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
明媚如初，
我偶爾流淚，
卻已不再是當年那個愛哭的孩子，
我已學會了沉默，
只爲附和你的冷漠，而選擇習慣的淡漠。
愛你如初，
這是一個秘密，沉寂如初，
如同那間荒廢了的教室般的，鴉雀無聲。
雨夜，
靜謐如初，
我想一個故事，落寞得惆悵如初，
我偶爾懷念，心碎如初，
我已學會了放手，
只爲迎合你的厭倦，而不得已割捨眷戀，只好疲憊如初。
——摘自竺寸草的心情隨筆《說一種如初》到阿哥家的時候，他在編草鞋。
老實說，他編的不利索，我看到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截兒很粗糙很粗糙的枯草，他編的很費力，好像每扯一個線頭，都會掉下一滴汗一樣。我不曾曉得他會編草鞋的，也不曾曉得編個草鞋是這麼費時的，看他滿臉的疲憊，好像是編了很久的樣子，這種細活兒，簡直比拉牛車的粗活兒還要累。可是他卻很耐心地接好每一個疙瘩，努力地把這頭的疙瘩，接到那頭的疙瘩上，然後再像盤髮髻一樣把草繩兒給串起來。
“成啊，”立在門外的我不禁打斷他：“什麼時候幹起娘們的活兒來了。”
他終於發現了我的存在，放下手中的活兒招呼我說：“來啦，進來坐會兒。”
我笑着搬了個凳子在他身旁坐定，低頭了卻發現地上已經擱了十幾雙草鞋，被他整整齊齊地碼到了一起，儼然一座草綠色的小碉堡，齊刷刷地向着大地看齊。
“喲，”我調侃他：“照你這個編法，不消半天的工夫，小屋就該滿嘍。”
“沒辦法，”他操起那半截兒草繩塞到了鞋底，苦着臉說：“這是竇泌家唯一的生計，我想幫幫她，得儘可能地多編些。”
哦，原來是爲了蜜豆，難怪那麼拼，看着他焦急的樣子，我不禁多嘴問了句：“你是這麼想，可是她會要麼？”
“會要的，她的揹簍一般都放在屋外，我一天少往裡頭扔兩雙，她不會刻意去數的。”
他一臉欣慰地這麼說着，彷彿偷偷摸摸給蜜豆多添幾雙草鞋是鼎值得開心的事兒，哦，不，或許對他而言，世界上沒有比讓蜜豆開心更令他開心的事兒了，唯一遺憾的是，蜜豆永遠都不會了解他以她的開心爲開心的心。
“看看吧，我給你弄的衣服。”
我從懷裡扯出了被我裹得溫熱的衣服遞給他，他接了過去，開心地說：“竇泌的麼，你怎麼弄到的？”
“哦，”我撓着頭，忽悠他說：“我跟她說我家的拖把壞了，需要些不要的舊衣裳來綁拖把，她就把這件兒衣服拿給我了。”
“這樣啊，”他仔細地看了看衣服，狐疑地問：“可是，她一向節儉，怎麼會拿過年過節才穿的民服來給你綁拖把呢？”
“給我件兒民服也算她的奢侈啊，再說了，也可能是衣服小了，她胖了穿不上了，又或許是嫌它舊了，改做新衣服了也說不定，你至於這麼一驚一乍的麼，真是。”
我心虛地這麼打着幌子，就在阿哥半信半疑的時候，門外忽然間響起了驚天的打鑼聲。
“怎麼回事兒？”阿哥心驚地問。
“不知道，出去看看！”我跟阿哥走到門邊兒，才一拉開門兒就看到大批的村民往山下趕。
耳邊鑼聲震天，不遠處，好事兒的阿花嬸兒挽着秋波嬸兒一起尾着大批地村民向山下奔走。
“阿媽，你不是去換東西嗎？東西都還沒換好呢，這又是急着去哪兒啊？”
阿哥衝過去攔下手提鹹魚乾兒的秋波嬸兒，不解地追問。“還換什麼東西啊，換什麼都換不來好心情！”
秋波嬸兒捂着嘴樂開了，阿哥更爲疑惑地問：“什麼事兒啊，這麼開心？”
“好啦秋波，”阿花嬸兒臉上笑着，嘴裡卻嘆着氣說：“人都快死了，你就別損了。”“誰快死了？”我和阿哥異口同聲地問出了聲。
“喲，你們還不知道？”她掩着嘴故作神秘地說：“竇泌從山下摔了下去，快死了呢，聽到了麼，這鑼鼓聲就是替她敲得呢。”
“不！”我揹着莫大的悲痛闢謠：“這絕不可能，我今天早上都還見過她，怎麼下午就出事兒了呢？”
“哎，誰知道呢，”阿花嬸兒捏着下巴分析道：“好像是要攔什麼巴士車來着，結果就出事兒了，不過世事無絕對，也說不準是她自己忽然想不開，從山上跳了下去呢？”
