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節日具有數量多、娛樂活動豐富多彩、人們物質和文化消費增多、市場化因素明顯增強等特點。這除了宋代社會商品經濟發展、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根本原因之外，與宋代政府對節日的重視密不可分。政府在創設新節日、維護和“加工”傳統節日習俗、規定節假、組織開展各種節日活動、營造節日氣氛等等方面，都起到了她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民風民俗所應有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同時，皇帝及其臣僚還或者以統治者身份，或者以普通俗民身份積極地參與各項節日活動，“與民同樂”，這些使得宋代幾乎每個傳統節日，無論是在都城還是在地方城鎮，都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而且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節日期間人們消費水平有所提高，消費的物品種類及消費方式都發生了明顯變化。但現有的有關宋代節日文化的研究中，似乎還沒有專門對政府與節日的關係尤其是節日消費進行探討。有鑑於此，我們擬作一嘗試，主要探討宋代政府對士庶節日消費有過怎樣的舉措，這些措施對社會消費風氣、消費市場以及士庶節日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等，以期爲今天的官方處理與傳統節日的關係提供點滴借鑑。
一、宋代政府對節日消費的舉措
（一）對士庶節日消費的政策性鼓勵
節日消費是士庶個人根據自身的經濟狀況而選擇的節日生活標準和採取的消費行爲。其中，個人的經濟收入雖然是起決定作用的方面，但節日又與平常有別，即它有特定的全民性的習俗活動及深刻的文化意義，所以節日消費又並非完全私人而具有公開的集體的特點。政府作爲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對民間節日習俗既有順應、維護和利用的一面，也有引導、修補甚或改變的一面。宋代政府對傳統節日的態度在這方面表現特別明顯，對士庶的節日消費主要採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允許士庶遊玩，不禁各種買賣。北宋都城汴京在元旦、寒食、冬至三大節時，開封府發出允許士庶“關撲三日”的通告。關撲又稱跌成，攧錢，拾博或跌博，是一種以銅錢爲賭具的博戲活動。由於它集賭博、交易、遊戲娛樂於一身，在宋代市井社會中十分流行，成爲城市商業活動及歲時節日遊藝活動的主要組成部分。但也正是由於它所具有的賭博特點，平常時日官府禁止開展此項活動。北宋時的關撲活動主要是在節日官府開禁的時間裡進行，如上述三大節日時，汴京馬行街、潘樓、州東宋門外、州西樑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州南一帶，關撲的綵棚聯成一片，裡面鋪陳冠梳、珠翠、頭面、衣服、花朵、領抹、靴鞋、玩好等物，撲賣者的高聲吟叫與綵棚間舞館歌場傳出的鼓樂笙歌，交相呼應。入夜，“貴家婦女，縱賞關賭，入場觀看”。[①]此外，還有元宵節，如“宣德門，元夜點照，門下亦置露臺，南至寶籙宮，兩邊關撲買賣”。[②]而最爲熱鬧、物品最爲豐富的關撲活動還是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開放金明池時。到宋神宗元豐初年，“每開一池日，許士庶撲博其中，自後遊人益盛”。[③]撲博成爲了吸引遊人前來的法寶，也是北宋政府在當時經濟文化背景下，爲營造都城大節的節日氣氛所採取的一項舉措，它不但豐富了市民的節日娛樂活動，也促進了節日市場的繁榮。
金明池在宋朝統一南方以後的和平時期裡，由原來的國家水軍訓練基地逐漸轉變爲公衆遊樂場所，宋政府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一方面，制定招來士庶遊玩的優惠政策，“三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開金明池，許士庶遊行，御史臺不得彈奏”。[④]並由御史臺在宜秋門貼出黃榜告知市民。這就保證了官員在合法時間愜意遊玩金明池而不至遭到“遊宴無度”、“耽於遊樂”之類的彈劾。另一方面，組織開展多種活動，主要有：水軍的水陣表演和龍舟爭標比賽；遊客的關撲活動、民間藝人的演出以及各種商業買賣活動等。這些活動已把金明池變成了最熱鬧的遊樂場和最繁盛的商品交易市場，深深地吸引了京城士庶，以致俗諺有“‘三月十八，村裡老婆風發。’蓋是日村姑無老幼皆入城也”[⑤]。“雖風雨亦有遊人，略無虛日矣”。[⑥]即使用現在的眼光去看，也應該說是政府組織的較爲成功的節慶旅遊活動。
南宋時關撲發生了很多變化：它不但已成爲多數節日的節物買賣方式，而且也是市井街市隨時可見的交易方式。
