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監察機關，沿襲唐制，中央設御史臺，下設三院，一是臺院，侍御史；二是殿院，殿中侍御史；三是察院，監察御史。御史臺設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義上是御史臺的最高長官，但宋初不除正員，只作爲加官，授予其他官員；檢校官帶憲銜的，有檢校御史大夫。因而御史中丞便成爲御史臺的真正長官，稱爲臺長；副長官是侍御史知雜事。御史官的職掌是“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監察彈劾之列。官階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者，稱“監察御史裡行”。此外，還設推官二員，專管審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評論朝政或彈劾官員，按規定必須先向中丞報告。仁宗時，劉筠任中丞後，御史言事就不必請示本臺長官了。宋代的御史官人數沒有定製，可多可少，隨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隨時增減。
宋朝的官制可能是歷朝歷代以來最爲複雜難以弄懂的，王靜輝爲了以後能夠掌握社會變革的動向，所以在這方面着實下了一番功夫，不過通過對宋朝官制系統的研究，他倒是發現宋朝官制系統雖然有很大程度上承襲了唐代、五代，但宋太祖的“疊牀架屋”政策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襲下來地官職系統已經完全變化了。考慮到後世的一些官制模式，這麼算下來宋朝的官職系統應該是承上啓下對後世影響極爲深刻。
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倒是讓王靜輝感到非常意外，畢竟後世正統歷史一直都把宋朝歸爲“窩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職系統倍受詬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幾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響，尤其實在官職系統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監察。在宋代由通判負責。同時，皇帝還經常派遣轉運使、按察使、觀察使到各地去監察，這些都屬於外任御史。轉運使本來是管理財政地，但也兼任監察官吏。後來在安撫使之上設宣撫、制置二使，不領州而位在諸路帥臣之上，成爲一路之長官。開元代行省承宣佈政司，開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聲。
宋代的諫官稱爲司諫、正言。諫官的職責是向皇帝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實際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職，最終便混同御史。專司監察官吏。按規定，諫官每月要向皇帝報告一次，稱爲“月課”，他們可以把平時隨便聽到的一點情況就向皇帝報告，不必是否有據。當時稱爲“風聞彈人”，若奏彈不實，諫官不必受到懲罰。如果御史臺的諫官上任後百日之內無所糾彈，則罷作外官或罰“辱臺錢”。這種規定更助長了御史濫用彈劾權。在幾年前王靜輝就見過御史唐垌曾面彈王安石，胡說一通。但皇帝趙頊也不加責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牽制，無可奈何。按規定。臺諫官不能由與宰相有關係的人來擔當，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薦，因此，臺諫官與宰相的關係極爲緊張，當時人說宰相與御史臺是敵對的營壘，互相仇視。
王靜輝知道御史官在宋代以前與臺諫官分開，不過在這個時代根據他的觀察實際上是合二爲一，主要用以監察官員，看其是否忠於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於職守。雖然歷代均如此，但宋代尤爲突出。在這個時代隨着專制皇權地加強，諫官對皇帝的過失更不敢有所規勸，因而諫官與御史官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以彈劾官員爲責，這種變化導致了後來臺諫的合流。
王靜輝在弄懂了宋朝的監察系統之後，不禁爲宋太祖拍案叫絕──很難想象一個武官出身發動政變登上皇位的趙匡胤居然有如此遠見，當然這不排除當時趙匡胤身邊諸如趙普等能人地相助，但能夠接受謀士的建議這本身對於一個皇帝尤其是一個武將出身只信任武力的皇帝來說更是難能可貴。
宋代中樞機構的行政、軍事、財政、監察這四種大權分得十分清楚，而總之於皇帝。宋朝統治者的這些集權措施，日趨嚴密，甚至達到“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地程度。王靜輝甚至還看到過這麼一條記載：宋太祖曾令後苑造一薰籠，數天未成，太祖怒責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須經過尚書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許多關口，等到逐級辦齊手續後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語“依”字，然後方可製造，宋太祖聽後大怒，問宰相趙普說：“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即可買一薰籠。今爲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趙普回答說：“此是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聽後轉怒爲喜說：“此條貫極妙！”