“竇泌不會想不開的，她不會的！”阿哥用力地搖着阿花嬸兒的肩膀，悲痛得發狂：“告訴我，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好好好，假的，假的，全是假的，你先放開我，我的老骨頭都要被你搖散架啦。”阿花嬸兒顫慄地安撫阿哥，看她兩眼冒金星的樣子，顯然是要吐了。
“寸金。”秋波嬸兒拉開了他，呵斥道：“你發什麼瘋，不就是死個人嗎？與你何干哪，啊，至於擺這麼個臭臉來掃興嗎！”
“掃興？”阿哥拭淚苦笑：“你嫌我掃興，竇泌死了，這就是你要的好心情嗎？！”
“是，沒錯，沒有什麼事兒能更讓我開懷啦，我要笑，我要大笑，哈哈哈！”
竇秋波雙手叉腰，誇張地笑着，阿花嬸兒用力地拖了她一把，催促道：“行啦，甭笑啦，待會兒夠你笑的，去晚了就趕不上了。”
“阿花嬸兒，這話兒聽得我好糊塗，”我戲謔道：“你們既然那麼不關心蜜豆的生死，那又趕什麼呢？”
“喲，寸草，話兒別說得那麼難聽嘛，”阿花嬸兒捋了捋自己那蓬燙的跟楊花菜一樣卷的頭髮，笑着說：“她現在死沒死我是不知道，不過日子總還是要過的，聽說城裡有記者來了，專門爲竇泌跳山的事兒做專訪的，不跟你說了，這不，我都打扮好了，還趕着上鏡呢！”
“你說夠了沒有！”阿哥把左手手攢成了拳頭，伸出右手擱在左心房上忿忿地咆哮道：“我真懷疑你的心是不是肉長的！”
“閉嘴！”秋波嬸兒在這時候出手給了阿哥一巴掌，又伸了跟指頭指着阿哥說：“你給我聽好了，要是竇泌真死了，也沒什麼不好，那麼我就不用再擔心你和那小妖精有任何瓜葛，不過你最好還是祈求她死了的好，因爲她要是活着，我必定在第一時間弄死她，聽懂了沒有，如果你還想和她好，那就趁早死了那條心吧！”
阿哥不哭不笑地站在原地，他攤開巴掌捂着臉，就這麼不哭不笑地，捂住他看不見情緒的憂傷。
唯恐天下不亂的阿花嬸兒今天出奇地收斂，可能真的是趕着去搶鏡頭，她沒有火上澆油，沒有煽風點火，反而息事寧人地說：“秋波，別跟這兒磨機了，趕緊走吧，咱該掉隊了。”
“回頭再教訓你！”秋波嬸兒用她胖胖的粗手指在阿哥腦門兒上用力地戳了一下，之後就挽上阿花嬸兒的手，向車站快步前進。
“得趕緊了，”阿花嬸兒頭也不扭地對秋波嬸兒說：“聽說是春城的‘8099999’民生臺的記者呢，那攝像機的像素一定很好，我可以給我家的菜打廣告了。”
秋波嬸兒僵直了身子挪步往前，端正着頭說：“說起菜啊我就惱火，最近老有不要臉的人我家地裡偷菜，地裡的土豆都少了很多呢，這事兒，我可得跟電視臺的好好說說。”
二人手挽手，扭着屁股，一路唧唧歪歪地數落着雞毛蒜皮兒的小事兒朝十里坡的車站去了。
阿哥依然捂着臉站在原地，像是丟了魂兒，又像是撞了客，呆若木雞到死。
“阿哥。”我把手拍到他冰冰涼的肩上，擔憂地問：“你還好吧？”
“竇泌··竇泌···，我要去找竇泌！”他像是忽然回過神兒來，又忽然瘋了一樣，甩開我的手便轉身向十里坡的車站跑去。
我緊跟在他身後，不消三分鐘的時間，就到了十里坡底的車站。車站那兒人潮涌動，他們彼此簇擁，摩肩接踵得就像水裡瘋長的水葫蘆，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躋身的縫隙。我和阿哥在人流中艱難地穿梭，好不容易纔擠進了比較靠前的地方，豈料就聽到人羣中央傳來罵街的尖銳聲——
“我家的菜就是你偷得，不然你怎麼會那麼清楚我丟得是二十一個土豆，而不是二是二個呢！”
“我這是好心替你跟記者同志彙報具體情況胡亂估的數兒，你憑什麼覺得是那天晚上是我去你家偷得土豆啊，啊？”
“哈哈，不打自招了吧，我只告訴你我家丟了土豆，又沒告訴你我家是什麼時候丟得土豆，所以我家的土豆就是你偷的！”
“凡事兒都講個證據，記者同志，你給評評理，她這叫誣陷，我要去告她！”
“我還要告你呢，記者同志，這一段錄回去你一定要播，讓城裡的父老鄉親都給評評理，這是偷盜，是犯罪，是出賣，是不要臉！我要告她，告她人盡可夫，告她恬不知恥！”
