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都督趙爾巽本是滿清重臣，曾經做過山西的巡撫，當宣統退位前，他是東三省總督，其力量幾與袁世凱相埒。袁世凱深知不釋趙之兵權，即難實現迫清帝退位，而國政自爲之迷夢，所以經過頗費周折的運用，卒至撤銷了東三省總督，而任趙爲保安會會長，才公開其倒清之舉動。趙之所以參加我們反中央集權的行動，我之所以提議推趙領銜，皆以此爲前因。江蘇都督程德全在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時，曾任奉天與黑龍江巡撫，其後調任江蘇，民元曾任孫大“總統”之內務總長，對革命頗表同情，是以亦參加我們這一反中央集權的行列。結果這一行動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對地方之疑忌，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也可以說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月正式國會成立。國民黨籍議員佔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國會之間，果能真誠合作，則國家即已步入憲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先生被刺於上海車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經國會同意，又與五國銀行團籤立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大借款合同。於是國會譁然，張繼首以參議院議長資格通電反對借款。乃至衆議院選出湯化龍爲議長，政府始將大借款案諮請國會備案，此時湯化龍雖合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爲進步黨（黎元洪爲該黨理事長），以與國民黨抗衡，並未能使國會通過此案。同時各省軍民長官並紛電責難，而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反對尤烈。本黨對此問題之態度頗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張興師討伐，黃興先生主張循法律途徑而解決。中山先生之主張系一秉爲黨國之大義，而黃興先生之主張亦系基於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總統”爲平息政治風潮，提出宋案劃歸法律，靜候法庭解決，借款予以追認，而審計用途，頗獲多數省份的贊同。衡諸當時本黨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實不足以與袁軍抗衡，審時度勢，我遂一面聯合各省呼籲和平，一面連電黎副“總統”請其迅速領銜調處，雲南都督蔡鍔，陝西都督張鳳翽亦與我採相同之行動。
結果黎副總統之調處未見端倪，而袁總統於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後下令罷黜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純馳兵扼駐九江，赴贛之師又源源出動。斯時復值俄人嗾使庫倫內犯，綏、晉首當其衝。我於憂憤之餘，特於七月七日上袁總統這樣一個電報：
北京大“總統”鈞鑒：竊錫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計，濫竽民國，毫無建白。自宋案發生，適逢借款成立，人心搖動，訛言四起，憂國之士每慮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勢。錫山竊以爲中國之患不在南而在東，南北雖兄弟鬩牆，可以理喻，滿蒙爲強鄰虎視，必以力爭。溯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我大“總統”置身於兩疑之地，憂深慮遠，統籌兼顧，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衛師團翕然聽從，親貴財產不盡落於外人之手。馴至清帝退位，民國告成，兵家所謂全國爲上，我大“總統”有焉。當事之方急，克強（黃興）諸公馳驅戰地，危在疆場，而我大“總統”側身京師，慍於羣小，其謀國也同，處憂患也亦同，今以一事之誤會，意見之微異，釀成國室之爭，但略予疏通，即可渙然冰釋。而環觀全球，外患叢集，積薪厝火，危不可言。東鄰野心，早暗視滿洲爲己有，彼勝俄之後，猶不敢據領之者，實因俄有以牽之也，不得已與仇俄協約，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緩圖者，即美國巴拿馬運河開通是也。菲律賓雖屬美之領土，實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與俄戰後之元氣未復耳。美國亦知其終難和平解決，甚欲乘其元氣未復之時與之一戰，惟因巴拿馬運河未通，大西洋軍艦運輸不便，故遲遲未發。日本亦深知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後，彼在東亞勢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運河未通，則攫我滿土，愈不容緩，特無隙可乘耳。今宗社黨盤據東省，與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機以接濟之，南北風潮疊起，又與宗社黨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從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於南，而意實在滿也。若墮其奸術，則瓜分立召。東而滿洲將成朝鮮之續，西而新甘一帶多系升允（清陝甘總督）黨羽，倘出而號召，擾亂堪虞，北則蒙古煽動，中俄協約將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內地好事喜亂之徒，難保不乘機竊發。加之我國會匪遍地，羣盜滿山，教堂林立，洋商麕集，一旦潰決，外人之生命財產將何以保持，勢必惹起列強幹涉，國之不國瞬息間耳。言念及此，實堪痛心！推其由來，皆因木腐蟲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總統”倡義武昌，力維大局，我大“總統”與孫黃諸公締造民國，艱苦備嚐，推其初心，無非救國，而經營年餘，險象環生，堂堂神州，儻不亡於滿清，而亡於民國諸公之手，則天下後世將謂我大“總統”何？今者三督解職，足徵無他，望我大“總統”開誠佈公，敦請孫黃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則內憂潛消，外患自滅。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民國幸甚！中國幸甚！山西都督閻錫山叩陽印。”