如此嚴密的官職體系真是讓王靜輝無從下手，他此時到真有些佩服“變法皇帝”趙頊了，歷史上所發生地元豐改制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後，這完全是由趙頊一人着力推動，將名不副實的舊官職能夠取消的全部取消。雖然元豐改制在王靜輝看來效果比現在強不了多少，而且改制的依據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種嘗試突破了，可惜結局並不算是完滿，而且改革官制時，有人建議，把軍事機構樞密院也並歸兵部，趙頊駁斥說：“祖宗不願兵權歸執政官，所以專設官統領，以互相節制，怎麼可以廢除！”改制後，樞密院仍保持獨立的軍事系統，並不斷加強了軍隊。
與當前官制改革地主流思想不同。王靜輝並不在意那些沉冗複雜的官職體系，其實以他後世的眼光，在後世的時候官職體系遠比現在龐大複雜地多，而且頂着官職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過這種經歷後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馬光一樣對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認爲若是強行打破現有局面實現精簡行政機構地話。反而會惹得天怨人怒反過來在舊有勢力的反撲下弄得變法挫折重重。
官制改革的最終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順暢，執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還是精簡宋朝龐大的官僚體系，但是王靜輝更覺得官制改革更加有側重點──反腐敗纔是現在真正要做的，至於王安石他們的想法則有些太過急於求成了。
正因爲對官制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統治高層對官制改革的建議也分成了兩個派別，不同地是這一次司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們的主張是精簡機構；而王靜輝則是提出了反腐敗纔是最重要的任務，要通過官制改革來達到這一目的，將原有的官制體系中地監察部分得到擴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制現在越來越猖狂的官員腐敗問題。
福寧殿會議連續開了好幾天，這完全是在照顧王靜輝，因爲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開站在垂拱殿上獨立門戶的。這幾天來脣槍舌劍你來我往也把王靜輝折騰的夠嗆，他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馬光居然會取得這麼一致地意見。不過由於他的出現使得宋朝的歷史早就變得面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馬光本身就是好友，只是因爲政見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靜輝一直就在努力協調兩人之間地關係，以便減少黨爭對國家的內耗損失，並且同樣也是因爲他在隱隱壓制王安石。迫使其將變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變法派經過王安石的整頓之後，倒是多少有些大顯身手的樣子了。這也使司馬光對變法派的改變多少有了些好感。
現在王安石和司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但他們之間也並非沒有分歧，只不過是大的目標相近而已。司馬光不是很看好王靜輝想要通過官制改革來解決腐敗問題，但他卻對王靜輝的放緩清理虛職官員的建議非常贊同，這也使得王靜輝不至於在福寧殿會議的第一天便敗下陣來。
開始地時候福寧殿會議幾乎是一邊倒，因爲王靜輝先把他的官制改革拿出來討論，這才使得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大方向取得共識對他進行壓制，而諸如曾公亮等人也是出於自己小派系利益的考慮，暫時不發表建議。真正的轉折便是王安石把他的方案拿出來的時候。曾公亮可就沒有這麼客氣了──王安石的方案多少和歷史上趙頊所推動的元豐改制有些相似，精簡官僚體系固然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他下手比較黑，從而觸動了曾公亮等人內心的底線。王靜輝與王安石兩個方案相比較過後，反腐敗固然是有些觸痛了他們，但王安石的一刀切更是讓曾公亮和司馬光如臨大敵，所以幾天下來這官制改革的討論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準確的結果。