如果說北宋時期的節日消費市場主要由官方允許關撲和開放金明池而促成的話，那麼，南宋政府則是以西湖遊玩、龍舟比賽和錢塘江觀潮等活
動來激發節日消費市場的。臨安地方政府一直很重視對西湖的治理，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州府自收燈後，例於點檢酒所開支關會二十萬貫，委官屬差吏倅僱喚工作，修飾西湖南北二山，堤上亭館園圃橋道，油飾裝畫一新，栽種百花，映掩湖光景色，以便都人逰玩”。[⑦]這表明官府已有意識地關注節日旅遊環境和市場。二月初八日西湖開始接納遊人，直至寒食清明節，官府舉行龍舟賽，引得“湖山遊人，至暮不絕”，即使貧窮無錢者，“亦解質借兌，帶妻挾子，竟日嬉遊，不醉不歸”。[⑧]官府還明確表示“凡遊玩買賣，皆無所禁”，於是一時間，各種日用商品、食品、娛樂品、伎藝人的表演等等，紛紛呈現。到中秋節時的觀潮更是上自皇帝郡僚，下至平民百姓的遊樂活動高潮，其內容既有傳統的海門觀潮、祭祀潮神、祈求護佑，也有官府組織的水軍海上競技表演，更有潛水功夫十分了得的吳兒的弄潮踏浪；一方面是承歡龍顏，一方面是取悅百姓。每當這些時候，買賣活動總是少不了，而且異常繁盛，“店舍經營，輻輳湖上，開張趕趁”。[⑨]“江干上下十餘里間，珠翠羅綺溢目，車馬塞途，飲食百物皆倍穹常時，而僦賃看幕，雖席地不容閒也”。[⑩]“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歡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11]一點也不亞於近年來我國在黃金週時出現的涌入名勝景點的旅遊潮。
其次，給予後宮及部分官員節料錢。節料錢是指在重要節日時朝廷給予後宮及部分官員的額外錢物。據文獻記載，唐代已有節料錢[12]。宋代的節料錢出現很早，在宋太祖征戰上黨李筠叛亂時，有賜給太后的詔書雲：“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未有回日，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千五百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節料。”[13]南宋時嶽軻看到這條材料後又作了記載。[14]從中可以瞭解到：一、宋代最初得到節料錢的人只有皇太后、皇后等後宮地位很高的女性；節日是七夕節，說明與七夕是婦女乞巧節有關；二、節料錢的用處，皇太后的用作“劇錢”或“則劇錢”，據汪聖鐸先生言，“則劇即雜劇”。皇后和妗子的只說用作節料，但不管怎麼說，它是朝廷對後宮個人節日娛樂消費的支付。三、南宋時，民間士庶亦相效仿，在一年的三個大節時由家長髮給家人錢，“縱之呼博”，可能是關撲之類的遊戲，而且已“習尚已久”，說明南宋民間也很重視對節日個人消費的鼓勵。四，後宮的節料錢後來成爲其俸祿的一部分。[15]
南宋朝廷還在寒食、冬至、元旦（或端午節）三大節時賜予經筵官、講讀官等官員節料錢，[16]且數量比北宋增多。
再次，臨安節日期間的官放賃屋錢。北宋滅亡後，“四方之民雲集兩浙，百倍於常”。有人估計臨安的移民在其總戶口中的比例甚至高達六七成，[17]尤其是成爲南宋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後，大小官吏、應試舉子、文人雅士、江商海賈等各類流動人口，或頻繁出入或長期留住此地，致使人口陡然增加，產生了對住房的大量需求。然而受當時各種條件的限制，臨安不可能在短期內新建大批房屋來滿足新增人口的住房要求，於是房屋租賃則成爲解決這一問題的一個有效措施，房屋租賃業由此也成爲臨安城的重要行業之一。[18]可正是由於房屋少，租房人多，供不應求，所以臨安房屋租金相對於一般市民的收入來說偏高。有官吏感嘆：“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有着固定收入的官吏尚且如此，那些每月收入只三貫或不及三貫的小商人就更感難以應付了，承租人交不起房租的事時有發生。因此，政府爲防止矛盾的激化，便採取了在一些特殊時日免去若干房錢以及下令減低房租等措施，以解決房租過高問題，歲時節日期間的放免賃屋錢就是其措施之一種。當時規定放免賃屋錢的節日主要有元旦、元宵節、冬至節；放免的時間是每節三日。[19]
這裡特別應注意，不能把政府歲時節日的放免賃屋錢與救濟性的蠲免房錢等同起來。宋代政府救濟性蠲免房錢主要發生在冬季雨雪時節，這種救濟性的蠲免與歲時節日時的放免儘管在對象上都是租賃房屋的人羣，但在其它很多方面都不同。救濟性的蠲免在時間上長於、在數量上也高於歲時節日的放免，據吳自牧《夢粱錄》卷一八《恩霈軍民》記載，蠲免時間從三天至半月不等，數量一貫只收七百。在蠲放目的上，救濟性蠲免解決
的是貧困百姓的居住、保暖及減少街頭流浪等等問題；歲時節日的放免房錢則是官府爲營造一種寬鬆祥和的節日氣氛，讓更多的人蔘與到節日中來，刺激節日消費的政策性鼓勵措施。由此我們說南宋政府比北宋政府更多地具有實效意識和節日經濟意識。
