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林則徐得到非凡讚譽，諡號“文忠”是清帝表彰他終身維護朝廷權益辛勞所賜，維新派尊他爲“首”，頌他爲習洋“技”開先河，當下依舊對他推崇，贊他變革開拓，范文瀾評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
1785年8月30日，林則徐出生在福建福州一個下層封建知識分子家庭。他的人生軌跡按封建仕途前行，20歲中舉人，26歲金榜題名中進士，後歷任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總督等職，成爲漢臣中受清帝重用之人。
1838年，林則徐受命廣東禁菸，改變天朝對外夷的陋見，知覺“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論斷之愚昧，接觸外部世界，採訪夷情，收集外文書刊，招募低出身懂洋文的百姓入欽差行轅，翻譯西方著作。其組織翻譯的《四洲志》問世，爲國人打開世界人文地理之門。
林則徐禁菸深得人心，又兼整頓海防籌備戰守，使得洋人在廣東灰頭土臉，鴉，片貿易就此阻隔。英軍不甘受制，悍然發動戰爭，清軍整飭不力，節節敗退，割地賠款，林則徐爲此削去官職充軍伊犁。
其途經揚州，贈送魏源《四洲志》譯本，《海國圖志》由此出版，“善師制夷”影響至今。1846年，清道光皇帝重新啓用林則徐，授陝甘總督、雲貴總督要職，1849年林則徐稱病告老還鄉，途徑長沙，接見左宗棠，尊爲上賓，兩人徹夜暢談，在國人衆議抗英海戰之時，林則徐深感西北邊防威脅日近，國境守備薄弱鬆弛，沙俄騎兵馳騁無阻，預見“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
其死後十餘年，沙俄兵不血刃侵佔清國150萬平方公里，不詳預言終成現實。林則徐對廣州十三洋行的擔憂，對禁菸失敗的不甘，臨終不忘“星斗南”，終成歷史銘記的民族英雄。
林則徐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離粵之時向奕山貢獻六策，首要即“海疆長久之計”乃籌辦“外海水師”。林則徐擔憂“徒守於陸，不與水戰，此常不給之勢”。這一反省，從重陸防轉變爲重海防，擊碎中國千年重陸輕海的陋見，提出“有船有炮，水軍主之，往來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軍儘可十撤其九”的思想，堅定認爲要保衛陸上城邑，須有水師控制大海。
林則徐“制海權”思想的萌芽早於洋務派二三十年，這是封建王朝軍事思想史的重大突破。
後來林則徐被貶新疆，卻心繫國運，瞭解邊疆史地，其對沙俄“威震鄰國，開疆拓土”虎視新疆，對英吉利逼近葉爾羌和戈會哈威脅西藏，分外擔憂，尋找邊防固達之道。其親臨喀什噶爾，譯詢卡外各國夷部地土風俗，離去之前，摘抄《喀什噶爾、巴爾楚克等城墾田原案摘略》《巴爾楚克等城墾田案略》《哈密廳卷宗》等手卷，獲贈《卡外與圖》，從歷史地理中尋找“備邊之法”。
林則徐深知疆民之苦，坦言“回子至愚極懦，且極可憐。自漢官以至兵丁，使喚之甚於犬馬，其貿易放債之漢民，欺騙之、盤剝之，視若豕羊而已”，規勸清廷重視善待。其提出治邊方略：其一，要防外夷入侵，必須屯田守邊，尤其巴爾楚克，要廣爲開墾，使之成爲邊疆重鎮；其二，要安定回民，改變民族偏見。
林則徐從安邊富國的大局出發，駁斥回族會因“富強而生反側”的謬說，主張減輕糧稅，招回分田，使貧窮回民得以安定，其塞防思想互爲表裡因果，“屯墾、屯邊、固邊”層層遞進。
林則徐海塞並重，有預見，爲後續事變證實。“海塞並重”思想也在左宗棠和沈葆楨手中開枝散葉，影響深遠。
而李鴻章對海防問題的看法，集中體現在他的萬言《籌議海防折》上。李鴻章深諳中國政經中心俱在東方，天然海洋屏障拱衛了財富，而鴉，片戰爭不僅震驚國人也震動國基。
其深知清廷國庫空虛，提議在新疆採取守勢，靜觀其變，運用以夷制夷，使英俄相互牽制，以待日後收復國土。如此清廷就可撥西北軍餉用作東南海防，壯大海軍。
李鴻章強調新疆界於俄英印及波斯之間是敏感地帶，清廷“餉力、人才實有不逮”，應集力海防，暫緩塞防。針對國內形勢，李鴻章開出藥方：變革奮起，其呼籲遵循實事求是，務實求真，興辦洋務。對外懼戰以求自強發展的和平環境，切不可逞意氣孤注一擲，視國事爲兒戲，內政不修，則“戰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他說列強憑藉海船火炮實爲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而中國仍“猶欲以成法制之”，如患者不論何種疾病皆以古方治之，肯定不能見效。因此他認爲“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
其倡導“變”是指軍事制度變革，建立新型陸海軍；改革舊式科考八股，培養新式科技人才，這點倒是很受吳可等有識封疆的贊同。
