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不是個蠢人，蠢人也不可能有他那麼大的成就。然而時至今日，他卻也愈發認識到自己當年做的事情有多麼愚蠢，不摻和皇權之爭鬥作壁上觀，固然身家性命無虞，卻也使得當時的太子與秦王皆對自己生出忌憚之心，裡外不是人。
故而導致了貞觀一朝十餘年的飽受排擠、投閒置散。
這也就是李二陛下胸懷寬廣，若是當初的太子李建成登基爲帝，自己怕是早已經被賜死了好多回，子孫家眷也得跟着遭殃……
若是等閒的官員，在權力鬥爭當中作壁上觀退避三舍，以免被殃及池魚，那倒是可以。然而若是等級到了一定的程度，擁有強悍的力量和影響力，就不是想躲就躲得開的。
就比如眼下之局勢，自己雖然幽居府中十餘年，但是對於軍中的影響力依舊尚存，太子可以看到這一點所以對自己示以厚恩加以招攬，晉王又豈能看不到呢？
他若是對太子的招攬客氣謝絕，回頭晉王就會親自登門。
還是如當年那樣不聞不問、作壁上觀嗎？
倒也不是不行，只是待到將來儲位已定，乃至於新君登基之後，就得祈禱着新君能夠有着李二陛下一樣寬廣的胸懷，不會介意如今他李靖的不屑一顧……
房俊有句話說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什麼是江湖？有人、有利益、有鬥爭的地方就是江湖，朝堂之上更是一個大江湖。
只要身在其中，便很難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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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一，整座長安城都戒嚴起來。
距離李二陛下誓師出征的日子還有兩天，關中各路軍隊都已經陸續來到長安城外集結，營帳綿延數十里，城東的灞橋兩側、城西直至昆明池畔，全被連綿的軍營所佔據。
爲免有人伺機搗亂，影響到誓師出征的順利，京兆府的衙役巡捕以及各個衙門的兵卒在長安城內十步一崗、五步一哨，任何有可能影響到長安城穩定的因素都會被予以拔除，這兩日坊市之間因私鬥而被關入京兆府大牢的地痞不知凡幾。
“百騎司”更是精銳盡出。
各處城門的盤查滴水不漏，任何身份有所懷疑的人都會被予以嚴查，稍有可疑之處，便會被抓捕起來，由“百騎司”審訊。
長安各個負責治安的衙門夜以繼日的忙碌工作，不敢有一絲一毫的疏忽懈怠，一旦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出現差錯，極有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的大清洗，遭受牽連者不可計數。
最忙碌的自然是兵部。
眼下兵部雖然依舊沒有徵調兵馬、決定戰略之權，但是全軍的後勤工作都壓在兵部身上，聚集在長安附近的軍隊已經超過十萬人，每日裡巨量的糧秣消耗乃是一個天文數字，需要兵部從各地徵集、運輸，然後一一分派。
一點點的差池，都會導致一支軍隊的不滿，進而引發無與倫比的惡劣影響。
李治與房俊這兩天幾乎吃住都在兵部衙門，房俊身爲兵部尚書，自然要居中坐鎮，負責所有事務的最終定奪。李治作爲“檢校兵部尚書”，手裡的權力沒有房俊大，但是需要承擔的責任卻絲毫不遜澀於房俊。他固然認爲房俊不一定會趁機陷害他，可諸多事務都壓在房俊身上，人的精力到底是有限的，萬一房俊一時疏忽，出了差錯可怎麼辦？
所以他必須跟房俊一起盯着。
李治坐在值房之中，微微側身看着窗外，整個院子里人影幢幢，所有的兵部官員都腳步匆匆、神情凝肅，手裡捧着各式各樣的公文，負責着長安周邊軍隊的聯絡與物資分配。
一股大戰之前的緊張肅穆，使得一貫性格灑脫的李治感受到了幾分口乾舌燥。
這就是帝國機器全速運轉之後所呈現的模樣，每一個人都是這部機器上的一個零件，看似臃腫冗餘，實則不可或缺。任何一個零件的運行偏差，都會導致整體的誤差，甚至影響到最高層面。
