相在內閣會議上指出，推行土改必然會得罪佔有大量良田的地方豪強勢力，如果激起地主階層的反抗，恐怕會演變成一場內亂，考慮到我們的政權還沒有得到聖光同盟各國承認，來自西方的壓力與日俱增，倘若內憂外患一起爆發，將使我們的國家陷入災難，另一方面，勞埃德也指出遠東的總體情況是人少地多，土地兼併還不到非治理不可的程度，沒有必要在政權尚未穩固的情況下得罪地主豪強，把有限的國力白白浪費在內耗上。”
魯道夫點燃菸斗吸了一口，目光透過煙雲深深望着兒子：“內閣會議上，約德爾面對勞埃德的上述質疑，東拉西扯的做了一些辯解，實在談不上有多少說服力，設身處地想一想，換我處在約德爾的位置上，恐怕也無法做出有力的回擊，假如被質問的人是你，你要如何爲土改政策辯護？”
“正如勞埃德先生指出的那樣，遠東實際上並不缺少耕地，相比四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五百萬人口實在不算多，還有很多土地可供開墾，那又何必急着搞什麼打土豪、分田地？”羅蘭搖頭輕笑，自問自答，“但是懷有上述疑問的人，我可以負責任的說一句——他們對土地改革的理解還停留在一個膚淺的層面，沒有意識到遠東眼下正處於推行土地改革的最佳時機，如果錯過這個時間段，往後恐怕就很難再找到對土地問題動大手術的機會了。”
魯道夫揚起眉頭，目光炯炯的注視着兒子，“說說看，應該怎樣解讀‘土地改革’才稱得上全面透徹？”
“土改不只是一項孤立的政策，更不能簡單的理解爲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是一整套制度建設，包括方方面面的內容，比如土地稅收制度改革、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
羅蘭先對上述與土地制度相關的政治經濟學概念做出儘可能通俗易懂的解讀，在父親連連點頭、表示聽明白了以後，做出更進一步的闡述。
“坦率地說，我纔不在乎土豪地主佔的那點田地，我在乎的是在遠東推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將遠東大地上那些尚未開墾的土地、森林、草原、湖泊、河流、礦山等等自然資源立法收歸國有，並且對這些自然資源進行精確的測繪、丈量、統計歸類，如果這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資源無法控制在政府手裡，身爲國家的管理者對這些資源沒有一個明確的統計數據，那還談何治理國家？”
羅蘭的質問深深觸動了魯道夫的內心，使他陷入沉思。雖然他作爲一位君主稱得上思想開明，不止一次在內閣羣臣乃至公衆面前承諾儘快制定出一部《寇拉斯法典》，在遠東建立起一個符合時代風尚的立憲制君主國家，但是他的內心深處仍然存有世間君王共同的執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執着。憲法迫使他無法像舊時代的君主那樣獨攬大權，宣稱“朕即國家”，但是如果能以政府的名義掌控國土資源，同樣可以給國王陛下的虛榮心帶來極大的滿足。
“將尚未開發利用起來的自然資源收歸國有，作爲公共財富儲備起來，以備統籌規劃，統一開發，這是很有必要的。”魯道夫先肯定了兒子的觀念，接着提出要求：“但是僅憑這一條還不足以說服內閣羣臣，你需要提出一些更有說服力的論點。”
“事實上明確土地的產權還不是最緊要的理由，我急於推行土改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解放農業勞動力。”羅蘭聳肩攤手，“我很遺憾的發現內閣羣臣大多沒有意識到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現實問題：世上不存在什麼放之四海皆準的土地制度，一個地方採取什麼樣的土地制度取決於當地的人口密度。”
“土地制度取決於人口密度……”魯道夫放下菸斗拿起筆，在本子上記下兒子這句話，像個乖巧聽課的小學生，“這個論點很有意思，嗯，越想越覺得有道理……你詳細說說。”
羅蘭被父親認真記筆記的樣子逗樂了，放慢語速耐心解釋：“在地少人多的地方，土地是比人力更稀缺的資源，所以人們會採取精耕細作、追求單位耕地上儘可能出產更多的農作物；反之在遠東這樣地廣人稀的地方，人力比土地更稀缺，農業生產的首要目標就不再是追求單位土地的作物產量，而是充分發揮單位勞動力的生產效率。”
魯道夫一邊記錄一邊頻頻點頭。其實他早有上述想法，只是在兒子提出來之前還比較模糊，沒有形成一套邏輯嚴謹的理論。經過兒子的講解，陡然感到豁然開朗，對這個問題有了全面清晰的認識。
羅蘭當然瞭解父親的脾氣。魯道夫先生擁有這個時代絕大多數人所不具備的宏大格局與開闊視野，也能虛心聽取兒子的建議，但是他可不喜歡聽人顯擺那些空泛晦澀的學術理論，除非一種理論能夠對社會現狀做出完美的解答，否則他是不會輕易接受的。
羅蘭在與父親談話的時候，總會抓住他務實的性格特點，從遠東的現實情況出發，運用最具說服力的例證和數據闡述自己的觀點。
“現今遠東境內至少還有百分之八十的自然資源尚未得到有效開發，森林、草原、河流和湖泊大多屬於‘無主之地’，爲什麼得不到開發？主要就是因爲勞動力不足，一是沒有足夠的人手去開荒，二是現有的勞動力未能被充分利用起來。”
由此，羅蘭很自然地引出下一個問題：那些沒有被充分利用起來的勞動力都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