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王朝失去對於全國的有效控制之後，羣雄競起，逐鹿中原，最後歸結爲曹操、劉備、孫權三大集團的鼎足而立，長期對峙。三國的決策者們根據自身的利益，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如何趨利避害，壯大自己，削弱對方，奪取勝利，成了智囊們密切關心的問題。
可以說，三國時代韜略家們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利害二字進行。“謀者，所以遠害就利也。”(《吳子兵法·圖國第一》)無利不謀，一切權謀活動，實質上都是謀取利益的活動。文韜武略，是謀求利益的重要手段。在生死存亡、成敗禍福等重大利害關係上，韜略的巨大價值便被凸現出來，嚴峻的政治、軍事、外交鬥爭轉化、上升爲韜略水準高下、韜略人才多寡、韜略藝術優劣的鬥爭。而韜略家們的一切努力，也始終不離利害問題。他們對利害問題的認識、運用以及爲利害轉化所作出的種種方案，經過握有實權的各派人物採納之後。對社會現實產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
在紛紜複雜的三國時代，能夠高瞻遠矚、洞若觀火、認識利害、權衡利弊，對於本集團的發展是極爲重要的。《孫子兵法》講：“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盡知用兵之利也。”(《作戰篇》)“通於……利者，知用兵矣。”(《九變篇》)
利有大小之分．害有輕重之別。三國時代的韜略家們與一般人相比，他們更多地注重於集團利益、潛在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而後者則關心個人利益、現實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敵對的集團爲了爭取最大的利益，避免任何損失，就加大韜略對抗的力度與強度，將力的拼搏轉化爲智的較量，因爲智的較量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利益的損耗和患害的產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三國時代的韜略家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得到各大集團統治者的賞識和器重。這一特點，同時也使三國的形勢變得奇譎險惡，變幻莫測。
在認識利害的層面，三國韜略家們大都具備卓越的目光。
早在東漢朝廷派遣張溫統帥大軍西征時，孫堅即已發現董卓的桀傲不馴，違抗皇命，建議立即誅殺，以免養虎遺患。張溫缺乏見識，優柔寡斷，遷就董卓，不予處理。這是公元185年發生的事。結果到了公元191年，董卓早已大權在握，以張溫與袁術秘密聯合爲藉口，將張溫在鬧市中用亂棒打死。張溫不識害，故有禍患。
公元219年，魏諷陰謀襲擊鄴城，但因組織不嚴密，未充分認識到事態的困難程度，結果被同夥告密，而遭誅滅。蜀大將軍費禕遇刺，吳諸葛恪回師被殺，姜維輕動兵革，急功近利等等，均疏於防範，而防範的目的正在於防害、防禍。舉三國韜略凡衷倩外露、輕信別人、結怨樹敵、功高震主、得意忘形、自以爲是……都容易造成禍害，帶來災難，費禕遇刺之前，張嶷寫信指出問題，勸戒他加強戒備，費禕不聽，禍殃及身。諸葛恪危難關頭不聽騰胤之諫，輕敵無識，成了孫峻的刀下之鬼。姜維出征不止，譙周作《仇國論》加以譏刺諷諫。只是智囊的意見未被主事者採納，以致災難立至，身敗名裂。
相反，主事者與韜略之士的認識一致，就能趨利避害，前途光明。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行屯田以積軍糧，均是採納謀士之計，奪得了大利，取得了主動。諸葛亮勸劉備註重荊州、益州之地，爲蜀國奠下了大基。孫權防患於未然，及時平定東南暴動……都因深知其利，而受其益。
兩利相權從其重，兩害相衡趨其輕。指陳禍福，權衡利弊，往往作爲三國韜略家的重大使命。因爲這在實質是保證決策的最優效益。決策包含了三個層面的內涵，一是尋找決策機會，二是發現可行方案，三是選擇最優方案。選優是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韜略家們以其深邃的見解，從利害的兩極比較出發，打動決策者，使決策者根據趨利原則行動，保證決策的正確性。
