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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是《西城區發生越南團伙暴力事件》。報道說,洛杉磯警察局特種勤務處官員彼得-史密斯是一起惡性仇殺的目標。這起仇殺的組織者是一幫來自奧倫治縣的名爲男性同性戀殺手的匪徒。增援警力趕到現場前,史密斯中尉捱了兩槍。沒有歹徒被活擒,但有兩名匪徒在槍戰中被擊斃。

我泡在浴缸裡浸泡痠痛的後背,一邊看着報紙。我的脊椎兩側有兩大塊駭人的青腫,呼吸時痛得要命。

我已經把米歇爾送到聖迭戈我母親家裡度週末,等到事情處理結束再接她回來。伊萊恩昨天深夜開車送她去那兒的。

我繼續看報。

據報道,殺害一名兩歲黑人兒童羅德尼-豪沃特的兇手也是這幫歹徒。一個星期前,羅德尼正在他英格爾伍德家的前院騎三輪車玩耍,那幫匪徒跑上去,對準羅德尼的頭開了一槍。謠傳說那起事件是歹徒們行暴的開始。那起事件的後果相當惡劣,引起了衆憤。人們懷疑洛杉磯警察局是否有能力處理加州南部地區的匪徒暴力事件。

我的門外又來了許多記者,但我不想跟他們任何一個人說話。電話鈴不停地響着,可我卻讓錄音去幫我回答打來的電話。我坐在浴缸裡,思忖着該怎麼辦。

上午9點左右,我給《時報》的肯-舒比克掛了電話。

“我一直在想你什麼時候會上班,”他說,“你一定很興奮。”

“爲什麼?”

“因爲沒死掉,”肯說道,“這些傢伙可是心狠手辣的呀。”

“你是說昨晚的那幾個越南傢伙?”我說,“可是他們講的是日語。”

“不可能。”

“千真萬確,肯。”

“我們的報道不準確?”

“不準確。”

“這就證實了那事兒。”他說。

“證實什麼事兒?”

“證實了韋塞爾那件事。韋塞爾如今可是名聲大臭,甚至有傳言說要解僱他。沒人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兒,但這兒終究出了事兒。”他說,“編委會高層突然有人對日本像是着了魔似的感興趣。不管怎麼說,我們正對在美的日本公司做系列調查。”

“哦,是嗎?”

“當然,這種事兒你在今天的報紙上是永遠也看不到。你看了商業版沒有?”

“沒有,幹嗎?”

“達利—希金斯宣佈將微電腦公司出售給了赤井陶瓷公司。在商業版第四頁。一條簡要新聞。”

“就這些?”

“只值那麼多,我猜想。只不過是又一家美國公司賣給日本人罷了。我計算了一下,自1987年以來,被日本購進的美國高技術和電子公司已達180家。所以,這已算不上是什麼新聞了。”

“但你不是說報紙要做調查嗎?”

“只是說說而已。談何容易呀,因爲一切令人不快的指數都下降了。對日貿易差額也在下降。當然,事情表面上看起來有所改觀,因爲他們現在不再把那麼多汽車傾銷給我們了。他們在這兒製造汽車。他們將生產包給四小龍。這樣一來,出現赤字的是四小龍,而不是日本。他們增加了桔子和木材的購買量,以此粉飾事態。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將我們看做是不發達國家。他們進口我們的原材料。可他們不購買我們的製成品。他們說我們生產的東西他們用不上。”

“也許是這樣,肯。”

“讓公衆來評判吧。”他嘆了口氣。“可我不知道公衆是否會操這份心。這就是問題的關鍵。這事甚至涉及稅收。”

我有點不解。“稅收?”

“我們正在對稅收做系列調查。政府最終發現日本公司在這兒做的生意不少,可他們在美國交的稅卻很少。有些公司竟連稅也不交。真是荒唐。他們擡高其在美國的各家裝配廠從日本本土引進的機器零件的價格,以此來控制自己所得的利潤。這自然令人難以容忍。但美國政府在處罰日本方面行動始終十分緩慢。日本人每年在華盛頓花費5億美元,目的就是要大家對這種事緘口不言。”

“但你們不是要搞稅收報道嗎?”

“不錯。我們正在調查中本公司。我的內線不停地給我提供消息說,中本公司打算制訂一套壟斷價格的對策。價格壟斷是日本公司做生意的代名詞。我打出了一份涉嫌訴訟案的公司名單,1991年,任天堂壟斷了電子遊戲機價格,三菱公司壟斷了電視價格。1989年壟斷的公司有松下公司。1987年是美能達公司。可你知道這些只是露在表面的部分。”

“你要把這些報道出來,真太好了。”我說道。

他咳了一聲。“你想發表消息?證實那幾個越南人說的是日語?”

“不。”我答道。

“我們一塊兒幹。”他說。

“我想不會有什麼好處的。”我說。

我和康納在卡爾弗城的一家壽司酒吧吃午飯。我們剛停下車,有人在窗戶上豎起了一塊“打烊”的牌子。可他看見康納後,又換上了“營業”的牌子。

“這兒的人認識我。”康納說。

“你是說他們喜歡你?”

“這很難說。”

“他們想做你的生意?”

“不,”康納說,“也許他寧願關門。讓手下人侍候個外國人,而不讓手下的人下班,對他來說,可不划算。不過,我常來。他珍惜這種關係。這跟生意或喜愛沒什麼關係。”

我們鑽出汽車。

“美國人不理解,”康納說道,“因爲日本的制度具有本質上的不同。”

“是這樣,不過,我想他們正在開始理解。”我說道。我將肯-舒比克報道壟斷價格一事告訴了他。

康納嘆了口氣。“如果說日本人不誠實,這可就沒道理了。他們不是不誠實——而是他們的原則跟我們不同。美國人只是沒有理解。”

“說得不錯,”我說,“但壟斷價格可是非法的。”

“在美國,”他說道,“是這樣,但在日本卻是正當手段。記住,後輩:具有本質的不問。串通達成的決議是成功的依據。野村證券公司的醜聞就證實了這一點。美國人對勾結很是惱怒,而沒有把它看成是不同的生意經。這便是關鍵所在。”

我們走進壽司酒吧。隨時有人鞠躬問候。康納用日語跟他們打着招呼,而後我們坐了下來。我們沒有點菜。

“我們不點菜嗎?”

“不用,”慷納說,“要不他們會生氣的。他會替我們點我們愛吃的東西。”

我們在座位上坐着,他端上了菜。我看着他把魚替我們剖開。

電話鈴響了。壽司酒吧另一端有一個人在說:“康納君,有人請您趕快去一下。”

“謝謝。”康納說着,點了點頭。他轉身對着我,將自己的座椅推離櫃檯。“我想我們什麼也吃不成了,我們該去下一個約會地點了。你帶著錄像帶沒有?”

“帶了。”

“好。”

“我們去哪兒?”

“去見你的朋友,”他說,“朝熊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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