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此話一出口，氣氛立刻輕鬆下來，就連整天都板着臉的徐平，也有了笑容。
說了幾句閒話，李迪問晏殊：“徐龍圖編這一套《富國安民策》可謂是窮盡了心力，不辭勞苦。二十餘萬言，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不知學士可否一言道之？”
這是李迪在考較晏殊，在京西路待了小半年，該看的看了，該問的問了，該讀的書也讀了，總得說個一二三出來。不然光說回京幫着說話，幫着說什麼呢？
晏殊考慮良久，才道：“以不才觀之，可用四個字——生財有道！”
四字出口，在場的人一起笑了起來。這話對，可也不對。對是對在概括了書中所稟持的原則，一直講理財，但又時時不忘不是爲了聚財而理財。不對是太空泛，實際沒有涉及書中的具體內容。這也難怪，晏殊對那些具體的政策實在說不出什麼，沒有經驗，沒有感觸。在他看來，能夠不違儒家根本而生財，已經很難得了。
李迪對晏殊知之甚深，也不再多問，又問陳堯佐：“陳相公又做何解？”
“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此一句話自古以來不知道多少人說過，但真正說透了，讓人相信能夠做到的，只有此一《富國安民策》！”
陳堯佐是真正細讀了的，而且處理政事的經驗豐富，李迪一問便脫口而出。
聽了陳堯佐的話，李迪不置可否，又對徐平道：“在老朽想來，若是讓徐龍圖說必然不同於你們二人。龍圖，不知是也不是？”
徐平笑了笑：“此是人之常情，同樣的東西，看在不同的人眼裡，總有細微不同的。”
“那龍圖會用哪一句話來概括此策？”
“天理即人慾，人慾即天理，天人合一。”說到這裡的時候，徐平頓了一頓，“國事即民事，民事即國事，國民合一。”
徐平說完，李迪手扶鬍鬚笑道：“不出老夫所料，龍圖果然思慮深遠。此一策起篇從天理人慾講起，又豈只是理財之策？有這兩句話，《富國安民策》就不僅是治國之術，而可稱之爲治國之道了。以道傳天下，足成一家之言！”
李迪的評價，明顯比陳堯佐和晏殊兩人的評價高，也說明他看到了更深的東西。而這一句評價，讓徐平對李迪刮目相看，這位老宰相的聲望果然不是白來的。
自范仲淹被貶，徐平對意識形態空前重視起來。越是重視，越是發現其重要性，怎麼評價都不過分。《富國安民策》編成，徐平已經大致預料到了後果，無非是自己被閒置，而改革由別人去完成。年未滿三十，徐平對做高官主朝政沒有那麼渴望，欲速則不達，多在基層歷練未必是什麼壞事。惟一讓他覺得可惜，心中放不下的，是范仲淹離去，歐陽修等大批年輕官員被貶，朝中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空檔，自己卻偏偏抓不住。
范仲淹對後來宋朝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性怎麼評價都不過分，這是徐平體會越來越深的一件事情。第一范仲淹，第二歐陽修，這兩個人決定了北宋意識形態的主流。至於朱熹等人，源流要從關學洛學上找，雖然重地是洛陽，但關鍵的幾個人物還沒有露頭角。
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記憶得出的結論，至於自己的好學生李覯，很讓人尷尬，徐平的前世記憶裡真地沒有他。對他的印象，還遠比不上週敦頤這個半大娃娃。
北宋五子，邵雍還在共城種地，周敦頤隨着舅舅鄭向在京城，張載十歲出頭，因爲地處陝西邊地，現在一心想着學習軍事長大打仗，程顥和程頤兄弟剛兩三歲學會說話，就連名字都還沒起。這五個人與司馬光一起被朱熹稱爲道學六先生，便是理學的淵源了。當然令人尷尬的是，尊孟的理學裡混入了司馬光這個尊荀的異類，也說明了理學對孟子的態度。
雖然理學是後世眼中的正宗，但在宋朝遠遠不是，影響真未必比李覯大。從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反對，思想便分爲兩支，後人稱爲改革派和保守派，宋人則以新舊區分。而開新舊之爭的王安石和司馬光，都與歐陽修淵源非淺。影響他們思想的，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越是在這個年代跟這些人接觸得多，徐平越來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脈絡。
宋人尊韓愈，理學一脈大多都是在野，基本沒有執掌朝政的機會，實際上與政治的關聯不大，學問在性命功夫。之所以尊孟，是繼承孟子的性命理論，真正的內容，是把佛教的心性學說加了改造，融合到儒家中來，後人所稱援佛入儒。這也是從韓愈發端，講性情分別，用儒家的性情來與佛家的心性說對抗。歐陽修思想上是繼承這一脈的，但離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認爲性善性惡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別堅決。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歐陽修的影響。心性在宋朝，特別是在北宋，在讀書人中並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講實學，講實際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談必性，講求個人修行。理學的意義更大的是在虛的哲學意義上，對佛教哲學的吸收融合，斷了佛教在社會上層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學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來，以《易》和《春秋》爲宗的治國理論。對自身嚴格要求，關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奮不顧身。在學問上面范仲淹顯得粗疏，但正因爲粗疏，也就沒有破綻，一些大的原則，怎麼說都是對的。他留給後人的，是一種精神，這種精神激勵後人。至於真正的精細學問，反而不重要。
