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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如璋剛調來伏龍灘的時候面對的局面一點不比覃長弓樂觀。這個時候的“伏龍灘派出所”基本上只能算是一個編制上的行政單位，辦公場所是臨街一棟五十年代建的磚瓦房的三分之一。磚瓦房是三間門面房，左邊一間是“伏龍灘人民公社糧油店”，中間一間是“伏龍灘鎮郵電局”，右邊一間是“伏龍灘鄉派出所”。人民公社、鄉、鎮，從這幾個單位名稱大概就能梳理清楚這些年這裡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伏龍灘派出所”三十平米上下，進門右手邊牆上掛着“伏龍灘鎮派出所”的木牌子，只有星期三對外辦公，其他日子門上掛着鎖。派出所有兩個公安編制，阮如璋調來前，兩個公安在伏龍灘鎮隔壁的小石龍鎮派出所常駐。這是上頭的安排，幾十年如此，目的是便於辦公。當然，兩個公安也樂意這樣的安排，因爲小石龍鎮緊挨市區，而且小石龍派出所辦公設施也齊全。兩個公安一個叫姚阿申，一個叫莫昌桂。姚阿申五十六歲，莫昌桂五十四，兩人都是新中國第一代公安。
阮如璋調來後，伏龍灘派出所自成立以來第一次有了所長，派出所也成了全日制行政單位，所以姚阿申和莫昌桂也不得不從小石龍派出所移駕到了伏龍灘。雖說這也是上頭的指示，不過兩個老公安情緒很大，因爲他們的家都在小石龍。兩個離退休沒幾年的老公安，如今每天上下班都要踩着自行車在兩個鎮之間來回，實在辛苦。爲了抵制上頭這一不人道的安排，兩人調來伏龍灘辦公的第一天就開始請病假。面對這種情況，所長阮如璋完全無法開展工作，只能向上級申請重新安排人手。
“我一個人幹不了一個鎮的治安工作。”阮如璋在申請裡如是說。
鄒南粵把阮如璋貶到伏龍灘派出所，雖說是政治對手之間的鬥爭，但鬥爭歸鬥爭，不能影響工作。阮如璋的申請很快有了結果，市公安局經開會研究，同意給伏龍灘派出所增加四個編制，給阮如璋配了兩男一女三個公安。
兩個男公安是自衛反擊戰退下來的戰鬥英雄。一個叫安玉柱，五八年生人，河南周口人，一級戰鬥英雄，八零年在戰場上捱了敵人一炮彈，光榮退伍。另外一個叫郭密，六零年生人，廣西北海人，著名神槍手，三級戰鬥英雄，八一年被敵人一梭子子彈射穿了肺，落下了終身殘疾，光榮退伍。女公安叫龍珊珊，伏龍灘本地人，十九歲，說話結巴，半年前頂替抓捕走私犯因公殉職的父親進了公安隊伍。第一天見到上頭給自己安排的這三個手下，阮如璋不由得感慨：鄒南粵真夠意思。
“同時把這三個人找齊了應該都很不容易！”阮如璋在妻子安慧真面前感慨。
伏龍灘派出所正式成爲全日制行政機構的第一件事不是辦公，而是找宿舍。龍珊珊家在當地，早出晚歸，不住宿舍。可安玉柱和郭密不能沒有宿舍，何況阮如璋自己也需要。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鎮子本來就巴掌點大，按規定還不能徵用民房。別說挑選，能找到就不錯。經過各方協調，最後派出所對面的龍踞電風扇廠願意騰出一間閒置多年的倉庫，住宿問題這纔得到解決。
倉庫一百一十平米，阮如璋請了幾個泥瓦匠，把它平均隔成三大間。安玉柱和郭密此時都還單身，所以共用一間。阮如璋因爲老婆孩子要搬過來，佔了兩間。阮如璋讓泥瓦匠把其中一間一分爲二，前面做客廳，後面做夫妻房。另外一間也一分爲二，後面是女兒荔荔睡覺學習的臥室。前面隔出的半間再次一分爲二，四分之一做廚房，另外四分之一是衛生間。倉庫的屋頂有七米高，即爲了隔熱，也出於保護隱私，阮如璋又讓泥瓦匠在離地四米高的半空加鋪了預製板。鋪上預製板，阮如璋又遇到一個新的難題，那就是屋裡白天也伸手不見五指，因爲倉庫的窗戶離地四米高，正好在預製板上面。