本來李烈鈞對袁已有“遵令免官”的覆電，胡漢民亦有“請援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粵督後，被任爲西藏宣撫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餘地。而袁軍向李烈鈞等橫施壓力，李純部先在九江發動攻勢，李烈鈞乃於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佈獨立。不數日，黃興響應於南京，陳其美響應於上海，安徽柏文蔚、廣東陳炯明、福建許崇智、四川尹昌衡、湖南譚延闓亦先後獨立，紛紛組織討袁軍，實行二次革命。長江流域獨武昌黎副“總統”與浙江都督朱瑞宣佈保守中立。中山先生特發表宣告，促請袁氏辭職，以息戰禍。袁氏對中山先生的勸告置若罔聞，且用兵益急。結果因民軍部署未周，且與袁軍相較，衆寡懸殊，不一月間遭到了全面的失敗。
在這段時期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處於北洋勢力包圍之中，形格勢禁，呼應爲難，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據點，俟南軍北上，再與陝西會合，進攻北京。我剛奉到此指示不久，陝西都督張鳳翽給我一個電報說：彼已與我聯名拍發一電，反對李烈鈞等行動。我當覆電責詢其故，張答覆說我：此舉孫（指中山先生）可諒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這時李烈鈞亦有電給我，表示不滿，因李與我在士官學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篤，故他對此頗覺意外，經我覆電解釋，他才知道這原是一種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計。蓋當時北方諸省除我與張鳳翽外，餘皆爲袁氏基本勢力範圍，張氏此舉，亦可謂爲保存北方僅有革命力量的一種權術。
二次革命失敗之後，袁氏乘勢要求國會正式選舉總統，制定憲法。國會參衆兩院於十月五日聯合舉行憲法會議，即日先行通過總統選舉法，次日就進行總統、副總統的選舉，第一、二兩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數，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過半數當選，而黎元洪同時當選爲副總統。《天壇憲草》因仍主責任內閣制，未能爲袁氏所接受。國會尚在議憲過程中，袁氏於十一月四日假國民黨以主謀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並取消參衆兩院國民黨籍議員四百三十八人之資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議會中之國民黨籍議員。
至是，國會參衆兩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各省議會亦成癱瘓狀態，袁氏乃令組政治會議，研究解散國會及修改《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兩大問題。政治會議先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呈請袁氏解散國會，次又議定《約法會議組織條例》，由袁氏於一月二十六日公佈。約法會議於三月十八日開會，從事於修改《臨時約法》的工作，由袁氏於五月一日將修訂後的《中華民國約法》公佈。這一約法完全採總統制，國務卿與各部總長均爲大總統之僚屬，立法院議員由人民選舉，參政院參政由大總統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參政院開會，二十九日又命令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在此制度下的中國，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權，而且是極度的總統集權了。自然軍民徹底分治，褫軍權於中央的宿意，更要積極的求其速達了。
山西是民國伊始就實行軍民分治的省份，省行政首長爲民政長。山西首任民政長爲湖北周渤，其後爲山西神池之谷如墉，河曲之趙淵，繁峙之陳鈺，其間我曾兼任一度，但爲時甚暫。民政長之下，分設內務、財政、教育、實業各司，以分掌各項政事。全省按河東、冀寧、雁門、歸綏四道區，分置河東、中路、北路、歸綏四觀察使（民國二年底將歸綏亦併入北路觀察使範圍內），以理察吏安民諸事。
省行政各司改廳最早者爲財政部門，初改爲國稅廳，嗣又改稱財政廳，均歸中央直轄，而受省監督。這也就是顯明的實行中央集權，將財稅權收歸中央的舉措。山西在國稅廳時期，廳長爲袁永廉，我曾記得有一次民政長陳鈺不同意他的整個國稅計畫，即欲憤而回京。我問了他的計畫以後，同他說：“你的計劃實在不錯，但你應計算計算，實行起來，恐怕卷房要佔半個太原城。”他從此自知難以實行而不再堅持其計畫，一場風波方告平息。國稅廳改財政廳後，第一任廳長爲李祖平。我祖父青雲公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逝世，袁總統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爲當時財政廳長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袁氏爲進一步完成中央集權，曾欲廢省存道，使道與中央成爲直接關係。這一計畫實施的初步，就是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銷各省民政長，改設巡按使，並改各道觀察使爲道尹。巡按使雖然在事實上是接替了原來的民政長，但在名分上則不是行政官，而是監察官，特於委派之時，由中央分別明令賦以監督財政與監督司法之權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漸做到廢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是一個旗人，其人相當驕悍，是袁特別派來山西消滅民軍勢力的。金永到晉，初任內務司長，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無疑，果於改制伊始，即實現之。當時中央爲分各省都督之軍權，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備部隊，此令一下，金永在晉即積極成立警備隊，其數初爲七營，繼並不斷增加，形成對我的甚大威脅。
