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呢用老資料呢說的是我黨特有的清查啥的，主要是說對廣大的八路軍戰士進行廣泛的調查，針對敵人掃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調查後向上級彙報，而隨後來的就是針對幹部的清查了，這個可就要嚴重的多，也保密的多，是屬於不公開的清查。
現存的很多資料也對這些“運動”很少提及的，咱們還是用資料來簡單介紹下，所收錄的都是經過蒐集、論證後的真實材料，在此對那些敢於揭開歷史真相的有心人們，真誠的表示感謝。
1941年春節過後的晉察冀區調查後，緊接着就是三查肅清，不少幹部和指揮員在這次運動中未能過關，比較突出的就是是因爲他們的“被俘”問題。
熟悉我黨政治運動的人都知道，每次整風肅查，都離不開審幹。而且，每一次審幹，都不會空手而歸，總要整出一些“壞人”來。
同1941年的清查相比，1944年初的全區整風，審查風暴要厲害的多，各分區都加了不少的典型，一分區呢最後只有兩個幹部未能過關，都被宣佈爲“整風結束後繼續接受組織的審查”。這兩個幹部，一個是退下前擔任武警部隊政委的李振軍，另一個是三十年代在上海從事過地下工作的老黨員白殿風。
他們二人都是因爲曾經被捕過，而且被捕的這段歷史一時很難說得清楚。或者自以爲說清楚了，但不被組織所採信。能說清的一般都有幾個方面的證明，比如有同獄的獄友證明。有敵人的審訊記錄證明。有我黨的高級領導出面證明等等。
上述那兩位就卡殼在同獄的獄友呢犧牲了。還沒拿到敵人方面的審訊記錄，我黨對他們的營救呢屬於高度機密，不能泄露中間人，無法提供證明。當時沒有直接處理掉，據說也是最高層發了話的，可以留着再審查。
一分區曾經被捕過的幹部還有幾位，有一些資歷很老的黨員，都是在抗戰以前從事地下工作的負責人。有些人的地位甚至很高。屬於“中組部管幹部”，由晉察冀軍區放在一分區考察使用。但由於歷史上被捕過的緣故，在晉察冀軍區和一分區都得不到重用，而且都在檔案裡揹着個“內部控制使用”的通知。
也許因爲這層原因，這些幹部大都沒有從事軍隊工作，而是在一分區地委、行署工作。他們雖然在過去擔任過領導職位，但現在被任命的職務都不高，大都是秘書、區委書記、股長什麼的營一級幹部。
別看這些人是下放到各分區的，但是有些人恐怕連所在分區的軍政領導都不清楚他們的真實背景！知道他們真正的經歷的，恐怕全黨加一塊都不超過十個人！
這個跟41年一分區李振軍一起查不清被捕經歷的白殿風就是一例。據他自己說。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是中央“特科”的一員。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跟潘漢年也很熟。還專門學過暗殺、盯梢、反盯梢、傳遞情報這些搞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
但他的頂頭上司是顧順章，這就造成了他“說不清楚”的主要障礙。以後被捕，釋放，是不是像顧順章一樣曾經爲國民黨特務機關效力過？都成爲他要“說清楚”的主要內容。
抗戰時期，白殿風在一分區，擔任易縣中心縣委（一度成爲“易定滿徐聯合縣”，縣委書記楊士傑，1944年底楊成武走以後的一分區政委兼地委書記）下面的一個區委書記。整風通不過，勢必在他的精神上造成壓力，整風運動結束後不久就犧牲了。有人說他那次的犧牲可以避免，是他自己以求一死，通過戰場上的犧牲來證明他對黨的忠誠。
前面介紹過的那位擔任一分區地委學習委員會秘書的1923年的老黨員李舜琴，五次被捕。但被捕期間的表現可查，又有不少證明人在世，且證明人都擔任着各級領導工作。所以李舜琴可以過關，但得不到重用，不能夠被任命重要的領導職務。否則，他的資歷足可以在晉察冀邊區政府裡擔任領導職務。
還有一個胡敬一，這是在《楊成武回憶錄》中留下名字的，當時任一分區民運股長，一度是楊成武夫人民運幹事趙志珍的頂頭上司。胡敬一之所以被楊成武收入回憶錄中，還是因爲他的名氣和資歷。
胡敬一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老黨員，據說擔任過縣委書記和其他領導職務，三十年代初被國民黨被捕，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成爲後來“61個叛徒集團自首出獄”中的一員。
雖說“自首”是出於組織上的安排，比胡敬一更大的共產黨幹部有的是呢，但當時底層的幹部並不理解。所以胡敬一到一分區來的時候，一分區組織科預先通知政治部的幹部們，將胡敬一的到來和身份作了介紹。
你只要看到，當時一分區只給這個胡敬一“民運股長”的職位，就知道當時一分區領導並不看重這位老資格的領導幹部。到了1942年“精兵簡政”，胡敬一連這個民運股長的職位都沒有了，被精減下去，據說是發揮他“搞地下工作的特長”，被派到日本人在淶源縣開辦的石棉礦，作管賬先生。
《楊成武回憶錄》中提到胡敬一，是因爲他被派到日本在淶源的石棉礦上做管理工作，他暗中與八路軍策應，搞到了當時八路軍奇缺的、自己也無法制造的大批黃色炸藥。在炸鬼子炮樓，炸公路、鐵絲網，遠比八路軍自制的土炸藥威力大多了。
《楊成武回憶錄》中沒有提到的，是他還搞到了一批用作包裝石棉的口袋，口袋的材質遠勝於當時用作八路軍軍裝的冀中紫花粗布。所以1943年，一分區許多幹部都穿上了用槐樹豆染色的新軍裝，有誰知道這新軍裝是用日本人的包裝口袋來做的？
胡敬一活到了解放後，據說，他最後的職務是國家檔案局局長（抑或是副局長），文革中去世。
據猜測，當年在一分區，楊成武像那些所有一分區幹部一樣，並不瞭解胡敬一的身世經歷。直到文革中，揪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文革後又爲之平反，楊成武才瞭解，當年在他手下一個看不起眼的小股長，竟然在他參加紅軍以前就成爲黨的領導幹部。楊成武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稱讚胡敬一，也是對自己在抗戰年間的冷待他做個彌補吧。
一分區還有一位留過蘇的老黨員，在一分區政治部當過副指導員，叫薛世聰。他爲什麼沒能得到重用，葉是因爲他也被捕過，而且是在蘇聯被捕的，曾被押到遠東的金礦勞改。抗戰爆發後被釋放，回到中國來參加抗戰。他也屬被“內部控制使用”的管理幹部。
不管是幹部還是戰士，黨內的還是黨外的人，只要你的檔案裡有個“俘”字，那就意味着你這輩子的政治生涯就算沾上一個洗不掉的污點了！甭管是啥運動，都能把你劃拉進去站隊，說不清的那極大可能就被處理了，能說清的也得夾着尾巴做人。
好歹混到全國解放了，可以鬆口氣了吧，事實證明大部分人都沒挺過文革！
要不爲啥我黨再進行政治教育的時候，強調堅決不當俘虜呢，這確實是先提了醒的！
說到這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抗戰期間的一分區鋤奸科可真忙呀！不光是盯着敵佔區的鬼子僞軍漢奸，還要向內盯着大批的我黨幹部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