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的國家與前清的國家不同，共和國體與國體不同。中華民國的國家是吾四萬萬同胞的國家，前清的國家是滿洲一人的國家；共和國體榮辱是吾同胞榮辱，政體榮辱是君主一人的榮辱。在前清之下，吾同胞無一人脫離奴界；在共和民國之下，無一人能隸於奴界。以多數國民受壓制於一人之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最不自由的事。兄弟宗旨首先推倒，建設共和，實行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今推倒，共和成立，是吾同胞由奴界一躍而登之主人地位，民族、民權主義已達目的。惟民生主義尚在萌芽，吾同胞各享國家權利，要各負國民責任，各盡國民義務。吾國土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物產如此之富，何至於如此之貧！推原其由，實因前清政體，人民無權利，遂無義務的思想，無自由平等的幸福，自甘暴棄責任，毫無競爭之性，進取之性。此實吾國民至於貧弱之一大原因也。
（北京《民主報》民國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問：袁世凱稱帝經過及觀感？
答：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修改約法以後，袁世凱事實上已成爲終身總統，且繼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實在想不出他還有什麼稱帝的必要。就當時的蛛絲馬跡觀之，促成袁世凱稱帝的，有五種人：一爲袁氏長子克定，意在獲立太子，膺承大統。一爲清朝的舊僚，意在爾公爾侯，謀求子孫榮爵。一爲滿清的親臣，意在促袁失敗，以作復清之地步。一爲副總統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義，冀黎得以繼任總統。一爲日、英、俄三國，意在促中國於分崩離析，永陷貧弱落後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國之利益與東亞之霸權及瓜分中國的陰謀。當時見他的有關的這些人，都是以勸進帝制的話包圍他，我曾對有些熟朋友說：你們是要將大總統促居爐火。可以說慫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張關係，大多數是爲富貴利祿所驅，或者是另有別圖。其中最足使袁動心的因素，是日本強力主張改行帝制。這多少因素將袁毀了，但說到底，總不能不怨袁認識不夠，判斷不夠。
至袁氏帝制失敗之主因，一則是違背了時代的潮流，激起憤怒的民氣。一則是他的親信諸老“怏怏非少主臣”，誰亦不願再做袁克定的臣屬。
袁氏帝制運動期間，全國起義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滅，山西成了舊軍閥的眼中釘，報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嚇之函電日有數起，勸導之來人連袂不絕，最後袁氏特派他的一個侄子常川駐晉，監視我的行動，及至帝制失敗，始由太原離去。此人酷嗜賭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賭博爲“牧豬奴戲”之諭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將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劉篤敬等幾位鄉老力勸我投鼠應該忌器，方始作罷。