阮如璋找到覃長弓，說老覃，能不能讓我在牆上開幾個窗。
覃長弓說爲什麼啊。
阮如璋說屋裡光線不足，白天不開燈也一片漆黑，而且不通風。
覃長弓說那你寫個申請罷，別把牆鑿倒了，那可是北洋時期的建築。
阮如璋說不會有隱患罷。
覃長弓說不會——你晚上別瞎鬧騰就不會。
阮如璋說老覃，你還真幽默。
於是接下來阮如璋又讓泥瓦匠在牆上掏了幾個窗戶。
“喲，還是兩居室喲！”第一次跟丈夫過來參觀“新居”，妻子安慧真苦中作樂地打趣。
住宿問題解決了，接着就是解決辦公場所。派出所原來的辦公場所三十平米左右，四個人四張桌子辦公勉強夠用。但這個時候老公安姚阿申和莫昌桂不答應了，他們雖然請了病假天天待在家裡，可堅持要在派出所擁有一方辦公桌。
“這是原則問題，我又沒退休！”莫昌桂義正言辭地指出。
“我病好了來上班，你讓我站在街上爲人民服務？”姚阿申更是激動，說完提起左腿擱在阮如璋的辦公桌上，指着腿肚上一處傷疤：“看見冇？龍踞解放那年老蔣留下的！”
“你見過蔣介石？”一旁的龍珊珊滿臉驚訝。
“你個二百五！”姚阿申衝龍珊珊翻了白眼。
郭密起身走過來，看了一眼姚阿申腿上的傷疤，“你當年是不是跑到國民黨前面去了，”郭密調侃，“怎麼傷在腿肚子上。”
“混蛋！”姚阿申感覺自己遭受了奇恥大辱，擡手就要揍郭密。
“滾開！”阮如璋瞪了口無遮攔的郭密一眼，轉而勸姚阿申：“阿坤同志，年輕人口無遮攔，你別往心裡去。”
“不能這樣開玩笑嘛。”莫昌桂說，“這是開玩笑麼，這是人身攻擊，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我看像是彈片炸的。”坐在不遠處辦公桌後的安玉柱打圓場。
“哎，對了，這裡只有小安是明白人。”莫昌桂指着安玉柱說。
“不說了不說了，”阮如璋不希望問題擴大化，扶着因憤怒而渾身戰慄的姚阿申，“你們二位先回家好好養病。不就是想要兩張桌子麼，給我點時間，你們病養好了過來就是。”
“不是想要兩張桌子！不是想要兩張桌子啊！什麼叫想要兩張桌子啊！”莫昌桂深惡痛絕地拍着桌子，“是這裡本來就該有我們兩張桌子啊！沒有就不合規定啊！這是原則問題啊！你這個所長還有沒有一點原則性啊！”
就這樣，阮如璋又攤上這麼一樁破事。三十平米的辦公場所已經擺了四張桌子，背後牆下還有兩個檔案櫃，再增加兩張桌子的話，根本轉不開身，那就真要像姚阿申說的那樣得到街上去辦公了。
怎麼辦？只能是又去找各方協調。
阮如璋找到隔壁的郵電局局長姚子根，商量能不能把郵電局挪到隔壁的糧油店那一間去，因爲糧油店那一間閒置幾年了。
姚局長說絕無可能，因爲郵電局有電話和電報，挪去隔壁的話，要先給上頭打報告，報告通過了，還要改動線路，還要重新接線，而改線接線的時候電話和電報就“聾了”。
“我們郵電部門是中央與地方、領導與百姓、羣衆與羣衆之間的眼睛、耳朵和傳聲筒，不論和平年代，還是戰亂時期，都必須確保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暢通，任何天災或人爲破壞，都將視爲敵對行爲，都是不可容忍的。”在階級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姚局長上綱上線地拒絕了阮如璋的請求。
隔壁的郵電局毫無通融餘地，無奈之下阮如璋只能“開分店”，從糧油公司手裡把糧油店要了過來。拿到糧油店的鑰匙，打開生鏽的鎖，推開門，一股濃烈的黴味混合着刺鼻的陳年油味的潮熱從裡面撲出來，幾乎把阮如璋嗆得暈過去。這還不是重點，重點是幾乎在開門的同時，從裡面竄出來不下三十隻老鼠。兔子大的老鼠在腳下橫衝直撞，魂飛魄散的阮如璋就像一個跳《紅色娘子軍》的芭蕾舞演員一樣踮着腳尖蹦得老高，而且還是當着幾個手下的面，這面子算是丟大了。打這一刻，阮如璋發誓永遠也不原諒鄒南粵。