以上可知，娛樂遊玩已成爲宋代節日裡相當重要的活動內容，而且越是到後期，這種趨向越是明顯。這既有節日習俗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自然原因，同時，官方的推動作用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宋代政府抓住了節日的本質特徵――“樂”，在集中人氣、激發人們的節日熱情上面花力氣，利用國家公共資源，組織開展一些大型娛樂活動，並給予政策性鼓勵，對後宮及部分官員的個人節日消費也賜予額外的錢物。而“樂”中本身又包含着商業買賣的市場因素，加上政府對節日期間各種商業買賣活動的許可，這樣，一方面激發了士庶參加節日活動的積極性，有利於節日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娛樂和市場買賣相結合成爲節日消費特徵，也使傳統節日的經濟功能以嶄新的面孔出現在我們面前。
（二）宋代皇宮的購買性節日消費方式
節日期間，宮中後苑自然會製作各種精美的應節食品、物品，供皇室及其親貴戚裡享用，但他們或者爲追求“異味”，或者爲顯示地位，亦或又難以抵擋市場的誘惑，都或多或少地從市場取得節日消費物品。
如宣和年間元宵節時，徽宗率百官、宮嬪出城觀燈賞戲，皇帝的看位前，就擺滿了陳列着琳琅滿目商品的售貨攤，“都下（宣德門）賣鵪鶉骨飿兒、圓子、飠追拍、白腸、水晶鱠、科頭細粉、旋炒栗子、銀杏、鹽豉湯、雞段、金橘、橄欖、龍眼、荔枝，諸般市合，團團密擺。準備御前索喚……惟周待詔瓠羹貢餘者，一百二十文足一箇，其精細果別如市店十文者”。[20]這是爲內廷宣買所設，既有元宵節的節食圓子、飠追拍，也有來自南方的水果金橘、橄欖、龍眼和荔枝。價格昂貴，就連滿足皇宮需要後剩下的瓠羹，也還需120文足一份，其它精美果品也比市場上所賣相差10文。
臨安元宵節時，“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內人及小黃門百餘，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樂傀儡，繚繞於燈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盤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潔及善歌叫者謹伺於外，至是歌呼競入。既經進御，妃嬪內人而下，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21]可見皇帝一行取自市場不在少數。孝宗皇帝元宵節時更是堆垛現錢購買市食。宋高宗開春時節外出遊幸西湖，也索買湖中小舟上所賣的食物，宋五嫂魚羹就是因得到過皇帝的品嚐而聲名大振，“人所共趨，遂成富媼”。這種事情還較多，朱靜佳的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知不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買魚收得金錢。”[22]可見，皇帝也曾從釣魚翁處買過魚。
皇宮裡一些節物也有購自市場的，如端午節的鼓扇，“富貴之家多乘車萃買，以相饋遺”。[23]七夕的摩睺羅，雖然有後苑採辦，但皇宮中仍有買賣摩睺羅的，“內庭與貴宅皆塑賣磨喝樂，又名磨合羅孩兒，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裝襴座，用碧紗罩籠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綠銷金桌衣圍護，或以金玉珠翠裝飾尤佳”，[24]製作精美。
皇宮出遊西湖時的划水盪舟，觀潮的看位等也都通過租賃而來。
節日期間，皇宮成員的文藝欣賞也有來自市場的，如臨安元宵節的舞隊以民間自行組織爲主，皇宮及官府欣賞，多是通過“點視”的方式招來舞隊，被點到的舞隊爲其表演後，由官府支給錢酒油燭。因此，在皇宮附近總是雲集很多伎藝之人，企盼能夠沾上皇恩，“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25]皇帝出行時，各種走街串巷的文化貨郎――路歧人也聞聲而至，尾隨其後。
總之，皇宮節日消費往往具有品種多、數量大、價格貴的特點，給出售這些物品的人帶來了可觀的收益；更爲重要的是皇宮的購買具有“名人示範效應”，有利於名牌產品的產生，對節日商品市場乃至整個城市市場的繁榮都起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以上通過宋代政府對節日消費的政策性鼓勵及皇宮購買性節日消費的考察，我們看到宋代政府對節日消費的重視和身體力行，既聚集了人氣，豐富了節日習俗活動，活躍了節日氣氛，又促成了節日消費市場的繁榮，同時，更加深了宋政府對節日市場的瞭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