在這一段時期中，全國民軍勢力均被袁氏摧毀，爲什麼我未被罷黜呢？就我的瞭解：第一，當他的帝制運動開始的前夕，我的部隊已被裁編至一個旅和兩個獨立團，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備隊已有十一個營，其力量足堪與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軍隊四面包圍之中，與東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對他作惡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勸告。第三，對我不罷黜，尚可以作一個保全民軍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內情的人還認爲他有兼容幷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對我發生誤解，以爲我已放棄了革命立場。在這種情況下，反對無益，徒足招損，故我始終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據點爲重的原則，對袁氏虛與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將軍段芝貴領銜致袁請速正帝位的電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對，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封我爲一等侯，我亦未曾辭爵。
帝制運動最熱鬧的時候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的後半年，八月古德諾的民主不適於中國論在《亞細亞報》發表後，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謂六君子，即組成籌安會，大爲鼓吹君主立憲，此爲帝制運動的正式開始。楊度是個反對滿清的人，他在日本時曾有兩句名詩：“仗劍西望淚滂沱，胡運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張君主立憲的。遠在籌安會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憲救國論》。劉師培是個左傾學者，他參與籌安會，並非主動，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終未勸我贊成帝制，因他與我的警務處長南桂馨私交甚篤，經南介紹，我對他談話較爲懇切。我曾告訴他說：“今日大勢所趨，世界各國均向民主途徑轉變，中國民主力量雖尚在萌芽時期，但亦是日長一日，諸君子出謀籌安，固有苦衷，然逆勢亦當顧慮。”他對我這話未表贊成，亦未表反對。（古德諾，美籍顧問）
籌安會幕後操縱者主要爲袁之長子克定。袁克定爲實現繼承帝位的迷夢，曾特地爲他父親專印了一份僞版《順天時報》，內容與一般人看的《順天時報》迥異，其中臆造了多少勸進擁戴帝制的消息，以堅他父親稱帝之意。
據瞭解內幕的人說：與袁克定暗中同謀者，除楊度之外，另一要角爲樑士詒。因民國三年徐世昌出任國務卿後，袁世凱曾應徐之請免去樑秘書長之職務，另設內吏長以代替之。同一時間，袁又成立了一個平政院，頗似現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中有一個肅政廳，內設若干肅政使，如同清朝的御使，肅政廳於民國四年提出一個五路大貪污的彈劾案，樑爲交通系領袖，此案與其關係頗大。樑此時正處於最尷尬地位，爲轉移視線，乃出奇制勝，勸進帝制。初勸袁未之答，繼通過袁克定勸之，袁亦無表示，最後以極迷信的話語袁氏謂：袁氏先氏歷代相承都沒有能活到五十九歲的（是時袁氏已五十七歲），應以絕大喜事相沖，袁方首肯。於是美籍顧問古德諾之民主不適於中國論與日籍顧問有賀長雄之日本立憲而強的論調相繼發表，籌安會宣告成立，梁氏亦於九月十九日組成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舉行所謂“變更國體”總請願。
此外當時慫恿帝制最明朗而積極之文武大員，各省疆吏以奉天上將軍段芝貴爲首，中樞大員以內務總長朱啓鈐爲首。段芝貴脅持各省通電請袁速正大位於前，又復聯合東北首長孟恩遠、王揖唐、朱慶瀾、張作霖等力諫中央討伐唐、蔡於後。朱啓鈐密電各方策商帝制於前，又復主持所謂登極大典籌備於後。這一段時期，我所收到有關帝制的電報中，除統率辦事處者外，即以段芝貴與朱啓鈐領銜者爲最多。