對李鴻章“暫緩西征、全力海防”的觀點，左宗棠竭力反對。他認爲新疆、蒙古和京師連爲一體，新疆失守，連鎖反應，危機京城。因此他主張水陸並重，一邊收復新疆，一邊加強海防。
左宗棠分析當時國內外形勢，認定是進軍新疆的好時機。回民叛亂已然平息，新疆叛亂勢力尚處萌芽，非根深蒂固，英俄皆對新疆虎視眈眈，沙俄已佔伊犁，以夷制夷的策略失效。
此時，沿海地帶海防形勢較塞防緩和，列強多忙歐洲戰爭和財富爭奪，中國趁時出兵新疆，收復失地，如若不然，日趨嚴重，尾大不掉，愈加棘手。
其清醒認識到“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視西陲之成敗以爲動靜。俄人攘我伊犁，必將久假不歸。大軍出關，艱於轉運，深入爲難。我軍日遲，俄人日進，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
同時他表示東南海防局勢沒看起來那般困難，朝廷難道忘了東南沿海還有一位實力強勁的兩廣總督吳可。
以他對吳可的瞭解，除非遠東英法聯軍再次聯合出兵，而且還只能海軍配合，纔有可能於兩廣沿海地帶成功登陸，否則列強軍隊絕對討不到好去。
而此時新疆局勢已經糜爛，朝廷再不動手平亂，等到亂軍徹底穩定局勢，朝廷再想有所動作，所需付出代價可不是眼下能比，就不知朝廷到時有沒有那個財力跟魄力？
左宗棠原本只是一番實言，誰料卻給吳可惹來不小麻煩……
而應左宗棠之請，吳可雖嚴密監視安南局勢難以抽身北上，但還是發來奏摺參與此次‘海防’與‘塞防’之爭。他自然站在左宗棠一邊，歷史證明左宗棠的“海防”與‘塞防’聯合纔是正理，他自然不可能睜着眼睛說瞎話。
在奏摺之中他幾乎是拍着胸口保證，有他吳某人和手下部隊存在，起碼兩廣地區海疆不用擔心，列強想從兩廣佔便宜絕不可能。
……
朝廷反覆斟酌，最後決計採用海塞並重的方針，任命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速籌進兵，節節掃蕩”；同時任命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吳可從旁協助，兩廣水師作爲南洋水師主力辦理。
得，搞來搞去結果最受傷的，卻是兩廣方面。幸好兩廣實力強勁吳可並不在乎朝廷的支持，否則還不得被氣炸了肺？
……
話說清廷發跡於東北，叩關南下，建立帝國，據歷史經驗，重視陸疆，輕視海疆。康熙晚年曾道“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而沙俄在北方入侵暫時讓清廷放鬆了海疆。
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克天津，標誌着以太平天國爲中心的農民，運動開始退潮，大清王朝渡過了覆滅危機。清廷常年作戰，割地賠款，也已疲憊不堪，面臨崩潰。
此時，西洋列強，沙俄日本，俱窮兇極惡。1865年後，清廷邊境狼煙再起，沙俄以“代管”名義，進佔伊犁，英吉利從中作梗，支持南疆叛亂，承認叛軍阿古柏政權，試圖分一杯羹。
陝甘總督左宗棠，七年一劍平定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終於騰出手來，一邊派軍進駐河西走廊，一邊向朝廷報告，準備進軍新疆收復失地。
同時東海硝煙瀰漫，1874年新興日本爲轉移因改革維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臺灣土著殺害爲由入侵。欽差大臣沈葆楨帶領中國軍艦“安瀾”和“伏波”等前往臺灣，李鴻章也緊急調集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入臺，並運去洋炮20門。
清軍到來，給予日軍強大震懾。日本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親到北京談判，清廷因西北阿古柏叛亂，中法關係日趨緊張，兩廣總督吳可指揮手下親自參與安南內戰抽不得身，加上英美法三國調停，決定妥協。
經談判，中國付給日本白銀50萬兩，日本從臺灣撤軍。日本的突然舉動，震動清廷，朝野譁然，再次引發了舉世矚目的海防、塞防之爭。
1874年11月5日，總理衙門遞上《海防亟宜切籌武備必求實際疏》，強調海防，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項具體措施，請求飭令有關大臣討論。
11月19日，前江蘇巡撫丁日昌請人代遞上《海洋水師章程》六條，提出海軍分區設防並統一指揮，要設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艦隊，分轄北海、東海、南海三面海域。
清廷將總理衙門和丁日昌條陳交濱江沿海各省督撫及將軍討論，限一月內復奏。時任陝甘總督左宗棠本不在飭議大員之列，但總理衙門因其“留心洋務，熟諳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別諮請其參加籌議。
