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新書的認知上，人們產生了新的分歧。
一位歷史學者說：“《萬曆十五年》的風格過於奇異，令人難於接受。書內提及了宮廷生活與嬪妃恩怨，應屬秘聞一類。卻因海瑞而涉及明朝財政，因李贄而涉及中國思想，則又該劃學術著作。此書既不像斷代史，也不像專題論文，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令一位同行卻說：“這是一本奇書，張斯力圖使歷史專題的研究大衆化，因爲採取了紀傳體的鋪敘方式，層層推進，引人入勝。深厚的史學功底，加上超人的邏輯思維，還有高雅卻淺白的文字，造就了一部新的傑作。”
兩種說法都對，《萬曆十五年》確實有這種種特點。
至於具體的評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要看個人的喜好了。
說起來，原作者黃仁宇先生，與錢賓四先生頗有些淵源。黃仁宇是國際知名學者***的門生，而***正是錢賓四老先生的得意弟子。故而《萬曆十五年》，與《國史大綱》也不是沒有一毫的關係，至少在兩位作者的身份上，是有點師承的意思。
單就好看程度而言，讀者還是偏於《萬曆十五年》的。
因爲書內對於歷史的敘述，實在很有趣，比如正文的開始：
“這一年陽曆的3月2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
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
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這樣的寫法，在之前的史學著作中，是絕不可能出現的。
彷彿散文，或是小說一般，可讀性極強。所以有人評論：“將專著寫的如此趣味盎然，引人入勝，在史學界中，尚屬於首次。在讀者的訴求剛剛結束，張斯便拿出了這本書，以滿足大家，實在令人驚奇。”
或許有人要說，論趣味性，《明朝那些事兒》豈不更強？
這又不單單是趣味性問題了，《明朝》只是通俗讀物，基本上處於敘述故事的狀態。其中並沒有什麼高深的問題，除可讀性之外，其它東西有限。而《萬曆十五年》對於學術界，是能產生影響。
“雖然張斯在文章說，《萬曆十五年》是爲‘非專業人士’準備的，其實依然有許多學者在閱覽。對於書中表達的‘大歷史觀’，已有不少人撰文論述，不得不說，這又是一種頗具創建性的研究方法。
強調技術，以實證主義從技術角度談論歷史，避免產生基於意識形態的爭執。與英美常用的微觀剖析歷史方法不同，強調不通過對歷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單一歷史事件分析來研究歷史，而是通過對當時歷史社會整體面貌分析和把握進行歷史研究，掌握歷史社會結構特點。
‘大歷史觀’指出，時代之走向及發展狀況，是由無數社會和物質上各種因素共同堆積起來，歷史舞臺上某一‘關鍵角色’往往只是一個‘角色’，讓任何人來扮演都可以，爲衆人所熟知的著名歷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個時間踏上舞臺，坐上歷史早準備好的空缺‘角色’席……”
“以一種深遠遼闊的筆法，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俗套撇在一旁，專注地研究歷史的事件。通過對經濟、物質的解析，將前因後果貫穿一通，使得前後連接，各種細小原因，匯聚在眼前，合力造成了已有的結果……”
“張斯對人物的刻畫往往帶有一點心理史學的影子，在以往，人物的心思一向是文學家馳騁的領域，張斯雖然去揣測人物的想法、動機等，但不能意味這非歷史研究，因爲張斯的推論或想像皆有廣博的史料支撐，故應將之可視爲‘以文學手法撰成的歷史著作’。
也因如此，冰冷的歷史在張斯的筆下生動的展現在讀者的眼前。
不過張斯的敘事體仍有其缺點：第一點、張斯勾勒人物心思的筆法是經由‘結果論’而產生的，因爲歷史已經發生過，所以張斯纔有能其推斷，這與心理學家所使用的方式不同，因此張斯的推斷是否妥貼，還有待商榷。
第二點、在歷史想像的部分張斯用的是‘肯定’的語句表達，因此人物在無形中就被附加上了張斯想像的性格，顯然太過武斷而不夠謹慎，可謂歷史想像發揮過了頭……”
“……”
專業性的論文，新鮮出爐，五花八門。
有極力讚賞的，也有不少批評的，可謂譭譽參半。但《萬曆十五年》畢竟在史學界產生了影響，儘管與《國史大綱》相較，尚有些距離，但卻比《明朝那些事兒》強的多。因爲《明朝》連載，或是出版的時候，雖然議論紛起，也都是民衆的行爲，卻並不涉及史學界。
當然，這三本書，各有利弊，也不能片面的看待。
“若論盈利，在張斯的史學讀物中，以《明朝》爲最，七卷的書銷售以千萬計。其火爆的程度，至今尚未見着能與之匹敵的著作；以經典的程度而言，《萬曆十五年》更勝一籌，《明朝》的熱賣，只在兩三年內便消逝了，《萬曆十五年》卻是持續三十年的暢銷書，更改變了華夏人的閱讀方式，影響深遠。
至於《國史大綱》，除了專業人士，或是極爲喜愛的人，很少有讀者買。它的銷量，在張斯的著作中，顯得十分可憐。但每年均有印刷，引用率極高，屬於大師級的著作，尤其前面的導論，更是華夏每位學歷史的人，可脫口而出的……”
————引自《現代文學史話》
《萬曆十五年》的出版，在華夏圖書界還是頗有影響的。
由於張斯的號召力，加上書本身的質量，到書店購買的人極多。銷售勢頭良好，數字一直在攀升，成爲本年最暢銷的書之一。儘管與《明朝》的火爆相比，略顯不足，但在評價方面，卻超了很遠。