統率辦事處是在袁氏親自主持下發縱指揮全隊的機構，他成立這一機構，理論上是爲了負起“大“總統”統率全國陸海軍”（當時中國尚無空軍）的責任，實際上這一機構不只代替參謀部全部職權，而且亦代替了陸軍部的大部職權，兼任參謀總長的黎元洪對此雖無計較之心，而號稱北洋三傑之一的陸軍總長段祺瑞則不能沒有不快之意。加之袁克定編練模範團與慫恿帝制之舉積極配合，段乃由不到部辦公而請假養痾，而正式辭職。
統率辦事處的要角陳宧，是黎參謀總長的次長，袁對之倚畀特殷。民國四年二月袁爲安定西南，命陳以會辦四川軍務名義，率李炯之、餘禎祥、馮玉祥三旅入川，六月間準四川將軍胡景伊入覲，陳繼其任。陳宧於離京赴川前同三旅長謁袁辭行謝恩，一見面就向袁曲膝叩首，袁驚異着說：“現在國家共和，不可如此。”陳以最諂媚的言詞說：“元首雖以大“總統”自居，而全國官民則皆奉爲皇帝，元首一日不實行帝制，臣此去即一日不復返。”迨至袁氏稱帝失敗，陳始則致袁江（五月三）電請其退位，繼則通電與袁斷絕個人關係。說者謂袁氏之死，受陳宧刺激最大，亦不能謂無無稽。
於袁氏稱帝意猶未堅之時，其親私慫恿之術，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有一次他的左右曾買通他的身邊侍從，在他清晨未醒時，將他最喜愛之玉杯拋至地上，打得粉碎。袁醒詢其故，這位侍從說：剛纔擦拭桌椅時，看見牀上躺着的不是大“總統”，是一條龍，我大吃一驚，就把玉杯摔破了。袁給以鉅款，令其回籍，並堅囑不得以此語人。
長江巡閱使張勳是口口聲聲不忘舊朝的一個滿清舊臣，同時亦是贊成袁氏帝制之死硬派，由於他自己和他的軍隊一直保留着頭上的辮子，不肯剪去，所以袁氏始終對他有“帝其所帝，非吾所謂帝也”的顧忌，爲此他曾明白通電錶明他矢志擁袁的心跡。但在帝制運動白熱化的時候，張勳突然電請袁氏效舜禹之對唐虞，勿廢宣統帝號，維持清室優待，於是袁氏原擬封溥儀爲懿德親王，君臣互易之舉，乃不得已而中止。
袁氏決意稱帝之後，奉命代行立法職權之參政院遂決議選舉國民代表，解決國體問題。民國四年十月間，各省國會代表先後選出，北京辦理國民會議事務局乃規定十月廿八日起至十一月廿日止，爲分省決定國體投票日期，票面悉印“君主立憲”四字，投票時贊成者寫贊成二字，反對者寫反對二字。投票結果，代表人數一九九三名，贊成票亦爲一九九三張。接着由國民代表推戴袁氏爲中華民國大皇帝，並委託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恭請大皇帝正位。十二月十二日袁氏下令承認帝制，並於同月三十一日明令改民國五年爲洪憲元年。
日本原本慫恿帝制最力，袁氏受其影響亦最深，比及國體投票正式進行之時，乃一反以前態度，英、俄亦復如此，其心叵測，概可想見。日本皇室爲慫恿袁世凱積極稱帝，曾向袁示意，日本的施爲向以中國爲嚆矢，中國的民主實足以動搖日本皇室萬世一系之基礎。今日勸中國恢復帝制，不僅爲中國，抑且爲日本，中國如廢共和而行帝制，日本以帝國而扶助帝國，自屬名正言順，當可共存共榮。若仍續行共和，自非日本帝國所願，今後一切，難望援手。北京統率辦事處給我們的世（十月三十一日）電中曾說：“大隈首相屢次宣言謂：‘中國宜改國體，如內無亂事，日本決無可干涉之理。’又對我陸駐使（陸宗輿）密談：請中國安心做去，日必幫忙。英使朱爾典，因主座謙抑曾面謁勸進。俄使於十三日接政府訓令覆電稱：俄願即行承認。大隈於十八、二十日演說，亦謂：中國改革，不致內亂。外交方面頗稱順適。不意日本新外交大臣石井到任，意欲見好於野心派，主張託詞中國上海長江一帶恐有內亂，以好意勸告中國暫緩改變。”旋該處江（十一月三日）電說：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約同英公使、俄公使於十月二十八日（國體投票開始之日）赴外交部，勸告將實行帝制之計畫暫爲延期。此時袁氏及其左右勢將騎虎，自然不會接受。由此我深深感到當國不去滿足自身的貪心，不只要惹國內的不容，並且要受國際的愚弄。平心而論，不能說袁世凱不是聰明一生，糊塗一時，致成身敗名裂。
