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迫於壓力，政府又和拉里開始談判，談什麼呢？就是讓拉里把經營權讓出來，退回給政府，政府用錢把自由塔和三號樓的經營權買回來，剩下兩個項目的經營權還是拉里的。這樣，政府就可以先把自由塔蓋起來。政府爲了從拉里手裡把這個經營權拿回來，談了一年多，給拉里補的錢超過一億美元。
政府也完全要遵守商業合同。因爲人家遵守合同，人家沒有違約，而且每年付了地租錢哪！人家該起訴保險公司的照起訴。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紐約州政府、新澤西州政府、港務局，包括州長、市長，不斷在媒體上批評拉里，拉里還是我行我素，政府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政府只能按商業規則出牌，拉里也按規則玩，大家該談判談判，沒有任何不平等的，一分錢、一分錢地談，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快到年底的時候，纔跟拉里談完了，把錢給拉里付了，拉里才退出來，然後我們纔有機會跟政府（紐約和新澤西州港務局）開始談自由塔項目。
在談七號樓時，我們的信用證晚了7天時間送到。這7天是我們口頭約定的時間，不是法律上的違約；但是到了口頭約定的那個時間，我們的信用證還沒到。如果按照中國國內的情況，事情會很容易解決：州長，市長打個招呼，找個朋友說說，這不就差幾天嘛，這事前面都談了一兩年了，而且從2003年萬通就開始介入了！
2003年下半年的時候，整個世貿還是一片廢墟，沒有人敢去，因此價錢極低。我們是第一個去那兒談的外國公司。我第一次去談的時候，他們所有人都很吃驚，說：“你是第一個美國以外的企業來談。而且居然是中國人。”拉里當時也非常高興，給我們的條件應該說是不錯的。而且我們幫他，當時七號樓很難租，我們是他最大的租戶，一下要租兩萬多平方米，就這樣把市場價格給擡起來了。
在上述背景下，我們只是晚了7天，而且只是違背了口頭約定，不能算是法律上的違約；並且我們費盡周折把相關手續都走完了，字也都簽完了，我拿着信用證飛過去的時候，覺得應該沒問題，那麼多人支持，州長，市長等，就差一個禮拜而已，是不是？這時，州長、市長，很多人都給拉里打電話，還有拉里私下的朋友，都幫忙說合，讓他給我們做這個“中國中心”的機會，因爲這對紐約非常好，對兩國的貿易也有很大好處。可拉里就是不買賬，對州長不僅不理，而且根本就不待見，最後乾脆一甩手上了遊艇，出去玩了。因此，在美國那邊的商政關係，商人的力量大於政府。政府拿拉里就是沒辦法。
但是反過來看，我們爲什麼會晚呢？我們來看看我們這邊政府和政策是怎麼管企業的吧。爲了拿這個信用證，我們面對的是兩個國有銀行，兩個銀行都是部級單位，他們都坐不到一塊兒。因爲按官場的遊戲規則，究竟是你到他那兒，他到你那兒，都大有講究，大家都覺得自己是部級幹部，誰都不肯屈駕。去海外投資都需要政府審批，有7個部門要批我們這件事情；可是在紐約，拉里要做這件事，不需要任何人批。他們唯一要批的一件事，還跟中國有關，是“”問題，聽起來有些滑稽。
拉里說，我們中間有一個安全條款要談清楚，涉及到“”，爲什麼呢？拉里曾經有一棟樓，就在中國領事館對面，天天有“”鬧事，弄得他底樓三年都沒租出去。所以他很惱火，硬要給我們加一條，不得有“”來七號樓搗亂。我們說，這事我們管不了！雙方討價還價，光律師費至少花了幾千美元，就這個條款，我怎麼能保證得了呢？萬一“”在那兒舉牌子，就算我們違約啦。這實際上是在那裡唯一可能扯到的政治關係。最後我們說，這個事情由警察局負責，到時這種事情出現，我們會請警察局提前來的；如果警察局做不到，不算我違約吧？只有是我們請“”來這個地方站着才能算我們違約，否則治安這事兒應該歸警察管。
可是在國內，這件事情有好多部門要批。天津要批，北京要批，我們註冊在懷柔，批准境外投資需要從懷柔開始批起。
所以我們也不能確定能批完的時間，我們只能拼命去講，去推動。今天這個項目的租金是我們當時要簽約時的一倍了，這件事如果當時做成了，我們今天就賺發了。這充分說明了我們當時的商業眼光和商業的創造性，可這也是我自做生意到現在最爲我的智慧感到惋惜的一件事。
最有意思的是，拉里曾經提出來：你告訴我，你們怎麼批？你是民營企業，爲什麼還要批呢？我們說，中國境外投資全要批。他說：好，那就畫個你們審批的路線圖給我。後來，我們畫了半天，最後都沒敢給他，因爲太複雜了，光是畫個簡單的，都十幾道程序，怕他弄不懂。
這個“中國中心”的項目，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審批的時間進程。實際上從我們商業條款簽完時的一月份，到最後七月份，人家給了我們半年時間。我們半年時間都花在項目的報批和信用證的審批上，時間全耗掉了。這是萬通有可能取得超級成功的一個項目，就差了這七天啊，好可惜。因爲我兩邊跑，對比兩邊的政商關係，我就覺得咱們企業忒沒地位了。到哪兒都求人，政府各部門，不管懂不懂得，其實大部分不懂，卻都要過問，非說你這不能掙錢，那不能掙錢的。這事其實是個商業決定，退一萬步說，股東都願意賠錢，那還攔什麼？如果說股東認爲會賠錢，公司就不會做這個事了。至少我們董事會、股東會都商量過，都認爲會賺錢，有關部門卻還是遲遲批不下來。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在兩個體制背景下，企業跟政府的關係完全是不同的。
虞洽卿與辜振甫
政治家跟企業家的關係，在東方社會，例如大陸和臺灣，同歐美相比也有很大不同。這100年以來，政商關係做得成功的有幾個人，在這裡我就講講他們的故事。
