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興衰確實存在一個不可逆轉的週期性，加上特殊的地理原因，因此被異族成那麼兩三次是隻能說是時也命也。
如果中國不被異族統治，那麼在近代完全有可能像日本那樣迅速跟進第一次工業**。
第一次工業**是英國人首先開始的沒有錯，但其他後續跟進的國家未必會比英國更差。
而如今異族的威脅已經消除，因爲科技的發展，北方的遊牧民族已經不再能多中國產生任何威脅。
以中國那深厚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再次屹立於世界巔峰。
中國的近代最大的威脅變成了日本，此時日本已經被中國擊敗，暫時形不成威脅，未來也不會產生什麼威脅，因爲日後的中日戰爭將是中國把握主動。
此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正處於一個興奮又迷茫的狀態，中國的劇烈變化和脫胎換骨讓他們極爲興奮，但在自己的文化方面，他們卻顯得十分迷茫。
滿清所推行的中國文化只是糟粕，這也讓很多知識分子以爲中國的文化就是腐朽的，跟不上時代的。
夏鈞這次演講，便是要給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闡明道理，給他們指引一條正確的道路。
杭州大學城是當前華東政府的主要的高端人才培養基地，這些人才未來將在社會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因此首先必須讓他們明白這個道理。
當夏鈞的話音落下時，無比熱烈的掌聲響起。
在場的學生們聽着夏鈞的演講，很快明白了中國之所以衰弱的原因，同樣也明白了中國文化的先進性。
夏鈞所提出的理論，如同靈光一閃，讓他們找到了本質的問題。
很快就進入了提問時間，周順澤送上了一堆紙條，這些都是學生們想問的問題，經過帥選後送了上來。
夏鈞低頭看了起來，問題很多，夏鈞首先選了一個文化上的問題，擡頭看了看，然後說道：“有位同學問，如何去學習我們祖先留下的文化，這個問題很有針對性。我們不能盲目的說傳統的就是好的，最起碼滿清統治下的兩百六十多年當中所推行的文化都是有利於壓制漢族的糟粕文化，我們漢族的文化精髓不在於清代，而在於春秋、漢唐、宋明等時期所出現的各種思想、學說，特別是春秋百家爭鳴，這是我們中國文化早熟的一個關鍵時期。可以說那個時期是中國思想流派最多的時期，也不是所有都是對的，但很多也是正確的。如同家便是正確的，中國古代的興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官僚主義。在一個國家的初期，由於官僚主義受到監管，因此社會效率是極高的，同時問題也不會顯現出來。而到了中後期，隨着官僚主義所催生出的現象，制體系逐漸被踐踏得只剩下一紙空文，明末時崇禎並非是一個沒有志向的皇帝，他也想穩定時局，也想恢復昔日輝煌，但糟糕的下屬讓他最終走向失敗。”
“另外，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道家爲基礎的，道家文化也是我們中國文化早熟的一個主要原因，道家在無爲中體察大道，無爲實爲有爲，是以無爲來進行‘內證’，以見到宇宙的極宏觀與和微觀。大道始於黃帝，集大成於老子，老子又影響了孔子，儒家從誕生時便帶着道家色彩，因此儒家同樣可以進行內證，這也是爲什麼我們中國古代能出現各種深奧的學說，諸如儒家的《中庸》，宋代出現的關學等學說。”
關學創始人是張載，宋代四大家之一，是一個典型的有道家修行色彩的儒家文人，張載一生致力於繼承聖人絕學。《免費txt下載》
內證在古代中國是普遍存在的行爲，至於爲什麼內證了還會出現‘天圓地方’的現象，其實是後人對‘天圓地方’的誤解，天圓地方是指《周易》中的先天八卦圖，並非是祖先對宇宙的認識。
中國在春秋時期就認識到，宇宙是時間與空間的概念，宇、宙一個代表時間一個代表空間，是屍子提出的，後來張衡又對宇宙的概念做出了完善。而西方人認識到宇宙是時間加空間已經是很晚的事情了。
中國的很多傳統文化，都是走在西方科學的前面的，當科學證實有某某某現象時，從中國的古代的典籍中馬上能找到一樣的東西。
道家認爲，人生有崖而知無涯，以有崖求無涯，歹哉矣。
意思就是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識卻是無限的，以有限去追求無限，那是很不明智的行爲。
道家通過無爲而觀，則可用有限的人生去掌握無限的知識，這就是內證。