中央集權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銷民政長制之同時，亦撤銷各省都督之制，無論中央與地方將領，均授以將軍或上將軍官職。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駐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駐東三省者，則上冠以“鎮安”二字，並分左右將軍。中央將領威字之上，並人各冠以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爲“建威上將軍”，蔡鍔爲“昭威將軍”是。地方將領武字之上，亦並分別冠以各該省軍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個字，如我當時的官職即改爲“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山東都督則改爲“泰武將軍督理山東軍務”，其他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將軍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鎮大同的一個同字，山東泰武將軍的泰字，是取了山東重鎮泰安的一個泰字。爲什麼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東不取濟南之名呢？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遠的，那就是將來要讓山西將軍移節大同，山東將軍移節泰安，以軍政分地貫徹軍政分治。這時，北京特地設立了一個將軍府，爲軍事將領之大本營。名義上各省將軍之本職亦皆在將軍府，督理某省軍務只是一種兼職，袁氏於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謂“出則膺閫寄，入則總師屯”的話。其所以改行這一制度，就是要逐漸的將軍權完全收歸中央。
民初中國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條約。俄國處心積慮，圖我外蒙，歷有年所，清宣統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國脅持，已紛紛獨立，逐我官吏，驅我軍隊，俄使並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與中國不得在外蒙駐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條件，清廷未予承認。民國元年，中國政府正擬進兵外蒙，維護我領土主權之完整，乃俄使照會：若中國進兵，俄當干涉，進而於十一月八日逕以俄蒙條約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將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條件定入條約，俄國扶助蒙古編練軍隊，且在蒙古享有特權，政府雖嚴詞拒絕，亦屬無效。
我當時認爲俄國乘我民國新建，力量未充，奪我主權，攫我領土，吾人斷不能坐視我版圖內之一部，不亡於前清之時，而亡於民國告成之日，無論外交折衝能否有效，均應以武力爲其後援。否則侵略者將得隴望蜀，內蒙亦恐繼入俄手。特於十一月十三日電請中央準我親率馬兵一獨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駐包頭，相機進攻，萬一事機決裂，即佔據內蒙各盟旗，然後進窺庫倫。這一電報中，特別說明：“蒙疆系我完全領土，征伐自有主權。內蒙既固，則兵力財力胥爲我有，俄雖狡猾，然爲我國兵力所及之地，當亦無詞以難。即或派兵暗助，亦屬鞭長莫及。如此籌計，我既有最後之設備，彼亦將知難而退。”政府終以種種顧慮，不敢決徵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線與俄使進行談判。
延至民國二年五月，俄國果嗾使外蒙軍分東西兩路大舉內犯，晉軍駐包頭之劉（廷森）旅，駐大同之陳旅，首先接戰，連電告急。我以北門鎖鑰，關係重要，又於五月二十七日電請親帶一混成旅前赴戰地，親督迎戰。中央以省防重，坐鎮不可無人爲詞，命我派孔庚師長帶隊應援。孔師長率部兼程北上，與綏遠將軍張紹曾部及我劉陳兩旅協力堵擊，敵勢始漸頓挫。
已而因政府對邊防軍事無整個決策，外交總長陸徵祥與俄使所商條件又爲參議院所否決，敵恃俄援，進犯益急，朔邊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齡在進步黨的擁戴下入組所謂“名流內閣”，孫寶琦繼長外交，與俄使重開談判，締結中俄條約五款，外蒙軍方退，邊患方息，而中國之對外蒙，從此亦只剩宗主權的虛名了。
民國三、四年間（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是中國最沉靜的時期，亦是袁世凱勢力最盛的時期。各省都督（後爲將軍）之籍隸國民黨者，僅僅剩下我一個人，只有臨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潛力。那時國民黨經過二次革命失敗與袁氏一再摧殘之後，組織頗爲渙散。中山先生爲重振革命精神，於三年七月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設總部於東京，並分遣同志回國策進黨務，以圖革命之再舉。斯時，袁氏力迫清除革命黨人，我對來晉同志力保他們身分的秘密，並曾託他們報告中山先生說：我當多方設法保持此一僅存之革命據點，至來晉同志，我決加意保護。中山先生曾囑我與陳其美先生多取連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