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伴隨着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傳播和西方國家制度思想的引進，近代中國進入了政黨政治時期。面對清政府被推翻後的權力缺失，政黨政治成爲當時社會的普遍追求。正如有學者所論述的，“當原有政治體系受到重創而無法恢復功能時，政黨是重建合法性的必要條件。在那些傳統制度或崩潰或軟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體中，政黨不僅僅是輔助性組織，而目是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源泉”。對處於近代化轉型之中的中國社會而言，在迫切需要一個或者以一個主要的思想政治力量來實現社會的整合時，填補這一政治權威真空的最佳組織—政黨也就自然應運而生。
1912年下半年開始，全中國的人們似乎都忙着競選，各式各樣的政黨都紛紛粉墨登場。唯獨東北和熱河，沒有出現政黨遍地的景象。這一來是因爲中華民族復興黨和徐天寶控制的嚴，而來也是徐天寶覺得此時的國民和中國對於政黨政治那一套還完全沒有準備好。
當然，這只是徐天寶的個人想法，要讓整個中華民族復興黨的黨員們明白這個道理，還是需要時間和解釋的。因此，徐天寶從呼倫貝爾回到瀋陽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開黨員會議。
徐天寶一開始就很不客氣地說道：“現在我們看到的多如牛毛的政黨，都是照搬西方資產階級政黨的模式而建立的。在其實施運行中存在很多不足，呈現出一種畸形的病態的發展，這表現爲:“黨派林立，黨爭不休，原則模糊，獨立依附，惟利是趨，本性使然，黨中見黨，派復有派，分和無常，脫黨跨黨，進出自由，黨德敗壞，因人而黨，主義無別，政見雷同”等等。所以，至終，他們也未發展成爲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政黨。簡單來說，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帶領中國走向富強！而中國暫時也不適合立刻走歐美政黨政治的道路！”
熊希齡發言道：“主席何出此言？”
徐天寶說道：“第一，目前中國在政治結構上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德、日的現代化道路啓示我們，趕超型國家的現代化需要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來主導和推動制度變遷。近代中國洋務派的自強運動由於是由地方漢族勢力而非中央政府主導而缺乏中央集權統一領導而失敗；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戊戌變法由於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同樣缺乏中央權威領導而走向失敗；“清末新政”雖然由中央政府主導，但是在地方主義盛行、軍閥政治即將出現的晚清，中央權威早已喪失殆盡而無力主導新政的實施。可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的失敗都昭示了強有力的中央權威的缺乏必然導致現代化的失敗。現在也是一樣，袁世凱瞧不上孫文，孫文也不樂意事實遷就袁世凱。就中國目前的國情而言，實現制度變遷需要有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來統一主導和推動。他們盲目追求英美自由民主制度而忽視掌握中央權威的做法，更是決定了他們失敗的必然性。”
蔡元培搖了搖頭，說道：“中央權威？那豈不是又回到了皇帝當權，一人一言定一國的時代？”
徐天寶也搖了搖頭，說道：“非也，皇帝是傳子不傳賢，施政無需顧忌國法。而我說的這個中央權威，一來是要通過人民選舉產生，二來施政也要遵守國法。在國法允許的框架內，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建設國家。”
徐天寶便繼續說道：“第二是眼下的中國在經濟結構，缺乏“社會力量主導”的基礎。迄今爲止，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可歸爲兩種，即“英國－美國的商人階層主導的社會中心主義模式、法國－德國－日本的官僚體系主導的國家中心主義模式”。英美模式是一種“自發秩序”的社會力量主導的現代化道路，它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日益強大的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日益強大，作爲社會力量主導和推動着社會的制度發生變遷。德、日是典型的國家中心主義，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是現代化和制度變遷的主要推動者。眼下的政黨更多的是受英美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盲目學習照搬英美模式，忽視近代中國特殊的國情而一味的強調模仿英美自由主義模式來實現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眼下中國的資產階級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是很軟弱的。軟弱的資產階級不可能成爲民初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之主導力量的現實，也決定了它無法在社會上形成一支強大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政治上造成一個強固的核心勢力。”