住宿和辦公場所勉強算是解決了，伏龍灘派出所這纔算正式開張，阮如璋真正的困難這纔剛剛開始。
派出所六個公安，除去兩個常年請病假的老公安，阮如璋領着三個沒有任何公安經驗同時身體還有不同程度殘疾的手下承擔着一個鎮的治安工作（龍珊珊這個時候還沒有學會普通話，而且嘴裡跟抹了豬油一樣說話漏字，剛跟她接觸的人多半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假如伏龍灘是一個天然形成的羣落，倒也不難管理，熟人社會，有宗族紐帶約束，問題相對少很多。問題在於此時的伏龍灘不是一個天然形成的羣落。幾年前的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幾個圈，跟深圳珠海一樣，龍踞也是其中之一。於是這裡就神話般地崛起了一座城。在這之前，伏龍灘只是一個破敗的公社，下轄幾個凋零的自然村落。村民以種地和出海打漁爲業，人口剛剛過萬，而且還在逐年銳減，因爲稍不留神就有人往海外跑，幾百年的老傳統了。
幾年前那個老人在這裡畫了個圈，阮如璋來到這裡的時候，面對的環境更爲險惡。當地人出於慣性還在陸續往海外跑，而與此同時，內地人又潮水般往這裡涌。阮如璋帶着他的三個小夥伴即要防範前者，又要管理後者。前者倒相對容易對付，跑出去了就跑出去了，沒跑出去的抓回來批評教育一頓。後者管理起來則完全沒這麼簡單，儘管他們在踏入龍踞那一刻就由解放軍仔細篩選了一遍，可即便如此，依然問題多多。首先是數目龐大，短短几年，人口已經逼近本地人口；其次是來自不同地域，背景複雜，魚龍混雜；再然後是流動性太大，有的進了工廠，有的來了又走了，有的流落街頭成了盲流。阮如璋和他的小夥伴們每天的工作是巡查管控以及防範。
先說巡查，雖說伏龍灘是個彈丸之地，在中國地圖上連標識都找不到，但要在全鎮範圍巡查，也絕非易事，因爲派出所此時除了所長阮如璋配有一輛北京吉普，其他公安的交通工具都是自行車。
“痔瘡都磨出血了！”上崗一段時間後，郭密在阮如璋面前感慨。
再說管控和防範——四個人管控兩萬人，談何容易！
面對這種種殘酷的現實，迫使經驗不足的當權者做出冷酷的決斷，那就是一刀切。凡是證件不齊的，一律擋在龍踞之外。凡是沒有進廠的，一經發現，一律驅逐出龍踞。甚至，即使進了廠，辦理了暫住證，如果出門忘了帶，一旦在路上被查出，也一律抓起來。任你解釋，任你哀求，任你哭喊，沒用。不聽解釋，不作商量，不予同情。血與淚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管理者疲於奔命，被管理者膽戰心驚。就是在這種矛盾的環境裡，龍踞這座城市一天天崛起，而伏龍灘正好又是龍踞的最前沿。
現實逼着衝在一線的阮如璋必須冷酷無情，但夜深人靜的時候，阮如璋也會感到良心上的不安。阮如璋明白自己參與的是一項改天換地波瀾壯闊的偉大事業，但每天面對着那一張張對未來滿懷憧憬卻生活在恐懼絕望之中的稚嫩臉龐，他又不得不冷酷無情。阮如璋心裡非常清楚，自己扼殺了太多人的夢想。而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孩子們的夢想其實無比卑微，無非就是想讓自己的生活更好一點。更可悲的是，阮如璋明明清楚，夢想扼殺在自己手裡的那些人裡，百分之九十九其實是良民。
當然，另外的百分之一是活該，比如陳嶺南這種。
阮如璋第一次見到陳嶺南是在伏龍灘派出所所長任上的第二個年頭。就第一印象來說，阮如璋對陳嶺南的印象不能說好，而是非常不好。主觀上，在一線工作的這兩年裡阮如璋處理過不少垃圾佬，就阮如璋掌握的情況，這是一個灰色地帶，幾乎所有從業人員都有違法亂紀的問題，全部抓起來判刑也不會有冤假錯案，陳嶺南自然不會例外。客觀上，作爲一個垃圾佬，陳嶺南對個人形象也確實不夠重視，亂糟糟的頭髮裡纏着紙屑，身上還散發出一股汗餿味。要說他是在作業中，阮如璋孰能理解。問題是他沒有在作業，而是來派出所辦事，這就讓阮如璋有點難以接受了。
