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麼做卻給後世做了一個很不好的榜樣！”
對於中國人而言，很難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錯誤，大多選擇“爲長者諱”。但是朱宜鋒並不在乎這些。他本身就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當已經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頭爲自己謀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東西的時，自然也應該直面其犯下的錯誤，更何況，這會給外人制成一種假想——連自己的祖先犯的錯都可以指出，那麼面對類似的錯誤，誰還能再說出一個“不”字。
但是當這話聽在郭嵩燾的耳中，讓他渾身猛然一顫，爲人臣者，有些話甚至連聽都不應該聽。
怎麼辦？
猶豫間，郭嵩燾的眼前猛然一亮，連忙開口說道。
“殿下，刪書者焉止高皇，秦無道方纔“焚書坑儒”，高皇刪書之後，實是聖人之道！”
爲了給朱元璋洗地，郭嵩燾甚至不惜搬出聖人來。
“聖人得帝魁之《書》三千三百三十篇，刪定一百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侯》。而高皇帝刪書亦是合聖人之道……”
郭嵩燾的話讓朱宜鋒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統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孫子刪書這個真假難辯之事給說了出來。但是臣子這麼給高皇帝洗地，作爲子孫後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實之前在道出這句話時，朱宜鋒的視線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並不後悔說出這句話。或許對於不少人來說，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並不意味着沒有犯錯。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這件事兒上他就做錯了。
“高皇爲了讓大明政權千秋萬代永世不倒，刪以《孟子》85條，但其亦知文不可盡刪，僅編了一本《孟子節文》，以供士子專考，可卻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書，但是高皇卻未曾想到，其無意之舉，卻由此開以中國刪書之河，”
因爲認了朱元璋作爲“先祖”，那就必須要爲其行爲負上一些責任。
“至滿清時，滿清更是將其發揚光大，滿清以異族蠻夷入主中國，爲維持統治，更是推行文字獄，以文入罪。刪改天下之書，焚書數萬，更是爲維持統治，肆意刪改儒家學說，以至於儒家完全淪爲其工具，成爲其奴役百姓之本……”
“滿清禍國如此，實是可恨至極！”
郭嵩燾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確的話來。點點頭算是認同的他的這個態度，朱宜鋒又接着說道。
“然而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歷代君王隨意修改後的儒家。”
是的，這並不是真正的儒家。說儒家愚民的必須要先區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後的歷代儒家。漢武帝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以看作儒家的發揚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種“變態”。仲舒時期的儒家已經摻雜了一些陰陽五行的神秘學元素，爲了體現君權神授的觀點，開始有了愚民的“雛形”，仲舒時期的儒家已經摻雜了一些陰陽五行的神秘學元素，爲了體現君權神授的觀點，開始有了愚民的“雛形”，
真正的儒學中，有“愚民”爭議的只有《論語》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話，引起爭議的原因是斷句問題，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種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譯過來大意就是“可以讓人民按照我們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訴他們這樣做的理由”，如果這種斷句成立，應該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雛形。至於第二種斷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斷句截然不同，翻譯之後就是“民衆同意，我們就實行；民衆不同意，我們應該和他們說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後世很多人認爲這是人們對於孔子的過分拔高，基於政治正確的原因，學術界支持第一種斷句以及翻譯確實也多一些，但是對於朱宜鋒來說，他更傾向於第二種，因爲他知道中國的根本在什麼地方。
“其實，從開始罷黜百家的時候，掌握在統治者手裡的儒家就成爲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還是在於秦，秦國因爲愚民而興，也因爲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後，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沒有退出中國歷史的舞臺。”
緩步向前走着，朱宜鋒邊走邊感嘆道。
“不過，秦國二世而亡的教訓，卻爲歷朝歷代所警，但“漢隨秦政”的影響，加之秦國因“愚民”而強的現實，又爲歷代王朝不甘捨棄，而在這個時候董仲舒出現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個關鍵的角色，這正是朱宜鋒研讀史集得出一個結論。
