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加更是爲了感謝書友“虞山正音”在2019年11月20日所捐獻的400ml全血而加更。還有一章加更等待更新。
金融系統，尤其是國際金融系統，一直都是西方人的天下。
在這個領域裡，國內頂尖院校相關專業畢業出來的學生屬於“沒人看得上”的角色。如果沒有某幾個特定外國學院的學歷，想要進入這個圈子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現狀……和國內的醫療系統有些類似。不少從事醫學領域研究的人都有一個共識——發表在國內期刊上的中文論文就一定是一坨臭不可聞的排泄物。外國期刊，尤其是外國期刊上的英文論文，纔是檢驗一項“科研結果”的重要標準。
雖然造成這一結果的成因是複雜而且具有很長曆史緣由的，但……讓人不爽就是不爽。
孫立恩現在就很不爽。
“這篇論文不一定要發成英文的吧？”晚上八點，孫立恩接到了一通電話。電話是醫院的科教科打來的。這個科室以往和孫立恩打交道的機會並不算多，而這一次打電話來，卻是來勸孫立恩改論文的。
之前去非洲做醫療支援的時候，孫立恩和整個醫療隊伍在撤離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美國的NGO營地。而這個營地裡爆發了一場可怕的“瘟疫”——阿米巴原蟲腦膜炎。
雖然通過IV注射兩性黴素B進行了治療，但是最後存活下來的患者人數其實並不多——很大一部分患者在突如其來的炮擊中喪命。剩下的病人孫立恩最後也沒有跟蹤預後——他們之後好像是被美國的武裝人員接走了。
這樣一個有些沒頭沒尾的治療內容，本身並不太符合發佈論文所需的要求。診斷爲阿米巴原蟲腦膜炎的判斷雖然應該是正確的，但是缺乏足夠強有力的證據。在沒有病理學證據，同時也沒有分離到病原體的情況下，憑藉治療有一定效果來認定疾病，這有些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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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之後孫立恩也並沒有渠道獲得這些病人的後續情況，兩性黴素B治療原發性阿米巴原蟲腦膜炎的效果本來就不是太好，在缺乏數據樣本的情況下，這篇論文的含金量就更低了一些。
孫立恩寫這篇論文的原因很簡單——他只是想提醒一下以後可能會去到疫區的醫生們注意。不要接觸疫水的理念在中國醫生羣體裡還是比較普及的，但這並不代表當地生活的人們也能有同樣的概念。在遇到這種侵襲神經系統，會造成發熱和劇痛的疾病面前，應該考慮到在國內並不常見的阿米巴原蟲腦膜炎。
但是科教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們的意見非常簡單——國內的中文期刊含金量不夠，而阿米巴原蟲腦膜炎以往並沒有大規模爆發的報告。這樣一篇具有獨佔性和罕見性的論文發在國內期刊上實在是太浪費了。
“我不打算改成英文。”聽着電話對面的科教科負責人嘰嘰咕咕說了半天，孫立恩終於有點忍不住了，“這篇文章本來就缺乏足夠的跟蹤數據，在診斷和治療上也沒有任何獨佔性。沒有分享給國際醫療界的必要。成規模長時間前往非洲進行醫療支援的也只有中國醫生，發這樣的文章提醒以後的援非醫療隊醫生們注意一下，這個不是一樣具有現實意義麼？”
電話那頭的科教科負責人似乎有些不理解孫立恩爲什麼這麼抗拒，對方的語氣也有些不好了，“孫醫生，請你支持我們工作……”
“我也請你們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孫立恩也生氣了，
“如果你對我的決定有什麼不滿意，可以向我的上級醫生投訴。我不會把這篇論文改成英文在其他雜誌上發表——沒有那個時間！”說完，孫立恩就掛了電話。
一般來說，醫院裡的科教科對於醫生們發論文這件事情都是大力支持的。畢竟不是所有的臨牀醫生都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病例用來寫論文。但是孫立恩的情況又有些不一樣——作爲一名規培醫生，他發的論文不管是從數量還是質量，SCI分數還是獨佔性上來說，都已經遠遠超過了一個普通規培醫生的範疇。毫不客氣的說，光憑APQ4蛋白表達不足綜合徵的發現者和治療方案設計者這個成就，孫立恩的名字就必然會被記錄在醫學史裡。這個成就在國內是無數醫生甚至教授們做夢都不敢想的。
科教科的出發點也是爲孫立恩好——你雖然有了這麼了不得的發現，但其他的論文也要發的呀。明明能發二區甚至一區的文章，結果孫醫生你只發一箇中文期刊……這不是暴殄天物麼？
孫立恩的出發點則完全是另一個方向，我寫這篇論文，是爲了寫給中國醫生們看的。外國醫療界用不上這種提醒，反正他們也不會由國家組織起來去非洲支援醫療。既然如此，爲什麼一定要把這篇論文寫成英文的，反而爲中國醫生閱讀人爲製造障礙呢？
至於SCI的分數……孫立恩真的不太在乎。他又不是做學術研究的學者。而且不光是他自己，組裡的其他醫生手裡的論文都多到快發不完了。在這種情況下，爲了個三五分的加成，反而不顧一開始自己寫論文的目的，這實在是有些捨本逐末。
怒氣衝衝的掛了電話之後，孫立恩還是有些氣不過。他想了想，決定乾脆找自己的研究生導師劉堂春告上一狀去。老劉同志也是去非洲支援過的醫生，他總不至於和科教科的這些人一樣，不明白這篇論文的讀者定位的重要性吧？
沒想到孫立恩剛剛拿起手機，劉堂春的電話就打了過來。而且剛一接通，他就聽見了劉堂春調侃的問話，“你小子又幹啥了？我怎麼聽科教科的老師們說，你小子有民族沙文主義的傾向呢？”
劉堂春這話不說還好，一說出來孫立恩頓時火冒三丈，“這帽子太大了，我這小身板可扛不住！”他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經歷說了一遍，然後反問道，“劉老師，我這篇文章要寫成英文的，那最多就是個SCI灌水文章。花個幾千美金的版位費，在不知名的三流小期刊上佔個豆腐塊大小的地方。寫出來了也沒人看，最多就是被收錄到PUBMED裡，在別人搜索相關關鍵詞的時候出現一下——這有什麼意義？還不如寫成中文的，這樣至少其他準備去非洲的援非醫生們能意識到這裡還有這種疾病。”
“你首先要意識到，那些人感染的地方很有可能不是非洲，而是美國。”劉堂春平靜的支出了孫立恩的一個錯誤後說道，“不過你這個看法，我是支持的。不一定非要把論文寫成英語的，寫成中文的怎麼了？寫成中文的，發表在中文的期刊上，也就等於是寫在了祖國的大好河山上。這個事兒你不用管了，我去和科教科的人溝通。”說到這裡，劉堂春忽然話鋒一變，“說起援非醫療的事兒，你覺得……胡春波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