不管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不管是新學還是舊學，都是繼承范仲淹這種精神的。他們的分歧在治國之道上，這個治國之道的思想來源就雜了，李覯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動改革了，徐平自然會留心古今的歷次變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銳地發現一個問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影響深遠的變革往往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商鞅變法是法家的實踐，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動漢化，王安石變法不用講，意識形態衝突的色彩特別濃烈。把意識形態不當一回事，認爲能一言出天下景從，就是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不解決意識形態問題，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裡跳。
後世講歷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識形態的衝突，這樣做的原因多種多樣。至於把改革中的各種勢力分爲幾個利益集團，認爲反對者只是因爲利益受損才反對，無非是把歷史庸俗化，跟戲曲中用臉譜代表幾個人物一個道理。利益受損肯定會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對的就是利益受損的，把政治當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類智商了。
把歷史人物庸俗化，把歷史事件簡單化，把歷史進程虛無化，徐平前世閒着沒事跟人聊天自然無所謂，發帖子吹牛也無非是閒氣。但自己置身這歷史洪流中，再沒有覺悟，用遊戲的心態看歷史，那就要活該被歷史大勢碾成塵土。
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分析，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係的變化，生產關係構成了經濟基礎的最主要內容，這種變化就要在上層建築中表現出來。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政治結構變動困難，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識形態的改變上。
意識形態沒有動靜，就說明了改革的時機不成熟。強行推動，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車裂的下場，失敗了則死無葬身之地，有一個王莽現在還被嘲笑呢。現在萬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現，他的受人擁護，說明了意識形態到了重大變革的時候，改革已經成爲社會的內在需求。只要順應時勢，就可以用最小的代價，推動社會變革的進行。
正是因爲變革已經成了時代的呼聲，《富國安民策》出來，連呂夷簡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爲把握到了時代的脈搏，徐平纔不擔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東流。
但是如果不能佔領意識形態的高地，不能統一思想意識，改革終究會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別人的手裡變了樣，生財之道成了斂財之術，壞了名聲，自己再從頭來過就困難了。更怕因爲政策出了偏差，連帶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廢了。
范仲淹離京，現在由高若訥和姚仲孫兩個諫官同管勾國子監，京城裡也沒有學術上讓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搶佔意識形態陣地的好機會。讓機會白白溜走，他真地不甘心。
天理人慾合一是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理論基礎，用徐平前世的話講，就是滿足人民羣衆的物質文化需求是正義的，是當前施政的主要任務。國事民事合一是繞過義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訴求與民衆的利益訴求是統一的，可以齊頭並進，並不相互背離。這兩句話都能從經典中找出依據，並發展成系統的理論，這正是李覯的拿手好戲。
有了這樣的理論基礎，便就有私利與公利的分別，有了兩者的辨證統一。公利本於私利，而又不同於私利，最終的發展成果還是要落實到私利上去。協調公利與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禮”，這也是李覯思想的核心。“禮”是原則，法律是具化，兩者之間有根本上的聯繫，又有不同，同時對社會形態起着規範作用。
如果能夠把這些放到現在意識形態的核心位置，那麼改革就順理成章了，不再會因某個人或者某項政策的失誤而半路夭折。
徐平費盡心力編了《富國安民策》出來，書編成，卻又發現這不是自己最緊要的任務了。沒有意識形態的指導，政策可能最後會變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說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佔領了意識形態的陣地，纔可以說是立了萬世之法。
人世間的事情便就是這樣，做成了一件事情，卻發現目標永遠在前方。奮鬥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悅，但總是伴隨着失落，也正是這種失落，予人永遠向前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