此次爭論，海塞防三種觀點，以左宗棠和李鴻章兩個實權派之爭最爲引人注目，兩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開激烈爭論。
海防與塞防之爭“復奏”期矛盾焦點在於防俄還是防日。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直隸總督李鴻章、原江蘇巡撫丁日昌、浙江巡撫楊昌睿、兩江總督李宗羲等共同認定日本“陰柔而有遠志”，甚於沙俄，沙俄“志在蠶食，不在鯨吞”，日本卻是“志在鯨吞，不在蠶食”。
而醇親王奕環、盛京將軍都興阿、漕運總督署山東巡撫文彬等認爲“各國之患，四股之病，患遠而輕，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敵手，當務之急是“嚴備俄夷”。
海防與塞防之爭焦點在於傳統與現實交鋒。傳統派和洋務派，爭論如何救國，是固守封建禮教典章制度，還是學習西方現代文明。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於凌辰爲代表的傳統派，寄希望“天朝上國”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業文明，以“天朝禮治文化”應對西方強權政治，指責李鴻章“以夷變夏”是賣國。
而以李鴻章、沈葆楨爲代表的洋務派直面慘淡，主張“舍變法用人”。傳統與現實之爭，是海防與塞防爭論的深化，是對政權頂層設計的新思維和新主張。
海防與塞防之爭，反映清廷已成“親賢夾相輔助，主國三公，事權無不下移”的行政體制，軍國軍政大事，集思廣益，廣泛諮詢，由疆臣復奏，海防之議參與者涉及淮系、楚系、南方三督系，守舊派、清流派等不同利益集團。
左宗棠感嘆：“臣曾督海疆，重參樞密，竊見內外政事，每因事權不一，辦理輒行棘手。蓋內臣之權，重在承旨會議，事無大小，多借疆臣所請，以爲設施。外臣之權，各有疆界，雖南北洋大臣於隔省事，究難越俎。”
反映出中央與地方關係微妙，集權衰落，權力下移，決策遲緩，處處受制，諸強時常“空言搪塞”，大員不能“內外一心”，謀私利輕國利之風甚重，清廷只能折中“海塞並重”。
晚清邊疆危機是海權和陸權地緣政治爭奪結果，從阿基裡德到亞里士多德都從海軍強弱中看到國家興衰。原本歷史上的1890年，美國海軍軍官馬漢提出了系統的“海權論”，指出海權即是利用和控制海洋視爲世界歷史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海上軍事力量和和平商貿航行，前者是海權基礎，後者是海權目的，二者相輔相成。海權是國家獲得世界霸權的基本途徑，是國家競爭、敵對和戰爭暴力的記錄，控制世界必須控制海權。
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提出了系統的“陸權論”，倡導聯繫地理、歷史與政治的新地理學，指出“誰統治東歐，誰便控制‘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便控制世界”。
心臟地帶指歐亞大陸的中心和北部，大約900萬平方英里的範圍，包括東歐和中亞一帶。心臟地帶沒有可通往海洋的水路，是一塊聯成一體的陸地，除了一些亞北極區的森林，適合陸地力量的機動。
而世界島指亞歐大陸，是世界政治的地理樞紐地區。海權論和陸權論是西方地緣政治學中最基本的兩個理論流派，它們各自強調單一地緣因素的重要性。
不論海權論與陸權論是否客觀地解釋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態，但至少在主觀上影響了國家的對外行爲。海權論和陸權論都強調強對抗，國家間把海權與陸權的爭奪和戰爭看作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內容和基本主線。
……
中華民族是大陸性的民族，民族的發展是由西到東，卻從未進一步向海洋作大規模或有計劃開拓。明代以前中國外患集中在東西北，海疆除小股騷擾外較爲太平。
清廷晚期被西歐海權和沙俄陸權攻擊得毫無還手之力，產生千古未有之鉅變，過去的故事現在依舊演繹。
傳統中國塞防是西北邊防，左宗棠在‘海防’與‘塞防’之爭中竭力反對犧牲“塞防”保全“海防”，那時“塞防”主要是新疆，現今又多西藏。新疆，地處歐亞大陸腹地，地理位置重要，既是中國石油蘊量較大之地，又是中亞方向陸路進口油氣之主道，聚集了“三股惡勢力”。
作爲歷來是民族遷移交融和多民族雜居以及多種宗教廣泛傳播的地區，新疆從不是一塊太平之地，歷史上沒完沒了的分離、分立和分化現象重複上演，隱患重生。
西藏，作爲一塊天然屏障，地勢險要環境惡劣，有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價值，朝廷重臣魏源曾曰“衛藏安，而西北之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