公元227年，魏明帝大興土木，修建宮室。王朗以“民充兵強，戎寇賓服”爲理由，勸諫魏明帝不要在民衆貧困之際進行，以免出現內憂外患的不利局面。與魏明帝相反，吳主於公元247年修繕建業宮時，能注意到百姓疾苦，採用拆運武昌宮磚瓦木材的作法，不加重民衆負擔。視民利弊，加以決策。河內郡太守王匡起兵討伐董卓，爲了增加自己的威嚴，實施嚴刑重罰，常林以爲和是勝利的保障，不講恩德，亡將立至，何有大功，正是這種利害相較，使得王匡改弦更張，有所收斂。牽招奉命出使烏丸，以利害大義曉喻峭王，爭取他在曹操征討袁譚的戰爭中保持中立。
三國時代，韜略家們經常運用利害關係，取得對敵鬥爭的主動和勝利。他們依據利益原則，採用以利相誘韜略，使敵人落入圈套，加以打擊。孫策以卑辭重禮說動稱雄於江淮之間的廬江太守劉勳率兵攻打上繚，以上繚富庶相誘，引虎離山。劉曄識破孫策之謀，力阻劉勳。只因劉勳利慾薰心，執迷不悟，終於使孫策得逞，迫使劉勳敗奔曹操。吳將孫布、周魴前後以詐降敗魏王凌、曹休。曹操、傅於、張既、賈逵等均曾以利誘利，因利制權，取得成功、達到目的。諸葛恪採用誘之以利、懾之以害的策略，較好地處理了齊王拒遷問題……都充分體現、靈活運用孫子“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孫子兵法·虛實篇》)的韌略精神。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非利不動等古訓，已成爲三國時代韜略家行動的共識。吳出兵合肥，撓魏不止。滿寵擇利而動，謀拒吳兵。吳視利而動，攻晉夏口。杜預因利間鬥，分裂吳國君臣團結。王肅、王基、薛綜採取軍事行動的依據是兵以利動。利益形式的多樣性，決定了三國韜略的複雜性。對利益目標的追求，形成了三國韜略運用的廣泛性。三國集團之間，集團內部的關係經常變化，或好或壞，或戰或和，或敵或友，但制約的力量始終是利益關係、利害關係。這種情形，直如西方世界所闡述的真理：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如何以患爲利，轉禍爲福，成了衡量韜略家的水平高下的一大標誌。《孫子兵法》上指出：“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則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九變篇》)這是說，明智的將帥謀士考慮問題，必同時兼顧到利益與危害兩個方面。充分考慮到有利條件，事業就可得到發展；充分考慮到有害因素，禍患就可以消除。因此，要以危害來使敵國屈服，使其不敢輕舉妄動；要以諸事來使敵國繁勞，使其不得安寧；要以利益來引誘敵國，使其奔走不息。靈活運用利害關係，積極改變利害關係，就成了三國韜略家們殫思竭慮、想方設法的攻關課題。
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對峙於官渡(今河南中牟東)。曹軍兵力相對薄弱，士卒疲憊，後方暴露，根基不穩，在袁紹大軍壓境面前，處境困難，準備退兵。苟彧等謀士在關鍵時刻，指陳禍福，力主對抗，建議出奇制勝，轉患爲利。曹操採納智囊們的見解，加強正面防守，乘隙而進，火燒烏巢屯糧，打亂袁軍陣腳，使其軍心動搖。然後曹操乘勢而動，發起全線反擊，擊敗袁軍。此外，杜襲勸阻曹操征討許攸，認爲曹操擊許攸是“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本末倒置，“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動，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三國志·杜襲傳》)，使曹操回心轉意，採用以德報怨之策，厚撫許他，化害爲利。公元278年，北方發生水災。杜預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化險爲夷，轉禍爲福。三國韜略家們的聰明才智不僅表現在對敵鬥爭，也充分表現在與天、與大自然搏鬥中。
認識利害，運用利害，逆轉利害，是三國韜略實踐的三個層次，也是三國韜略理論上的三種努力，三國時代的個人與集團、三國時代曹、劉、孫三大對抗政權的興衰盛敗，無一不與韜略實踐的三大層次息息相關，無一不與韜略理論的三大努力緊密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