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就是這樣的一類人：公開地利用和掠奪陌生的無辜者，壓榨他們的故事、情感、血汗，裝着葆有感情其實是冷冰冰地去揣度和豢養他人的命運。細想想，這真是近乎邪惡的行爲。但我這樣做了，像以往一樣，並且今後還會繼續這樣。
表面上，這次我寫的是失獨老人與失戀兼失業的少女，他們各有不幸，並再次不幸地進入了我的視野，並且我還冷酷地讓他與她糾纏了起來。我替他們繞了一個並不複雜的結，但並未替他們打開。我把他和她從人羣中認領了來，安置到同一個屋檐下，讓他們尋死覓活，準確地說，是試圖尋死，同時又在尋覓活路。他們不管是活下去，或是當真死了，某個角度上，也並無巨大的分別——我於是不負責地讓故事就此停下來，把他們留在故事裡。我把他們丟在那裡、關上電腦掉頭就走了。走了好一會兒，我忽然明白到：這位苦念亡子的老人，以及那位深度厭世的少女，留在故事裡，顯然比走出來，要好一些。
更好的則是把這個故事拋諸腦後，只看人與人：人際的隔閡與無力。這種人際，包括陌路人的，更特指親人之間的：母與女、父與子、夫與妻；活人與死者，得意者與不幸者，在本質上，都是差不多的——彼此間，做不到真正的融洽與親切。但這樣一種無計可施、令人感傷的局面，其根源恰恰是由於“愛”，一種混沌而深沉的、帶着催眠般惰性的“親人之愛”。命懸一線之時，這可憐巴巴的“愛”，又足夠維繫。就是這樣的，人們與愛的關係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