“後人只看到董仲舒勸說漢武用以儒學，卻未看到漢武取儒家之“仁”不過只是拿來一用，所謂“仁”不過只是用來矇騙百姓罷了，是爲了掩飾秦政的本質，而董仲舒恰好看到這一點，看到漢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蓋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綱五常”來確立漢家統治的合法性！”
作爲聖門子弟，郭嵩燾自然知道，聖人之學中原本並沒有“三綱五常”，所謂“三綱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從董仲舒爲迎合漢武，加入“三綱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淪爲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卻使得歷朝歷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時之用，畢竟人不可能終身矇蔽，就像秦國一統之後，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說。在漢武“罷黜百家、獨遵儒家”之後，儘管儒家一點點的淪爲了工具，雖說“儒表法裡”本質沒有改變，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無類，開化民智”卻仍然影響着民衆，加之當時的士大夫雖說願爲君主驅使，但他們卻仍是聖門子弟，仍然堅守着“有教無類，開化民智”的對門之根本，這也就造成了兩千多年來，中國曆代王朝皆在“愚民”與“開智”之間尋求某種平穩！”
對於漢王的這些觀點，郭嵩燾更多的是聽，若是沒有歐美遊歷的經驗，或許他會將漢王的這番話視爲“大逆”之言，但是在歐美遊歷的三年，卻使得他能夠理解其中的關係。
或許商君之說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則易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的道理卻是放之四海皆準，所謂的“刁民難理”，實際上，就是國弱的表現。如果官府沒有權威，或者權威總是受到百姓的挑戰，自然也就不可能國強。
實際上，在歐美國家，他看到的同樣也是“愚民”與“開智”之間尋求平衡，只不過相比之下，他們進行的更加隱晦，在歐美各國推行的教育之中，爲學生樹立法律觀念，其實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說用制度去約束人，從而令國家在某些方面對人處於強勢。
但關鍵在於兩者之間的平衡！
“儒家本身並沒有愚民政策，相反，還常常站在一般民衆立場上想問題。儒家提倡“有教無類”，提倡開化民智，希望民衆“有恆心，有恆產”，在儒家經典中根本沒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對於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個人犯罪時，也會反思是不是社會制度使他們做出這樣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並不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與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佔着君主的立場上爲其出謀劃策。而在實際治國上，一味行以“仁”顯然不能治國，一味施以“霸”，亦會二世而亡，事實上，在治國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有了後世的“儒表法裡”，歷朝歷代都是如此，儒法並重。表面上是儒家“仁義”，制度上卻是法家馭民霸術。也就是漢宣帝訓子的“霸王道雜之”，也就是隨後兩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這一番解釋之後，朱宜鋒的脣角一揚，如果不是因爲統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會懂得這一切，自己可許會和過去一樣，認爲儒家誤國愚民。實際上這是因爲，法家作爲歷代王朝統治的核心，普通大衆接觸並不多，甚至無從接觸其“馭民之術”，因爲那些的內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寶”。
到了近代，無從接觸“馭民之道”之核心的尋常百姓，只能看到歷朝歷代宣揚的是儒家仁義道德，而發現其推行的不過只是“馭民之術”、“愚民之道”後，就會認爲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實際上不過就是儒家是爲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鍋，而且大多數以爲“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質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開智”。
最終，近代的落後，使得儒家揹負了“禍國殃民”的罪名，而給其扣上這一名義的人，卻壓根沒有看過四書五經，壓根不知道何爲儒，不過只是人云亦云罷了。至於鼓吹法家者，壓根也沒有讀過《商君書》，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於“弱民”、“愚民”，從而達到其“馭民”、“役民”、“虐民”，以謀所謂“國強”的本質。
“平衡之道，歷朝歷代皆是“霸王道雜之”的儒法相平，且每每儒家王道總能佔據上風，兩者相輔相成，方纔有了史書中的漢唐之盛！但是這一切，”
提及那慘痛的歷史，朱宜鋒的臉上流露出發自內心的痛苦之色，
“最終卻完全毀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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