各類圖書的排行，一無意外，都將它列在了榜首。
由大陸而**，又**而臺灣，進而是整個亞洲……史學界多少受到了些影響，民衆的購買力也表現的很強大。憑着張斯平日的聲望，大家對他的書，有種盲目的信任，在沒有多少評價的時候，已經紛紛購買了。
與此同時，《萬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開始在西方登陸。
這倒是可以理解，因爲它本身就是英文寫就的，後來才翻譯成中文。黃仁宇初出版時，遇到了許多挫折，因爲風格有些特殊，被人數次拒絕。張斯倒是沒有這樣的疑慮，一方面，《國史大綱》的成就擺在那兒，大家對於這部新作還是很看重的；另一方面，由於《明報月刊》的影響力在增大，張斯水漲船高，在海外華人學者中也是聲名卓著，故而有許多人願意奔走，爲他幫忙。
出版不久，便獲得了美國國家書卷獎歷史類好書提名，還吸引了西方評論界的注意。
當這一消息傳回國內，又掀起一陣不小的熱潮，儘管普通的民衆，對於這個獎項並不瞭解。但總歸是件好事，華夏人能得此榮譽，值得慶賀。帶來實際的影響，便是銷售短期內大幅度飆升，立即衝進了大陸暢銷書排行的前十名。
“西方人對於張斯的認識，起初是存在分歧的。因爲他一次出名，是因爲俠肝義膽，獨力對抗**事件，成爲年輕人的偶像；第二次出名，是由於電影《活埋》的上映，許多Cult片迷成了他的忠實粉絲；第二次出名，則是由於《萬曆十五年》的出版，在西方評論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這就導致了他的三種身份：俠客，導演，學者。
關鍵則在於，這三種身份，吸引着不同的人羣，而他們之間的交集並不很大。所以西方人對於他的認識，處於分裂的狀態。有時候，兩個人同時談起他，卻總談不到一塊……”
————引自《大師的放逐》
當然，即使這樣的暢銷，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愛的。
“其實，十分不解這本書的出現。
它就像一個半成品，有些不倫不類。與《國史大綱》比起來，它顯得過於隨意，那種小說筆法，令人看了直皺眉頭；與《明朝》比起來，它又顯得過於艱難，大量嚴肅的學術講究，比如對於明代財政稅收制度的論述，嚇跑了許多讀者。
《萬曆十五年》絕非一部成熟的作品，帶着許多實驗的性質。
但這在張斯，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屬於費力不討好的舉動。想賺取利潤，便寫些通俗讀物，淺白明瞭，一望而知；想獲得名聲，便寫些高深的論文，最好是看得讀者雲裡霧裡，不知所言。這兩條路，都是可以走的，想來在張斯並不非常困難。
既是如此，再寫那些半成品，就有些對不起讀者了……”
“此書的文風有點問題，看着頗爲彆扭。明明寫的華夏文，還有許多古典的詞彙，卻是濃郁的翻譯體的味道。語義有些凌亂，許多段落，看的人莫名其妙，簡直不知在說什麼。與他早先的作品比起來，屬於一種倒退……”
“張斯大概是江郎才盡了，這樣的故事也好意思拿出來。奇怪的是，許多人竟說《萬曆十五年》寫的‘很有趣’。實在令人不解，我看的時候，已經昏昏欲睡，翻遍了全書，也不知‘有趣’在哪。
自《明朝》之後，張斯的歷史書籍越來越裝，已經不像個平民作家。我爲那矯揉造作的姿態，感到難過，這大概便是想當**，又想立牌坊吧……”
“……”
現在，坊間流傳着一句話：有人的地方，就有張斯；有張斯的地方，就有爭論。
這話說的極有道理，頗爲契合事實，眼下便是這樣的狀況。批評的聲音，剛剛響起，反攻的號角便已吹起了。興奮的勇士們，騎着筆桿，衝向了最前方。
“說《萬曆十五年》有實驗的痕跡，可以贊同。畢竟張斯是在讀者強烈要求下，爲大家寫作的新書，首先應該表示感謝。既然提出了許多創新，別人沒有見過，自然可以說是實驗。
至於說它是半成品，筆者難於認同。
這是一本奇書，吸取了《國史大綱》與《明朝》的經驗，在學術與通俗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這是之前沒人做過的， 而其艱難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它卻是成熟的，甚而已經比較完美，屬於新類型裡的第一座高峰。
張斯原是可以分別走兩條路，各不相干，該賺名聲賺名聲，該賺錢賺錢。但這絕不是他的目的，因爲他既不缺名聲，也不缺錢。實則他在努力拉近兩羣讀者，通過自己的書籍，使得他們能有交流，這纔是他的良苦用心……”
“此書的語言十分雅緻，與張斯一貫的文字，並沒太多的不同。至於翻譯體的問題，確實存在，但沒什麼好彆扭的。其實，不單是行文，就是連思維，他是用西方的。
乍看來，似乎與前作有些矛盾，實則不然。之所以如此，正是爲了與《國史大綱》互爲補充，一者東方化，一者西方化，相輔相成。想起前些日子，還有人嚷嚷着‘張斯不懂西方思想，不能寫華夏曆史’，於今想來，果然好笑的很……”
“論講故事的能力，張斯若是自認第二，華夏誰敢自認第一？
《萬曆十五年》只是他的一個創新，與講故事有半毛錢的關係？連原作未讀完，便來胡說八道，實在令人不齒。《神鵰俠侶》尚在連載，難道你看不見麼？
那麼多人說有趣，自然是有道理，至於你何以昏昏欲睡，只能說水平有限，看不得好東西。《明朝》固然是有趣的，卻偏於低俗，與《萬曆十五年》的含蓄高雅，如何相比？在我看來，許多人就是讀書太少，完全沒有判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