以往李治並未將東征看作什麼了不得的大事，身邊的人一直對東征是一種“旗開得勝，馬到功成”的論調，使得李治也認爲這不過是一場“蒼鷹搏兔”也似的戰爭，雙方實力相差懸殊，知道大唐兵鋒一至，高句麗頃刻間便會土崩瓦解。
直至此刻，他才認識到原來這樣的一場國戰，究竟對於帝國意味着什麼樣的兇險，勝利固然舉國歡騰，從此蕩平四夷周邊再無強國，可一旦失敗，或許前隋的結局便是大唐的明日。
喝了口茶水潤了潤喉嚨，李治看着對面坐在書案之後伏案疾書，不斷批閱文書的房俊，忍不住問道：“姐夫，這場東征一定會勝利的吧？”
房俊擡眼瞅了他一眼，沒回話，繼續批閱手中的文書。
對於李治的習慣他已經有所瞭解，這位時常將稱呼在“越國公”與“姐夫”之間完美切換。稱呼“越國公”的時候，就代表着公事公辦，毋須講什麼人情，而稱呼“姐夫”的時候，則意味着以親人的關係相處，說話可以隨意一些。
這樣便可是使得他處處佔據有利之地位。
真是一個狡猾的小傢伙啊……
將手中的公文批閱完成，合上放到一邊，又從案頭堆積如山的公文最上面拿起一份，展開看了看，將毛筆在硯臺裡沾了墨水，想了想，說道：“編讀史書，這世上何嘗有過必勝之戰？以少勝多之案例數之不盡，即便是這高句麗一隅之地，前隋傾舉國之兵，不也是折戟沉沙、鎩羽而歸？所以孫子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李治遲疑一下，道：“不至於吧？前隋之所以東征失敗，是因爲隋煬帝橫徵暴斂，且驕縱自大未將高句麗放在眼中，這才因爲輕敵之故兵敗。如今大唐上下一心，舉國出征，對於高句麗無比重視，怎會重蹈前隋之覆轍呢？”
“呵！”
房俊笑了一聲，乾脆將毛筆閣下，伸了個懶腰，喝了口茶水，這才說道：“殿下看過《隋書》？”
李治頷首。
房俊嘖嘖嘴，婉轉道：“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尤其是史書，可以細細觀之用心揣摩其中的聖王之道，卻也不能盲目的信以爲真。需知道，歷來史書皆是由後來者編纂，勝利者去編撰失敗者的歷史，又豈能絕對客觀呢？”
李治蹙眉：“別的史書或許會夾雜着編纂者的個人意願，但是唯獨《史記》與《隋書》不會。太史公錚錚鐵骨，魏玄成忠言直諫，這兩人的品性千古罕有，豈會有姐夫所言之情況發生？”
房俊捧着茶杯，搖搖頭，嘆氣道：“只要是人，就會有七情六慾，就會有個人喜惡，人非聖賢，沒有誰會當真做到完全客觀，這是不可能的。”
史書這種東西，看看也就行了，真實的東西從來都不會在史書當中出現。
號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且不去說，其中主觀臆斷之處不勝枚舉，夾雜了太多的個人情感；單說《隋書》，難道當真因爲魏徵的錚錚鐵骨，便絕對真實可信了嗎？
未必。
誠然，《隋書》弘揚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魏徵其人剛正不阿，他主持編寫的紀傳，較少曲筆，不爲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不悅詩書”，“暗於大道”，隋煬帝矯情飾貌，“鋤誅骨肉，屠剿忠良”等情況，都照實寫來，了無隱諱。
然而未必公正。
一部著作，代表了編撰者的核心思想。魏徵其人乃是隱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門之變”後成爲李二陛下團隊當中以忠言直諫爲特質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人性情剛烈、嫉惡如仇，又豈能對待事物以平常心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