但能達到那樣境界的道家人士，大多都不願意多說什麼，就如老子寫一本《道德經》都是推脫再三，在他看來能成仙的人肯定能成仙，不能成仙的人練了也不能成仙。老子騎青牛出關時，關令伊喜也是一個大智者，有望氣之術，見一團紫氣東來，知道是聖人來了，因此不放老子出關，一定要老子留下一本著作，老子這才無奈寫下了《道德經》，全文五千字，上篇道經，下篇德經，又稱之爲《老子五千文》。
後來伊喜在讀了《道德經》後，關令也不做了，翹班走人跟着老子一同出關。
莊子則比老子要好得多，不像老子那樣懶得說。
老莊之深幽，一直是秦漢時期知識分子所研究的重點，這也造就了中國文化早熟的主要原因。
這種早熟又是缺乏系統的，因爲你說這個東西，雖然你看見了，但並不代表所有人都能看見。同時看見的人，未必能清晰明白的表達出來，表達方式也有些欠缺。
如今夏鈞任命的道家協會會長陳櫻寧，他的思想便是提倡修士‘不飛昇、不離世’，積極參與社會發展。
“還有同學問，如今的中國確實是缺乏民主生存土壤，但什麼時候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夏鈞笑了笑：“好吧既然大家更關心體制問題，那麼文化方面的探討就暫時到這裡，我們就來談一談與民主的問題。”
“首先我們談談吧是一種效率極高的體制，他可以讓一個國家迅速強大，一個民族迅速復興，這就是他的優點。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那就是官僚主義會催生。縱觀那些能夠長存兩三百年的王朝，他們在初期都是一個行政效率高的時期，而且基本上不存在，這是因爲初期君主擁有極高的權威，同時君主又反對，初期的開國君主生於普通百姓人家，知道的危害性，因此他們在成爲君主時，就會很注意這個問題，同時對繼承人的教育上也比較嚴格，這也就讓那些王朝在初期能夠強大起來，從而走向盛世。之後社會矛盾出現，這時候的君主可能已經在安樂中忘掉了最初的品質，這時候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也有一些君主致力於改革，有的成了，有的卻因爲官僚主義的頑固而失敗了。”
“如何避免這種必然性，明末時中國已經出現了君主立憲思想，這是一種能夠有效防止這一不良現象的方式，只可惜異族的入侵打斷了明末的變革進程。”
“再說民主，有的人認爲只有民主了，當權者纔會聽百姓的話。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存在錯誤的認識。民主實際上被資本所掌控的，在施行民主之後，實際上的話語權是掌控在商人手上的，而不是掌控在農民、工人之手的，因爲民主社會就是爲商人所服務的。
商人階級如果太過強大，而以商人的意志來左右國家政策，則會損害民族利益。
而我們中國恰恰是一個民族單一國家，中國的主要民族就是漢族，如果我們進行了資本民主，那麼首先會遭到損害的就是民族利益。因此，也不完全說是因爲我們當前的國民素質水平不高就沒有民主生存土壤，而是我們的民族意識復甦，不符合中國施行完全且徹底的民主政策。
也不是說我們要打壓商人，只是要對商人做出一定的限制。未來是一個資本爲主流的時代，這一點不可否認，一個國家要想強大必須有自身的資本力量存在，因此必須養商。
一個社會之所有有進步的動力，是因爲他們有社會矛盾存在，在奴隸社會時期，矛盾主要是奴隸主與奴隸，而在封建社會時期，矛盾是地主與農民，而在資本社會時期，主要矛盾則是工人與資本家。
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政府必須做到一點就是支持商人向外擴張，但政府不能被商人徹底掌控。因爲資本時代的政府必須起到一個調節資本家與工人利益的槓桿作用，例如資本家的利益太多了，工人過得太苦了，這時國家就必須通過政策從資本家的手上均處利益給工人。如果工人過得太富裕不想幹活了，那麼就必須轉而削弱工人的利益。同時一個國家必須保障每個一個工人都能夠得到和資本家一樣的教育，讓他們有同等條件晉升爲資本家。”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資本的壯大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又不會使工人受到太嚴重的剝削，雖然矛盾存在，但整個國家卻會因爲不斷平衡而越鬥越強，民族也會隨着不斷強大起來。那麼有人說，資本社會必然存在壓迫與剝削，那我們把矛盾消除不是更好嗎？讓佔據社會大部分的工人過上幸福的生活，但必須糾正的是，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因爲社會離開矛盾是沒有進步的動力的，也是沒有任何可操作性的，最後只會變成一潭死水，毫無生氣。”
