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住得算是不錯的，起碼是個套房，”看到費大寶驚訝和帶有幾分輕視的神情，黎導演掩飾着尷尬，“他們那些人更慘，只有八九平，中間用木板和鐵網隔着，比他媽的我以前住的房子衛生間還不如！”看來香港人習慣把這種帶有獨立衛生間的蝸居稱爲“套房”。
我不像費大寶，他是典型的富二代，我是平頭老百姓，以前也在照片中見識過鵬仔的隔間，比黎老闆的還差，所以我沒那麼驚訝。坐在牀邊，看着桌上供着的那尊半天半地九靈古曼，我說：“你得把這張桌子移開，不要擺在衛生間旁邊，泰國供奉物不能距離髒處太近。”
黎導演說：“可房間就這麼大！”
費大寶說你可以將牀移到衛生間旁邊，桌子就能搬開了。黎導演苦笑：“這衛生間經常堵塞，味道很臭，把牀儘量離遠些還好，要不然連覺都難睡，還要用棉花把鼻子塞住！”我心想就這麼大的房間，近點遠點又有什麼區別。
人多力量大，我們三個人共同動手，幫黎導演把桌和牀調換位置。看着桌上的供品，有小孩玩具、零食、牛奶飲料等，費大寶仔細動手數了數，每種不多不少，都是九份。
我點點頭：“沒錯，供奉方法對頭，現在位置也調換好了，以後在更換供品的時候，念幾遍心咒，而且最好在午夜無人的時候。”黎導演連連點頭，掏出紙筆記錄。要走的時候，黎導演說要請我們喝下午茶，但說實話我不太好意思。不管他以前如何風光，但現在很落魄，上次請方剛吃那頓飯，沒個上千港幣根本下不來，估計已經是他半個月的房租。於是我提出這次該輪到我們請客，由我作東。
黎導演堅決不讓，我說那就不去了，黎導演才同意。雖然這樁生意我並沒賺到半毛錢，但我想跟他搞好關係不是壞事，客戶都是慢慢培養出來的，誰知道以後他有沒有朋友介紹過來呢。
喝完茶回家，費大寶問爲什麼叫半天半地，我說：“方剛沒教過你？天童和地童古曼你都瞭解吧，這種半天半地，就是天童的禁錮法門，但能達到地童的強效成願。目前只有龍婆都姆可以製作和加持，別的師父都不行。”
“那鬼王，還有我乾爹也不行？登康師父呢？”費大寶問。我笑着說當然不行，一是龍婆都姆是修正統佛法的，而阿贊師父們走的都是野路子，在禁錮陰靈方面，永遠也沒有佛法厲害。二是大家各有專攻，雖然鬼王、於先生和登康不懂佛法，加持不出半天半地，但他們會降頭術，從某種角度來講，遠比龍婆師父們更受歡迎。
費大寶連忙掏出紙筆記錄，我心想這傢伙雖然很多時候都不太靠譜，但對佛牌行業還真是有熱情，和小楊一樣。想起小楊，我就掏出手機給她打了個電話，才知道最近小楊一直在美國，在叔叔的監督下進修工商管理，這幾天剛回到東陽，說非常不喜歡讀這種課，但沒辦法。
轉眼十多天過去，我始終在觀察偉銘和淑華，因爲只有這幾個人的嫌疑最大。但並沒找到什麼可疑之處，我也悄悄用五毒油在這三人身上都測過，偉銘和淑華各佩戴着一條白衣阿讚的陰牌，入過陰料，所以顏色都會發深，這也是正常現象。
我問費大寶，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能揪出這個內鬼。費大寶說沒什麼好主意，但他平時在店裡的時候，也會多留意這兩人，相信總能看出端倪。