要知道，阮如璋還在孃胎裡就註定是天之驕子。父親阮小寒是國立上海醫學院高材生，三十年代的大學生，著名外科大夫，給孔祥熙割過痔瘡。母親是上海灘大糖廠老闆家的千金，上過教會學校。家裡五十年代還僱着廚子和裁縫，吃饅頭必須蘸煉奶，穿衣裳必須是上海的布料。阮如璋在這種家庭里長大，然後上了最好的大學，緊接着走上社會又一帆風順，心理上自然跟勞苦大衆有距離。他了解民間疾苦，但也僅此而已，沒有親身體驗，沒有切身感觸，無論在生活中還是靈魂深處，他是有潔癖的。如果不是時代背景和職業使然，阮如璋跟陳嶺南這樣的社會最底層根本不可能發生交集。
正是因爲職業使然，阮如璋才忍了下來，耐心聆聽了陳嶺南遭遇的困境。按照以往慣例，沒有暫住證、也無法辦理暫住證的陳嶺南毫無疑問是該抓起來遣送出龍踞的。但這一次阮如璋破天荒採取了更謹慎的措施，沒有把陳嶺南抓起來——儘管抓起來陳嶺南也一點不冤。阮如璋這次之所以態度發生鬆動，可能是人性的光輝突然閃耀了。但這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阮如璋對陳嶺南這一類人的遭遇開始了自己的思考，同時對自己接下來的工作開始有了新的方向。
阮如璋首先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像陳嶺南這類在龍踞沒有一份正當職業卻有一份生計的外來者，他們辦不了暫住證，是不是政府制定的政策脫離了實際？如果是，那麼，接下來應該是讓外來者遵從這個脫離實際的政策？還是政府應該重新制定更符合實際的政策來管理他們？如果不是，那麼，爲什麼有那麼多外來者由於沒有進到工廠就不給辦理暫住證？他們在街上撿廢品，賣菜，擺攤，蹬三輪車，等等，可以不可以？爲什麼不給他們辦暫住證？爲什麼要讓他們生活在擔驚受怕之中？這對誰有好處？退一萬步講，如果通過操作能把這些人徹底從龍踞清除出去，那也另說。問題是沒有任何操作性，遣送了一百個又來了二百個，遣送了二百個又來了四百個，而且外來者的素質也在進化，新來的往往比前面遣送回去的更聰明，更狡猾，更野蠻，違法亂紀的事件也越來越頻繁，性質也越來越惡劣。
阮如璋切身的體會就是這樣，每天重複着昨天的工作，每天的工作量巨大，卻沒有明顯成效，也沒有價值，更無法持續。造成這一後果的，不是自己能力不夠，也不是手下不盡職。自己的能力足夠，手下也稱職，僅僅是沒有一套科學有效的工作方法。所以必須打破常規，走自己的路，不管上頭是什麼態度，先幹了再說，不然自己非累死不可。
在這個思想指導下，阮如璋出臺的第一個行政性指令就是在伏龍灘範圍內的外資企業成立聯絡處（外資企業黨支部前身）。聯絡處由外資企業老闆（或老闆指定人員）和大陸籍員工（黨員和共青團員優先）共同組成。聯絡處的主要職責是配合派出所對外來務工人員進行登記、監督和檢查。阮如璋出臺這個新政策的考慮有二，一是把責任從外來務工人員身上轉嫁到企業主身上，以後派出所也不上街圍追堵截了，直接下到工廠企業，發現問題，板子打在企業主屁股上。企業主是有產階級，外來務工人員是無產階級，誰更離不開政府，誰更願意配合政府，道理不言自明。二是對外來務工人員由之前的零散管理變成集中管理，即節約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同時跟企業主們也建立起了真正意義上的零距離互動，可以隨時掌握他們的思想和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