1949年以前是虞洽卿，他是寧波人，小時候很苦，然後到上海在油漆行做學徒。他很聰明，逐步成長起來，成爲經理。後來，最重要的是他去了荷蘭銀行。現在你們去上海外灘看，那兒仍然有棟樓，是荷蘭銀行。他當那個地方的總經理。從一個學徒，到去荷蘭銀行做買辦，這很了不起。在商業鼎盛的時候，他又從荷蘭銀行出來，自己創辦企業，做運輸和一些其他的貿易。辦了這個企業以後，他當時在上海灘上成爲炙手可熱、非常發達的一個民族資本家。他的企業由於太紅火，以至於有一條街道就改成了他的名字。同時，他還是寧波甬商在上海商會的會長。今天這個會長是郭廣昌。
就在這時，他有過一段特別的經歷。蔣介石在日本學軍事的時候，認識了浙江的一個同鄉，就是張靜江，然後還有陳其美這批人；他學完軍事以後，有一陣在上海，又通過這些人，認識了同是寧波老鄉的虞洽卿。他還在虞洽卿家住過一個多月。蔣介石在虞洽卿家住的時候，閒來無事，虞洽卿便介紹他到交易所，所謂蔣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說法，就是指的這一段。這期間，蔣又認識了杜月笙、黃金榮，他們都是一幫碼頭上的人。
虞洽卿就因爲這樣一個機緣，和蔣介石、浙江財團，以及上海灘上的黃金榮、杜月笙都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後來蔣介石到黃埔軍校以及北伐，正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孫中山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北伐軍打到九江的時候，虞洽卿就坐不住了，他心裡犯嘀咕：如果都是扶助農工，那我怎麼辦？於是他趕到九江行營，見到蔣介石以後，就問了蔣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這兒怎麼辦？蔣介石就說了一句話，“窮赤佬怎麼靠得住？”他說的是浙江話，意思是說，你放心吧，我是不會信窮人的，窮人怎麼靠得住?！這虞洽卿就踏實了。他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蔣介石又說了一句話，“洋人怎麼打得過？”虞終於清楚了，蔣並不跟洋人真幹，於是就說：那我回去，我怎麼幫你？蔣介石說：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黃先生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說行，這個沒問題（都是哥們兒），我能幹什麼？蔣介石讓他幫自己籌集一些經費，因爲到了上海要花錢的。這就是後來我們黨史裡頭講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背景。很簡單，就是杜月笙、黃金榮出打手，虞洽卿買單。虞洽卿曾三次籌集行動經費，他們叫做“革命善款”。他是商會會長，幫助蔣介石募捐，發動“四一二”政變完成了清黨。
正是有這樣一層關係，虞洽卿這個民營企業，在上海，受南京政府的關照，發展得越來越大。抗戰的時候，整個運輸都歸虞洽卿管；抗日期間政府搬到重慶以後，從緬甸往重慶運物資也由虞洽卿負責。所以虞洽卿的生意一直一帆風順。而且，任何時候，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只要找政府，宋子文就直接給錢，算是歸還“革命善款”；而且批了他一個交易所。沒有人敢得罪虞洽卿，抗戰最激烈的時候，在寧波的一個城防司令，也是黃埔軍校老蔣的學生，這個人向虞洽卿募捐，虞洽卿耍了他，答應捐了，回頭說沒帶支票，賴賬不給。那個人就把虞洽卿的客船給扣了，結果虞洽卿就告訴了蔣介石，說那個人破壞抗戰，把船扣了，到處都是滯留的難民。蔣介石居然下令把那個人給槍斃了。由此可見虞洽卿當時的官商地位。
所以，1949年以前，所有的民營企業裡面，在政治家跟“企業家”關係上最順風順水的應該說就是虞洽卿。由於在荷蘭銀行做過，跟洋人關係也不錯，加上跟蔣的這樣一層關係，他在國民政府時期，自己的企業一直是最順風順水的。
從這個人的身上或可看出，當時企業家與政治家的關係最佳選擇有兩條：一是要擇高處立，只有最高權力者才能成爲庇護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在臺灣，處理政治家和企業家的關係最成功的是辜振甫先生，他在國民黨鼎盛時期是唯一的企業家出身的中常委委員。辜家和政府也很有淵源，在抗戰以前，他是一個大地主。後來日本人來了以後，他們開始轉向做生意，也有人說，他曾經給日本人帶路，是漢奸。國民黨在臺灣執政以後，搞了一個土改，地主就變成了資本家，他們家也就變成了資本家，形成了臺灣水泥等企業，現在的大本營是和信集團（包括臺灣中信金控）。
他跟政治家之間，跟國民黨之間，有非常好的互動。所以在國民黨時期，他的最高地位是海基會會長、臺灣國民黨中常委，也是企業界最受尊敬的人，又代表當局處理兩岸關係，同時本人又很儒雅，而且他們的企業一直都做得非常穩定，一直延續到辜啓允、辜濂松這一代。
辜振甫一直講一句話：人生就是個舞臺（他喜歡唱京劇），最重要的不是上臺亮相，而是下臺的時候背影要優雅。所以他一生上臺、下臺的時候都演得非常好。到目前爲止沒有傳出任何他跟政府的黑幕，和信的企業發展，跟他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關係，他的政治地位在國民黨中舉足輕重，在蔣經國時期，他就是中常委；當時國民黨執政，而且相當一段時間裡國民黨是一黨獨大，所以能幫助他的企業建立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