張紹曾是老同盟會會員，他說道：“同盟會經過宋教仁的改組，已經不是以前的同盟會了，而且憑着孫文先生的威望，難道也不能成事？”
徐天寶說道：“孫文先生的做法就是寄希望用《臨時約法》來約束袁的權力。因爲孫中山對袁有所警惕，因而在辭職之際，和臨時參議院制訂的《臨時約法》規定國體爲內閣制，不是總統制。實際權力掌握在內閣總理手中。結果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就是袁的老部下。其他內閣成員中，同盟會員多擔任教育、農林等冷衙門，袁與部下掌握實際軍政大權。後來唐紹儀要實權與袁發生矛盾，被迫辭職。在這第一個回合的鬥爭中，袁勝。隨後，袁任命親信趙秉鈞爲內閣總理。宋教仁等人寄希望於在大選中獲勝，由國民黨領袖任內閣總理，靠議會中國民黨員佔多數的力量，來制止袁的獨裁，這就是議會政治。但是這是與虎謀皮啊~！雖然國民黨在選舉中可能會大獲全勝，但恐怕結果不會太好，甚至還危險。”
張元濟有些不高興地說道：“那麼依都督只見，這民主議會，選舉總統的國體不適合中國？”
徐天寶擺了擺手，說道：“那到也不是，只是時機還不成熟。我記得《三國演義》裡諸葛亮舌戰羣儒一節，諸葛亮說道：譬如人染沉痾，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臟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爲難矣。如今的中國，剛剛經歷了一場暴風驟雨，好比生了重病的病人。俗話說得好，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如果一下子就服用猛藥，非但不治病，反倒要致命。如果這個時候貿然普選，必然是天下大亂，我敢斷定各省的都督必然用槍逼着老百姓選自己，或者逼選、賄選的事情多如牛毛。等到那時候真正天下亂了起來，這些人又該說中國不適合民主共和制了，給民主憲政潑髒水，豈不是將革命成果要毀於一旦？”
在座的顧維鈞乃是留學的博士，一向自視甚高，屬於言必稱英美的人物，本來認爲中國照搬英美的政體就可以躋身列強，但是他也沒想到中國的局面是如此的複雜。他在西洋多年對歐美的制度比別人清楚的多，恭恭敬敬的問道：“既然此刻不能選舉，又如何能保證權力操於人民之手，不再出現官員魚肉百姓的事呢？”
徐天寶笑笑，答道：“也不是不進行選舉，而是要慢慢來，一步一步穩着來。我打算將瀋陽做試點。按照實際情況劃分爲若干個區，先讓老百姓選舉區議員和區長，然後從區議員和區長中選出市議員和市長。由他們自己治理瀋陽。市級選舉只要搞成了，周邊的縣不攻自破，自古鄉下人的風氣是跟着城裡走的，省城搞成了，縣城自然就不是問題。三年時間，整個遼寧都要實現縣級的選舉，再過兩年，整個東北和熱河都要按照這個原則選舉出來”
顧維鈞等人有些失望：“五年？要那麼久？”
徐天寶微微一笑：“已經夠快了，這五年就是教育人民的過程，同時努力改善民生髮展實業，老百姓富足了自然就有了參政議政的想法，都是連飯都吃不飽的人哪個有心思去參加選舉？拿起刀槍造反倒是有很大可能。一蹴而就看似是捷徑，往往卻欲速則不達。耐心點，把東北建設好，拿出個樣板給全國老百姓看一看，讓他們感到切實的好處，這樣的成果才穩固，這樣他們才能相信，中華民族復興黨纔是真正能領導中國走上富強的領頭羊！”
顧維鈞細細品位了一番徐天華的話，說道：“都督果然真知灼見，我到覺得這番高論可以再豐富詳細一些，不光要曉諭東北，更應該曉諭全國！”
徐天寶哈哈一笑，說道：“少川如果有意，那就勞煩你動筆咯！”
顧維鈞也笑道：“此乃吾之榮幸！”
於是，徐天寶說道：“下一個議題，是關於敬輿出任吉林都督一事的。”
張紹曾曾經和徐天寶一度敵對，不過在蔡元培潛移默化的說服和對徐天寶、對中華民族復興黨日益深入的瞭解中，逐步摒棄前嫌，和徐天寶站到了同一條戰壕裡。
張紹曾站起身來，對衆人說道：“張紹曾不才，得到大家的信任，推舉我出任吉林都督，我唯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罷了~！”
徐天寶笑笑，示意張紹曾坐下說話，同時拿出一份草稿，推到張紹曾面前，說道：“這是我草擬的《吉林省農業規劃書》，敬輿請過目，如果不嫌棄，可以參考一下。”
《吉林省農業規劃書》基本上是徐天寶給宋小濂的《黑龍江建設五年計劃之農業篇》的翻版。
第一以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爲核心，建設糧食生產基地。要在中部長春、四平、遼源、松原、吉林和通化等地建設高標準糧食主產區，建設標準糧田500萬畝，使其產量達到全省糧食產量的九成以上。
第二以精品畜牧業爲特色，建設肉類生產基地。在中部的長春、四平、遼源建設肉牛基地；在長春、四平、吉林、通化建設肉豬基地；在松原和鎮東縣建設肉羊基地；在長春、四平、松原建設肉雞生產基地；在鎮東縣和松原建設優質細毛羊基地。力爭使其產量達到全省產量的八成。
第三以當地土特產爲特色，建設土特產品生產基地。吉林擁有享譽中外的長白山自然寶庫、優質黑土地、綠色草原和千萬畝水面。在東部的延邊、吉林、通化、白山等東部山區建中藥材生產基地；在延邊、吉林、白山、通化、遼源建設林蛙、食用菌、山野菜、特色果品爲代表的山珍食品生產基地；在西部鎮東縣建設優質高效雜糧雜豆基地。
第四以豐富的農產品加工原料爲基礎，建設農產品加工基地。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抓好糧食加工業、畜產品加工業和特產品加工業3大產業；玉米、水稻、大豆、生豬、肉牛、禽類、乳業、山野菜和食用菌、中草藥和林特產品10大系列；東部長白山30箇中藥材、山野菜和林特產品基地，中部松遼平原30個玉米、水稻、大豆、農區牧業產品基地，西部地區20個優質雜糧、油料、糖料、草食牧業和乳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