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先生，是個人材啊。”
當我在邦康市政府小食堂內聽見這句稱讚的時候，距離去迎接從東邊前往邦康的調研組已經過去了一上午，而這整整一上午我都能清晰的感覺到這位領導似乎對我印象並不怎麼好。
早上08：00邦康市政府所有官員就開始在口岸橋邊等待着了，而那臺負責過來調研的奧迪A6，硬是拖到了上午09：35才緩緩在對面口岸現身。
行，天朝上邦視察藩屬小國，即便是讓你們國君在城門前等一會兒也沒毛病……
可接下來這臺奧迪A6開過口岸，抵達了邦康那一秒，由車上走下一位頭髮花白，身穿黑色夾克衫的男人時，他頭一句話竟然說的是：“許先生，久等啦。”
玩呢？
不是前兩天才給我扔到了紅色通緝令上嘛？現在就直言不諱啦？
我小心翼翼伺候着，回了一句：“周，周愛國。”
這是我昨天晚上特意想出來的假名，結果，人家解讀這個名字連一分鐘都沒用上，只是回頭看了一眼，便輕而易舉的說道：“周而復始，好名字。”
我算是明白自己爲什麼在國內混不出來了，這就像是足球圈裡的那句‘每一個被梅西過掉的球員，都曾經是當地的天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麼可能在老家混出頭？那是地獄開局！
而那位領導直接點明我是誰的態度卻有些盛氣凌人，這不是明顯在說‘你只要聽話，是誰都無所謂；可你要是不聽話，那你是誰都不好使’麼？
接下來，迎接隊伍將奧迪車護送到了邦康市政府門前，由半布拉引領着，引入會議室後，雙方正式開始了會談。
會議上沒什麼可說的，無非就是雙方堆砌華麗的辭藻再夾雜各種聽不懂的數據，在這一項上，於老師和安妮是絕對主力，倆人輪番上陣，各種帶有英文縮寫的數字組合頻繁從嘴裡冒出，我和聽天書一樣在旁邊坐了足足半個小時，纔敢回頭問一句半布拉：“他們說什麼玩意兒呢？”
“GDP，是指生產總值，中位水平是指全民生產總值當中去掉最好的再去掉最壞的，選取出的中段數據……”
我好像聽懂了，但僅僅是像。
可能正是因爲這個原因，讓那些官員有點瞧不起我。
當會議結束時，半布拉主動上前說了一句：“還請各位留步，我們已經略備薄酒，想盡盡地主之誼。”
這近乎於舔的行爲當然沒有迎來嘲諷，可對方的客氣還是讓我鬧了一個半紅臉。
“心意領了，可我們回去還得開個會，消化一下今天的會議內容。”
當我聽見這一句的時候，整場會議纔算是進入了我所熟悉的節奏。
此刻，我第一次在調研組面前開口說道：“是這樣的，之前園區的事情，的確給國內造成了太多傷害，我們邦康市政府也想借着這次機會，向所有表示一下自己的歉意。”
“當然，我們不奢求原諒，只希望能有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明白了麼？
吃這頓飯的目的不是宴請，而是道歉，我願意將自己的臉放在塵埃裡，來換取一次會晤，用最低姿態。
這怎麼拒絕？
人家主動將人員遣返、案件呈交，你說‘原諒不了？’那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
還是我都如此低三下四了，你來一句‘我們沒辦法替受害者接受這份歉意？’？更何況我已經說了，我們不奢求原諒。
那位頭髮花白的官員終於用正眼看我了，然後，點了點頭。
我在他臉上第一次看見了友善的笑。
這纔是和上位者接觸的應有禮節，是在人家的勉爲其難中，不得不屈尊，是在你的再三請示下，拿出近乎強求的態度。
我們一起去了食堂，對，就是食堂。
可站在食堂門口等待迎接的人，卻不是我的人，而是西亞人。西亞人迎面開口說了一句：“老許，我來這兒蹭頓飯，你不能攆我吧？”
這纔是我讓這位調研組官員誇獎之處！
在他們來之前，我一直在考慮，假如我是調研組官員，這次行程，最難的難點是什麼……最終，我將答案定格在了‘交流’上。
他們怕說錯話被記錄下來，根本沒辦法張嘴，我就算是給多少許諾都白扯，這叫防人之心不可無。
那就得在雙方之間豎一道安全牆，讓人家可以暢所欲言的同時，又不必承擔風險。
所以我給西亞人叫來了。
原本今天是沒他的，他對外的身份是軍火商，怎麼可能參加這種會議？可後來我改變主意了，他要是不來，人家怎麼開口呢？
官員看見西亞人那一秒，似乎感受到了什麼，嘴角微笑的弧度徹底咧開，回頭看着我說出了那句：“許先生，是個人才啊。”
從不受待見到被瞧不起，再到改變對方的看法，然後破冰，我用了兩步。
可爲了學會這兩步，我在監獄裡蹲了十年，又在東南亞捨生忘死的生活了兩年。
邊疆派人來這兒，能不派一個熟悉情況的人來麼？
那整個邊疆，還有人比西亞人的領導更熟悉這兒的情況麼？
其實道理就是如此簡單，但能看懂和能熟練運用，是段位的差距。
“領導請。”
我什麼都沒說，伸手向引了一步，在此之後，彷彿所有環節都順暢了起來。
我將這一車來的四個人，先安排到了同一桌，隨後，給西亞人一個眼神，在半布拉陪着那幾位官員的時候，眼看着西亞人拿起了手機，發了一個短信後，那位領導查看了短信，起身說了一句：“不好意思各位，我去個廁所。”
緊接着，我起身：“領導，我帶您去。”
就這麼着，我，西亞人，還有那位領導從屋裡走了出來，直接轉入了食堂包廂，這兒的桌面則早就備好了極爲精緻的幾個小菜，我們仨，則在相互看了一眼後，各懷心思的用笑容掩飾着，紛紛落坐。
真正的會議，此時纔剛剛開始。
“許啊，臨來之前，我去見了一下你的母親和孩子……”
這絕對不是威脅，而是在告訴我她們的近況。
“也和當地政府打過招呼了，要竭盡所能，解決她們的一切困境。”
“可我們這次去，老太太卻說，家裡沒有什麼困境，也不用幫助。”
這位領導尷尬的笑了笑。
我能想起當時我媽的神色，老太太應該是嚇着了，以爲政府上門是我在東南亞東窗事發，說她這會兒都打算收拾行李要帶芳姨和孩子回東北躲災我都信。
領導將自己的手機拿了出來，順着桌面推到了我面前：“給家裡打個電話吧。”
一句話說完，我有一種憋不住的感覺的，因爲自打老太太安全離開後，我從不和她們聯繫，就連那邊告訴我近況我都不回覆。
這不是我冷血，是……我不敢，我生怕有人在平時的隻字片語中推斷出什麼來，然後拎起屠刀去找那孤兒寡母。
家人，是我在東南亞最後的底線，畢竟……我連國籍都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