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徹堅持法治方針，對犯法的皇親國戚也不縱容，不惜處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 [58] ，並嘉獎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異父姐金俗之子）的義縱。 但也有例外，如因倡優郭舍人巧妙求情而饒恕了自己的乳母（東武侯郭他之母，因家人犯法被遷徙邊塞）。”
“爲了強化法制，劉徹於元光五年（前130年）命中大夫張湯、趙禹修訂律令，最終確立了漢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計359章，死刑409條、1882事，死罪決事比13472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強化了“見知故縱監臨部主法”的規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與犯罪者同罪；同時“緩深故之罪”，即放寬對官吏製造冤假錯案的治罪。由此引發了劉徹在位時期的嚴刑峻法和酷吏盛行之風。 劉徹還打擊關東社會的豪俠，遷徙關東豪俠於關中、並族誅豪俠郭解，以促使漢律下沉到關東基層社會。此外，劉徹在位時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動下，實現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開啓了春秋決獄的先河。”
“漢初以來，朝廷要職被列侯（一般爲功臣或外戚）壟斷，並通過“任子”的方式世代爲官。劉徹則不拘一格，唯纔是舉，大膽提拔人才，並量才任用，這種用人方針體現在他於元封五年（前106年）所頒求賢詔書（武帝求茂才異等詔）中。 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賤或寒門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孫弘、兒寬、朱買臣、桑弘羊等，武有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甚至晚年還提拔了匈奴俘虜金日磾爲顧命大臣。後世班固稱讚“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因此劉徹一朝所創造的業績“後世莫及”。”
“劉徹還從制度上完善人才提拔機制。他大力發展察舉制，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0年）至少三次下詔舉賢良文學，得到董仲舒、東方朔、公孫弘、嚴助等人才。元光元年十一月（前135年），劉徹下詔郡國每歲舉孝者、廉吏各一人，後合稱孝廉，使察舉成爲定製，孝廉亦成爲察舉制的核心科目。”
“劉徹在漢景帝削藩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推行削弱諸侯王的措施。元朔二年（前127年），劉徹根據主父偃的建議，實行推恩令，規定諸侯王可以“推恩”將其封地分封給繼承王位的嫡長子以外的子弟，並上報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號，諸侯王無權廢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國歸郡統轄，不得過問政事，僅收納封地內租稅。 [66] 元狩元年（前122年）粉碎淮南王、衡山王的叛亂陰謀後，劉徹頒佈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貶抑諸侯國官吏爲“左官”，規定曾仕王國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職；後者禁止朝臣交結諸侯、爲其謀利。經過劉徹的一些列削藩措施，諸侯王權勢、封地愈益縮減，名存實亡。”
“劉徹推行“易正朔”的政策，在任內對紀年方式、曆法等進行了全面改革，影響深遠。文、景二帝時期，漢朝有“改元”的措施，但未建年號。劉徹即位後，亦每六年一改元，但即位三十餘年來沒有建號，而是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等來稱呼。五元（即元鼎）三年（前114年），朝廷中有關部門建議更改紀元的命名方式，廢掉以前的簡單數字排列法，代之以某種“天瑞”來紀元。翌年，汾陰出土寶鼎，遂將五元命名爲“元鼎”，並將一、二、三、四元分別追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的年號。三年後，劉徹封禪泰山，改元元封。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才正式啓用年號紀元，不過在最後兩年又未建年號，後世習稱後元。 年號制度成爲之後中國絕大多數帝王所採用的紀年方式，並影響了東亞各國，延續至今。”
“在創造年號紀元的同時，劉徹亦着手改訂曆法。漢承秦制，沿用顓頊歷，以十月爲歲首。劉徹命鄧平、唐都、落下閎等據天象實測和長期天文記錄，另造新曆，於太初元年（前104年）頒佈，是爲太初曆。太初曆採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採用二十四節氣，首次規定以沒有中氣的月分爲閏月，並計算出交食週期和推步五大行星位置的方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劉徹在位時四處用兵，漢朝七十年的積蓄逐漸不敷使用，民間的富商大賈、豪強地主坐擁大量財富，卻“不佐國家之急”。因此劉徹的經濟政策以擴張財政爲中心，與“民”爭利，元鼎四年（前113年），劉徹下詔停止郡國鑄錢，以前所鑄錢幣一律熔燬，由上林三官統一鑄造，非上林三官錢不得流通，違者嚴懲。至此，鑄幣權完全收歸中央。”
“劉徹剛繼位就表現出崇儒的意向，他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第一次舉賢良文學時所進的學“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者都不錄用，同時以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召魯詩學和春秋穀梁學大儒申公，讓申公師徒商議明堂等禮制，但不久就受挫於被崇尚黃老之學的竇太后。”
“建元五年（前136年），劉徹設置五經博士，重申尊崇儒術。元光元年（前134年），劉徹第二次舉賢良文學，丞相田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錄取數百名儒者，後來儒生公孫弘又做了丞相，引領天下學子競相習儒。在尊儒的過程中，劉徹又最爲重視公孫弘、董仲舒等所代表的春秋公羊學，並讓太子劉據學習《春秋公羊傳》。”
“當時，董仲舒提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不過劉徹並未真正採納，而是採取了“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的方針，也就是將儒學提升爲官方意識形態的同時，也保留了諸子百家之學。 在治國實踐過程中，法家思想受到重視，與儒家思想糅雜並用，從而形成了一套“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被後人歸納爲“陽儒陰法”“外儒內法”，影響了此後兩千年的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