這天，我忽然接到黎導演打來的電話，說要請我和費大寶吃飯。我很奇怪，他畢竟不是我的客戶而是方剛的，難道真給我發展了新客戶？我很謹慎，雖然我和方剛熟得不能再熟，可以說是過命的交情，但這傢伙有時候特別認死理。讓他千里迢迢來救我的命，他可能都不會猶豫，但要是覺得我有搶他客戶的嫌疑，非跟我翻臉不可。
“黎導演，是有朋友介紹給我嗎？”我笑着問。黎導演也嘿嘿地笑，說沒有的事，只是爲謝謝我。因爲方剛不在香港，我和費大寶也幫了不少忙，而且大家都是朋友，請我就等於請方剛了。
看來他還在賣關子，我和費大寶也沒多想，就乘出租車前往駱克道的那家粵菜酒家，看來黎導演很喜歡在這裡吃飯。這種檔次的酒家，在香港也應該算是中上等了，以黎導演現在的處境，怎麼消費得起呢？
在疑惑中於二樓的角落找到黎導演，他這次並沒有訂包間，而是散座，但有屏風隔着，是典型的廣東人吃飯談事的風格。他坐在桌中，笑容可掬地看着我們，做了個“請坐”的手勢。等我倆坐下，他又遞上香菸，被我推辭，而費大寶也沒客氣，接過來就點燃。
黎導演將服務員叫過來說可以上菜了，我笑着問：“黎導演，怎麼有興致找我們倆吃飯，是有什麼喜事嗎？”
黎導演哈哈一笑：“沒那麼複雜，不過喜事也是真有。”說完他拿出一份類似合同的東西放在桌上，我和費大寶打開看，全都是繁體字，認起來有些費勁，但還是能看出，這是電影公司與導演之間的合同，最後一頁的簽署日期是1997年6月份，已經是十年前的。
“什麼意思？”費大寶問道。黎導演笑着說，那天晚上他剛供完古曼，也換了供品，剛上牀躺下，就聽到壁櫃的木板發出響聲，他爬起來不到兩秒鐘，櫃子就塌掉了，裡面堆了很多雜物，還有書籍、光碟和雜誌等，全都壓在牀上。
我說：“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如果不是爲了供奉古曼，你早就上牀睡覺，說不定會被壓傷，所以覺得這是古曼在幫你逃過一劫？”
黎導演神秘地搖搖頭：“開始我也這麼覺得，但如果不是爲了讓古曼遠離衛生間，我也不會移牀到壁櫃下面，也就沒有被壓的危險。我在收拾那些雜物的時候，有個裂開的文件袋，裡面全是當年我拍戲時的導演合同。看着這些合同，數了數大概有七八十份，我一直留着沒有扔。心裡很感慨，隨便翻了翻，其中有份合同就是這個，裡面有個條款是賣掉的電影光碟，我都有版稅可分，但每五年才結算一次。現在剛好過了十年，應該分給我兩筆錢，但那時候早就忘記了。我把所有的合同都翻出來，還有幾份也是這樣寫的，都是同一家電影公司。”
費大寶連忙問：“後來去找電影公司要錢了嗎？那家電影是否還在啊？”
“所以說我運氣好，那間公司已經改了名字和後臺老闆，但賬務關係也保留着。”黎導演說，“我去找新公司，老闆當然不願意，我就說要找律師跟你交涉，剛好這家公司有部新戲要上，正在兩地搞宣傳，可能是怕有負面影響，就答應幫我查賬。查了不要緊，光從1997到2000年，那幾部電影就賣了幾十萬張光盤，每張我能抽得兩塊錢，就是一百多萬港幣。”
聽了這個消息之後，我和費大寶都瞪大眼睛，黎導演開心地大笑，拍拍我的肩膀：“田顧問，真要感謝方老闆和你，要不是認識你們倆，我哪裡有這麼走運！”
菜上齊了，我和費大寶舉杯慶祝黎導演終於否極泰來，他也很高興，光自己就喝了半瓶白酒。我問他這筆錢要怎麼花，是不是先換個好點兒房子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