“總的來說，資本民主是適合美國那樣多民族國家，而不是適合我們中國這樣單一民族國家的。歐洲國家都是一個有民族的國家，英國、國、德國、俄國，都是有民族存在的，因此他們不可能像美國那樣進行絕對的民主，只是部分國家的民族主義向國際資本妥協了而已，美國有一位總統曾經想把國際資本甩出美國，那就是帶領美國北方軍贏得勝利的林肯，但他最終被國際資本暗殺，美國也持續被國際資本所掌控。”
夏鈞直接否定了民主，後世中國不搞民主實際上正確的，因爲一搞民主就會像蘇聯那樣被國際資本玩得暈頭轉向，最後變成窮光蛋，蘇聯的資源那麼多，人口又那麼少，解體後雖然財富都被國際資本掠奪了，但起碼國家還能過上比較好的生活，但中國不行，中國人口那麼多，就算當了美國佬的小弟，人家也不會讓你富裕，因爲人太多。
不過後世的官僚主義太嚴重了，因此很多人在不滿官僚主義的情況下就開始盲目的支持民主，從而認爲美國是正義的，很多時候甚至自願當賣國賊。
此時的中國根本沒有進行民主化的任何條件，首先在資本上雖然有所發展，但相比發展了那麼多年的國際資本來說，是極爲稚嫩和不成熟的，一旦進行民主而不對民族資本進行保護，那麼民族資本很快就會被全面滲透。
光是從經濟上就不允許。
而美國實際上還有一個總統想要把國際資本甩出美國，第二個就是肯尼迪，人家現在還沒出生，而且肯尼迪死後，他的家族還遭到不斷的報復，大量成員死於非命，外界看來這是一個家族詛咒，實際上是國際資本對膽敢動搖他們利益的總統進行長久性的懲罰以警告之後的總統，讓他們乖乖的當工具。
如果中國未來變成那樣，將是很恐怖的。
夏鈞在否定民主的同時，繼續說道：“同時我們扶持的資本，必須是民族資本，並且要給他們劃出一條界限，那就是不能超出國界。國際資本宣傳資本是沒有國界的，因此他們是不具備民族色彩的，他們的強大隻會損害我們四萬萬漢族的利益。但如果是民族資本的強大，他們則會讓我們四萬萬漢族同胞受益。”
“我希望大家能夠理智的考慮民主問題，很多時候民主並並不代表着不好，但也不一定是好的東西，至少當前我們不具備發展全面民主的條件，而且甚至是永遠都不具備發展民主的條件。”
“但我想說的是，不管我們採取哪一種體制，最終的目的都是爲了讓每一個漢族同胞以及於漢族有血緣聯繫的中國少數民族同胞都能夠有尊嚴的活下去，讓每個同胞都能昂首挺胸走在國際舞臺，讓每個同胞都能脫離基礎物質的困擾，讓每個同胞都能享有共同的教育資格，這纔是我們應該去奮鬥的方向。”
……
夏鈞在杭州大學城的演講，就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很快引爆了輿論。這是夏鈞首次清晰的表達出他對中國國體的意見。
雖然夏鈞沒有明顯的說自己支持哪一方，但卻是明顯執反對民主的態度的。
夏鈞的思想卻有極強的邏輯性，反對民主的主要原因是全面的民主最終是會被國際資本所掌控的，而這樣的結果必然危害民族利益。
同時在對待資本的問題上，夏鈞首次提出了扶持民族資本家以及民族本家所不能逾越的界限，以及一個國家在資本時代必須起到的作用。
夏鈞最後的結語，成爲了衆多報社重點報道的亮點。
《讓每個同胞都活得有尊嚴》，這是《復興報》與《華東日報》的頭條，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個國家的存在，到底是爲了君主服務，還是爲資本家服務，或亦是爲了工人服務？還是單純的說是爲人民服務？
但這些都不具體。
一個國家的終極目的，就是爲了每個公民都能夠活得有尊嚴，並且有活下去的保障，武力的保障、物質的保障……
《申報》也發表了一篇名爲《反思民主》的文章，作爲日前華東報界唯一支持民主的報社，《申報》一直都是支持民主體制的。
但這次《申報》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也許我們過去太過盲目了，沒有看清楚民主的深層本質，而一味的認爲這就是好的。同時我們也太盲目的崇尚西方文化了，我們祖先所創造的文化並不算是落後的……”
連《申報》的輿論風向都改變了，可見民主市場的萎縮程度是何等嚴重。
十月八日，民衆運動開始爆發，各地百姓紛紛推舉出民意代表，並起草萬民書，百姓踊躍在萬民書上籤下名字，其後民意代表拿着萬民書來到杭州華東政府行政大樓前請願。
一地如此，其他地區紛紛效仿，拿着萬民書來到杭州的各省民意代表越來越多，這些民意代表都要求夏鈞順應民意，恢復帝制。
十月十日，梁啓超來到杭州，要求拜見夏鈞，局勢已經對梁啓超等民主共和派來說是徹底失控了。
此時梁啓超的最後希望，只寄託於能說服這個年輕的委員長了。
不得不說，大文豪是很有派頭的，夏鈞在得知梁啓超求見後，也不敢將其拒之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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