袁氏稱帝，其親近諸老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均不表同情。徐世昌時爲國務卿，在一次會議中，袁氏對帝制問題問到他時，他背向後仰，默而無言。段祺瑞於辭去陸軍總長後，居家養痾，據說袁曾給他派了一個廚師，他不只不敢用這個廚師爲他做飯，連他如夫人亦不敢用，每餐均由其原配夫人親自烹飪。王士珍雖然繼段爲陸軍總長，實則當時陸軍部的職權大部爲統率辦事處所代替，陸軍部已成了一個閒散機關，故王亦閉門不出，以避煩擾。馮國璋是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同被袁氏親口宣稱爲擁護帝制者，但從其嗣後行爲觀之，則大不然。
民國四年六月間馮與梁啓超相偕晉京。馮謁袁時，談及南方對帝制的傳言，叩詢袁的真意，袁曾對他說：“我現在的地位與皇帝有何分別，所貴爲皇帝者，無非爲子孫計耳！我的大兒子身有殘疾，二兒子想做名士，三兒子不達時務，其餘都還年幼，豈能付以天下重任？何況帝王家從無善果，我即爲子孫計，亦不能貽害他們。”馮說：“不過到天與人歸的時候，大總統雖謙讓爲懷，也恐怕不能推掉。”袁正顏厲色的說：“這是什麼話！我有一個孩子在倫敦求學，我已叫他在英國購置薄產，倘有人相逼太甚，我就把那裡做我的菟裘，不問國事了。”馮出而告段說：“你放心好了，大總統絕不會做皇帝。”馮將此話告樑，樑聽了說：“我亦相信他不會那麼傻。”但馮南下不久，籌安會忽然大肆活動起來，因此馮十分懷恨袁對他不能推誠相見。這只是舉馮之一例，徐、段、王當亦有相類的感受，以袁氏之聰明，也當然深知他們都希望繼承總統，不希望實行帝制，故對實行帝制的話，未公開前，對他們有些保留。但越是這樣，起的反作用越大。所以我認爲袁氏帝制之覆滅，除討袁之革命力量爲外在因素外，其親近諸老之“怏怏非少主臣”，實爲一大內在因素，而此二因素又隱約間不無彼此響應之關係。
當蔡鍔悄然潛離北京，返歸雲南的時候，中華革命黨總部亦正派李烈鈞等到達雲南，策動唐繼堯起義討袁。唐繼堯通電討袁之前，曾電南京馮國璋，以察其意，馮覆電說：“國璋老矣，國事全在諸君。”唐接獲此電，方於十二月廿五日成立護，宣佈起義。蔡鍔率師北進，與對方曹錕、張敬堯軍戰於四川、重慶、瀘縣、宜賓之間，一則後方彈藥不濟，一則曹、張軍頑強抵抗，蔡軍因糧彈不濟，已入困境，因其參謀長與張敬堯有舊，乃派其前往試謀停戰，張彼時亦不願打到底，因打到底，袁即成功了，蔡提出停戰，正合張意，乃允其請，但提出袁倒之後，蔡須出面擁段，以此密契爲停戰之條件。起初蔡不願承認，後經人勸說段之出處並非一擁可定，何必斤斤計較於此，蔡始權予承認。比至袁氏薨折，蔡鍔果與張敬堯等聯名拍發庚電，主張由段出任總統，以挽危局。
從這兩件事可以說明馮、段當時之心情與對袁氏帝制之影響。若不是馮有暗示，蔡、李等到雲南亦難迅速舉起義旗。若不是段不同情帝制，唐、蔡等舉起義旗，亦難保不遭挫敗。我所以獲知此種內幕，是因爲李烈鈞、唐繼堯均與我爲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且一向過從甚密，這些情形，他們與我有多次的電報往返。
蔡鍔原雖爲立憲黨，且與梁啓超有師生之誼，但其在日本時即對革命深表同情。我與蔡氏相識甚淺，而相知頗深，他居京期間，曾力示墮落，以圖避禍。當他離京前不久，特託士官同學（我的參謀長）李敏之攜何紹基所書繡屏四幅、繡聯一付贈我。聯之上聯爲“雅量風清兼日月”，下聯爲“高情澗碧與山紅”。我問李敏之說：“鬆坡（蔡鍔字）還說什麼沒有？”李答：“沒有。”我說：“你不要將此事告人。”李問我何故？我說：“將來再說。”比至蔡已離京，我才告李敏之說：“鬆坡以屏聯贈我而無言，我就知道他已決定離開北京，當時不讓你告別人說，是怕機警的人識透其意，密奏袁知，致他不能成行。”
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與蔡鍔、戴戡（與蔡同時返滇者）通電討袁之後，各方反應頗不一致，有的馳電詰責，有的奏請申討，有的策商調處，其態度最緩和，持論最謹慎者，爲南京宣武上將軍馮國璋，他反對多所電責，更反對輕言討伐，其沁電中曾謂：“倘詰責之文電紛馳，則觀聽之惶惑易起。”又謂：“倘討不能行，行不能果，中外耳目所屬，或且羣致猜疑，竊恐擾攘之憂，將不在一方面而在全局，再四審度，關係非輕。”而馮所反對的，正是以朱啓鈐爲首的大典籌備處指示各省一致主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