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林海豐來說，似乎戰爭真的結束了似的。林海豐就象是忘記了嘉定和寶山城裡的清軍了，一門心思地在抓着上海的地方事務。
上海特別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了，他親自兼任軍管會主任。在他擬訂上報天京的規劃中，原上海縣老城，被重新劃分爲東西南北四個城區，以前周邊的寶山、青浦、嘉定、南匯、松江、奉賢、崇明、川沙這七縣一廳，均改爲區，再加上新建的外僑區，全部歸屬新上海管轄。
上海軍管會在配置各區行政指導官員的同時，組織起了大批的工作隊，深入到各鄉村，依照天朝頒佈的《土地法大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村、鄉農民協會紛紛宣告成立，以前的泥腳杆子，現在成了區政府的“官”。
農民起來了，農民翻身了，土豪劣紳自然就沒有了好日子過。一次次的憶苦大會之後，總有一批批曾經與天朝爲敵，或是民憤極大的土豪劣紳被無情地鎮壓，而那衆多的早已久違了田地的農民，終於人人都有了一塊兒屬於自己的土地。
階級的對立，最終的結果就是相互消滅。林海豐深深地清楚，在當今，階級，也不是誰人爲地圈劃成的，那是千百年社會本就遺留下來的產物。人們可以說人分幾等，說高貴和低賤，只不過沒有人說“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已。
江南富庶，但是，多年的土地壟斷，早已使大批的農民無田可耕，土地積聚在少數大地主的手裡，農民，已不是單純意義上的農民，更多的在變成無業遊民。《土地法大綱》的實施，猶如雪中送炭，不僅獲得廣大貧困農民的擁護和歡迎，也使那些飽受大豪門欺壓的中小地主出了口惡氣。
既然是鬥爭，那就是殘酷的，甚至有擴大化的嫌疑。一些地方已經出現了對一些罪惡並不是很大的地主採取的過激行爲，集會上，只要有人帶頭一喊個打，土臺子上的地主就會被暴打，痛揍，甚至出了人命。
林海豐開始教育各級指導官員，不要去慫恿鬥爭的擴大化，又給各級政府和農協提出要求，不要把鬥爭擴大化。可是，對於陸續發生的這種傾向，他卻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能怪誰呢？幾千年來，臉朝黃土背朝天，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從沒有被當做人看待的貧苦農民，終於有了說話的權力，怎麼會不有所發泄呢？“農民兄弟剛剛有了些覺悟，手段激烈點兒難免。呵呵，大家要正確引導。”幾天來，這話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
沒有人知道他心裡真正想的是什麼，因爲，沒有人有他的那種對社會的認識。林海豐一直抱定的是一個信念，對待階級敵人，就要象秋風掃落葉一樣的殘酷無情，不給他們任何反攻倒算的機會。甚至連浩然在《豔陽天》中寫的馬小辮之類的人物，都不應該留下。該狠的時候就應當狠，農民們自發、自願的行爲，誰能多說些什麼？總比以後再搞什麼專門的清理更好些。至於統一戰線嘛，此一時彼一時的事情。
只有坐守在嘉定和寶山城裡的清軍官兵，卻知道根本不會有人忘記他們。隨着土地改革的進行，一批又一批的貧苦百姓加入到對城池圍困的行列中，尤其是嘉定和寶山附近的百姓們，更是熱情高漲。他們可不希望清軍再在這裡賴下去了，他們現在深知，只有打跑了這些敗類，才能象其它地方一樣，分到自己應有的那份田地，才能夠過上安靜的生活。
兩座城池裡的官兵，象是被一根巨大的鎖鏈套在了脖子上，而且越勒越緊。
黃再興現在不僅要承擔東征軍總部的日常工作，還要負責嘉定、寶山前線的全盤指揮、協調。如果不是後勤部部長吉文元到了上海，怕是他肩上的擔子更多。
二十幾天一晃就過去了，近十萬的天軍和四鄉的農軍，還有自發趕來的百姓，早已把兩座城池圍了個水泄不通。在巨大的政治攻勢和心理壓力下，使得兩城中的清軍開始有不少陸續地逃出城外，向天軍投降。
根據各方面掌握的情報，兩個城池中，目前真正能夠作戰的清軍，滿打滿算已經不足六千，而且糧彈日漸不足，士氣低落。反觀天軍方面，經過就地的休整，不僅人強馬壯，而且士氣高昂。黃再興早就有了一鼓作氣拿下這兩座漂泊在天朝土地上的孤島的決心，也好給上海地區的發展製造一個安定的周遍環境。誰料，幾番詢問，安王殿下的回覆竟然都是不急，等等再說。
黃再興茫然了。
他不明白，面對當初那麼強大的對手，安王敢採用引誘、割裂、大膽迂迴包抄，直至奔襲租界，一舉拿下敵人的首腦機關等兇悍的戰術，如今佔據了這麼大的優勢，怎麼殿下反倒和緩下來了？
更何況，杭州方向，林鳳祥儘管取得了西湖水戰的勝利，並重創滿洲八旗兵，但由於天軍只是由北到南對杭州形成的是半壁包圍，清軍各處的援軍得以陸續涌進城內。攻堅顯然對天軍不利，爲此，林鳳祥已經轉入防禦，如果沒有更多生力軍的增援，很難儘快地拿下杭州。
經過和曾水源、李咸池等前線指揮官的會商，黃再興決定再次請求安王，儘快發起對嘉定、寶山的總攻。
林海豐忙啊，他不僅要制定、指導各項政策的具體實施，還要籌劃上海以後的總體發展。所幸的是他又有了一個優秀的助手，那就是劉麗川。這個廣東香山（今中山市）農民出身的漢子，不僅自幼習武，練出了一身好本領，而且能說英語。由於曾做過商場的經紀人和絲茶棧的店員，且稍懂醫術，做過草藥醫生，專醫骨科雜病，所以，既在勞苦大衆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又對上海的經濟恢復工作得心應手。這就爲林海豐減輕了許多的壓力，使他更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些意識形態上的東西，還有軍事戰略。
從當初的鎮江開始，林海豐就在逐漸地推行他的那套宣傳策略。儘管天軍和地方都保留着以前的慣例，即每禮拜一次的“講道理”，可是，真正講的卻都是原來天條中被掐頭去尾的東西，也就是他編纂的簡易教義。隨着形勢的發展，對於日漸壯大的東征軍的思想工作，那簡單的教義已經越來越顯得不適合了。軍隊不能沒有思想，沒有思想的軍隊是成爲不了鋼鐵之師的。
在這方面，劉麗川的上海勢力，恰恰又給了莫大的幫助。劉麗川的勢力，原本都是天地會的產物，與太平天國的信仰並不相同。由於他們多系廣東福建人，對洋人有着刻骨銘心的仇視，對上帝一說，自然不太感冒。於是，林海豐藉着統一思想爲由，再次採用偷樑換柱的方式，念起了歪經。
“反清復明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它在目前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明朝早已成爲老百姓忘記了的歷史，依靠這個口號，是鼓舞不起大多數人的意志來的。更何況，難道我們還要恢復明朝的朱家天下嗎？這有悖於天王的教誨。”於是，就有了他對劉麗川等上海將領的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