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正處於一個社會大轉型時期，貴族門閥退出歷史舞臺、形成統一的單一制中央集權帝國。這樣的國家內亂更少，也更有利於集中力量，但並不僅僅是宋人走出了這一步。“外部性”概念在科斯定理中被解釋爲一種現實中不可避免的情況：個人或單位的各種活動都會對外部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他們享受或遭受了這種影響，卻沒有爲此付費或收費。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由於同在一個地球上，各民族間有大量的交流，相互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影響。中華文明發展到唐宋，自身達到一個頂峰，同時也對地球人類文明產生了巨大的外部經濟。人類文明的成果是可以傳承借鑑的，就好比愛迪生通過無數次實驗方纔確定鎢鋼適合作爲電燈的光源，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也要經過同樣多次實驗才能確定光源的材料，我們直接使用愛迪生的結論就可以了。
同樣道理，與宋人相鄰的遊牧民族，雖然他們還處於相當於宋朝幾千年前的遊牧時代，但他們並不一定也要經過同樣長的時間來進化，他們可以直接借鑑宋朝的經驗，構造最新型的帝國政權。在宋朝之前，漢、唐面對的主要對手是匈奴、鮮卑、突厥等遊牧民族，他們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而只是遊牧部落，抗風險和抗打擊能力很弱。但時至宋代，由於中華文明的巨大外部性經濟，周邊也崛起了好幾個強大的政權，遼、夏、金、元都擁有接近於宋帝國的文明體系。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一點：宋遼、宋夏之間的對抗是和羅馬對抗波斯相類似的大帝國間的抗衡，和漢唐時代打擊遊牧部族的作戰遠遠不可同日而語。這不是偶然，而是中華文明發展到唐宋時代的必然，是外部性影響發揮的巨大作用使周邊民族都趕上了漢族的文明步伐。宋朝滅亡後，東方文明整體陷入低潮，而西歐民族則在吸收了中華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趁機趕上，也並不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