儘管司馬光有預感朝廷在解了燃眉之急的財政問題後，變革一定會向更加深層次的官制推進，只是沒有想到官制改革會來的這麼快，在這個問題上他準備的不夠充分，不過他依然主張以“緩進”的姿態來進行官制改革。這樣立場鮮明的態度使他在福寧殿會議開到第三天的時候，就開始與王安石產生了比較大的分歧，儘管兩人也曾碰過面進行商議，可惜沒有王靜輝在其中和漿糊，他們兩人註定是談不攏的，到此時兩人居然倒是有些想念王靜輝從中調停的日子了，可惜這個時候王靜輝已經開始旗幟鮮明的亮出了自己的方案，註定不會參與到他們兩人之間彌合分歧當中來。
儘管福寧殿會議只是一個小圈子，但它牽扯到的卻是大宋未來的前途問題，這當中也自然會改變很多人的命運。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像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對自己的烏紗帽看得這麼輕，其實爲了成就自己的業績，在官職任命上就是連司馬光和王安石自己也不能夠做到足夠地灑脫──一旦失去現有的官職。他們誰也別想領導這個龐大帝國的走向，不過現在他們好比食物鏈最頂端的存在一般，官制改革是由他們所推動的，不會把自己也給陷進去而已。但是在底下的官員可就未必這麼想了，他們可沒有這麼無私高尚，尤其是頂着虛職地官員。這次官制改革無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未來的命運，不用多想，就是用腳趾頭也可以想到王安石的改革策略是什麼樣的。
福寧殿會議的猶疑不決漸漸的開始擴散，汴都開封的各處秦樓楚館聚集的官員也開始慢慢增多，話題多是與官制改革相關。說起來也倒是奇怪，汴都的各種官辦或是私營的妓院是大宋最受官員所歡迎地，因爲在這裡他們可以比較輕鬆的進行種種政治交易，燈紅酒綠之下更能夠讓雙方靠攏。有了這麼一個傳統，汴都的妓院可謂是大宋的政治風向標，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第一個先熱鬧起來的便是這些妓院了。
對於外面地傳聞，王安石、司馬光與皇帝趙頊等人不是不知道，只是這官制改革所牽扯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若是有一點紕漏，毫無疑問最受打擊的便是朝廷的權威。是以儘管他們着急也是無用，到最後乾脆聽之任之，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說服對手儘快通過官制改革方案纔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讓我們先把意見統一地部分先列出來，其餘有爭議的部分再進行細緻的協商解決！”王靜輝笑着對王安石說道。
因爲福寧殿會議之長是王靜輝所未經歷過地。現在他已經從郊外的靜園中又搬回到城內的駙馬府居住了。最終還是王安石耐不住性子，想王靜輝發出了請帖到九味居來吃飯，不過可惜的是面臨王安石。這頓飯錢肯定是由王靜輝自己掏了。在自己的九味居中自然是比福寧殿要舒服的多，況且兩人刻意都沒有穿官服，都是一身便裝來到九味居──相對王靜輝越來越成熟灑脫，王安石還是保持了他的老樣子，衣着上一看就沒有經過修飾過，虧得是深色便服，否則都很難遮掩住衣角上的點點污漬。
在比較隨意的環境下，王安石和王靜輝進行了非常坦誠地談話，儘管王安石號稱“拗相公”。但在面對眼前這個年輕人，他固執的脾氣倒是難得的表現出一幅長者的溫和，兩人之間固然還有一些爭辯，不過已經比福寧殿好的實在是太多，至少沒有那種劍拔弩張的氣氛了。
“首先是三司，介甫先生和君實先生都以爲三司不必繼續存在，在這點上學生也是深以爲然的，畢竟三司的存在使得六部形同虛設，大部分權力歸三司所掌管，這範圍實在是太大了，而且三司有了六部的權力，那今後官制改革中的六部又該何去何從？顯然三司是必須撤銷的！”王靜輝說道。
王安石聽後點點頭說道：“撤銷三司，全國財計始歸戶部。戶部主管全國戶籍、土地、錢穀的政令以及貢賦、徵役等事。設戶部尚書一員，左、右曹侍郎各一員。郎中、員外郎各二員，度支、金部、倉部各二員。左曹分管戶籍、稅賦、土貢、徵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義倉等事。度支掌管全國財政預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國的貨幣收支，藏於府庫；倉部掌管倉庫貯積和收支等事。”
王安石對朝廷政治制度瞭如指掌，在這點上可要比他的老對手司馬光強的實在是太多了，這也是因爲他從幾十年前的慶曆新政中吸取到了足夠的教訓──沒有權力還談什麼改革？！所以等王安石一登上相位寶座後，便不動聲色的架空了當時的宰持陳昇之，使年邁昏庸的陳昇之變成了他的人形印章，再者說來王安石也是當世治《老子》的名家，對於“權”的理解已經超越旁人實在是太多了。
“唐末稅法混亂，田賦、丁稅的收入無法維持王朝的龐大費用，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鹽鐵和度支。五代後唐明宗始設鹽鐵、度支和戶部‘三司’，本朝初期沿之。三司的職權是總管全國各地之貢賦和國家的財政。三司使其權位之重，與執政無殊，號稱‘計相’。”王靜輝笑着說道：“國朝初立財政多是出自三司，後由歷代改進情況好轉，但毫無疑問三司的職能已經取代了戶部，致使戶部成爲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甚至連尚書省的絕大部分職能也被其所代，可見這官制改革當中，三司第一個是被撤銷的部門，這樣才能夠重建三省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