“喲，記者同志，聽見沒，一聽就是個沒文化的主兒，人盡可夫都用上了，老孃又沒偷漢子，哪兒來的人盡可夫啊，還有，城裡的都是知識分子，那都是博士，碩士，大學生！哪兒來的父老鄉親了，你這是鄙視，你在貶低城裡人的身段，記者同志，報警，把這個多事兒的潑婦抓起來。”
“該抓的是你，你個小偷！”
“該抓的是你，你個神經病！”
“是你！”
“是你！”
“是你，是你！”
“是你是你是你！”
只見柳阿花和竇秋波拉着一名拿話筒的記者衝着彼此扯着嗓子吵吵，周圍全是人，她們就站在人羣中間譁衆取寵着，聲音也隔着話筒傳得老大，就像過六月節時那震得老響的鼓聲，砰砰地打個不停。
我抱着胳膊撞了阿哥一下：“聽聽，狗咬狗呢，真是丟人丟到家了。”阿哥似乎並不關心的的譏諷，他繼續吃力地往前擠着，像是一尾帶着挑釁的鬥魚，像人海的深處游去。
“讓一讓，讓一讓。”
“讓一讓。”
“請讓一讓。”
對蜜豆的牽掛讓他忘了紳士，他一次又一次用力地伸手，一次又一次用力地扒開擋在他前面的，像海浪般翻涌的，一波又一波的人羣。
“誰啊你，懂不懂規矩！”
“喂，輕點兒！”
“哪兒來的毛小子，擠嘛子擠喲！”
人羣中霎時間傳來此起彼伏地謾罵聲，一浪高過一浪，他就像是一隻在海里泅渡的孤帆，充耳不聞地向前，再向前，不回頭，不懼怕，直至累，直至倦，直至死。
“對不起。”
“對不起哦。”
“抱歉，抱歉。”
我尾隨其後，像一個行腳的僧侶般，合着雙手向憤怒的羣衆致歉。在殺人目光中逗留了百餘秒，我們終於得償所願地進入了人羣的中心地帶，而此刻，這片不大的土路，已經拉起了警戒線，黃色的綢帶阻隔了一切的呱噪與足印，一攤未乾的血跡，正安靜地躺在暗黃的泥土中，忘了流動。
“竇泌！”
阿哥拔腿就往黃線裡衝，站在旁邊留守的警察死死地抱住阿哥，不讓他前進半步。
“你讓我進去，讓我進去！撒手！”
阿哥奮力地出手，朝着警察的後腦勺就是重重的一拳。警察疼得鬆了手，阿哥就像一隻離弦的箭一樣，向着那攤暗紅的血跡飛去。
“阿哥。”我跟着衝了進去，他卻像是被叫了冷水般，靜靜地朝我一擺手。
“噓。讓我和她好好待一會兒，就一會兒。”
炙熱地，又是炙熱而悲痛地，他就着那攤血跡的邊緣緩緩地親了下去。
那霎時間多出的印痕，像是一道如血的殘陽，勾勒了他脣邊如血般煞紅的輪廓，我看到了有兩行滾燙的淚流過，稀釋了他嘴角血腥的溫度。
“各位觀衆朋友們，我們現在繼續在碧波山十里坡的現場爲您追蹤報道滾山丘的慘案，而今就在我們勘察現場出現了一對雙胞胎兄弟，他們現在呢已經闖進了警戒線，他們滿臉地悲痛，由此可以斷定這兩位，纔是和滾山丘的女子有關聯的人，現在就由我替大家向他們詢問一些具體情況。”
一名春城頻道的女記者走到阿哥面前，舉着話筒問：“這位先生，您好，看您這麼悲傷，想必您是那名女子的親人吧，有人舉報說，你們貢獻出這名女子來祭山神，請問當時您是怎麼想得呢？”
阿哥癱坐在地上，說不出一句話，我衝了過去，搶過記者地話筒對着她大聲宣告：“什麼祭山神，聽好了，我們十里坡沒有這樣的陋習，請你不要以訛傳訛！”
“這位先生。”女記者從攝像大師的手裡要來了一個備用話筒，接着訪問道：“既然這樣，那那名女子爲什麼縱身從高山上躍下摔成重傷呢？”
“重傷？”我激動地抓着女記者的胳膊，緊張地追問：“你說她重傷了，那她現在人呢？”
“您不知道嗎？不是你們村裡的一名男子把她抱走了嗎？巴士車上有乘客親眼看到那名女子被一名二十多歲的青年抱走，據說當時女子幾近接近昏迷，如果不及時就醫就會有生命危險，怎麼，那名女子難道是被綁架了，而今生死未卜嗎？”
綁架？！生死未卜？！“嘭！”話筒從我的手上滑落下去，發出一聲偌大的聲響，這不只是心驚地剜心，更是比剜心之痛，更大的疼痛。
“阿哥！”我衝到他面前，慌亂地重複着記者告訴我的那句：“蜜豆有可能被綁架了，而今生死未卜！”
”寸草，”他抓起一把混有血水的泥土，隨即又擡起佈滿血絲的眼望着我，堅定地說：”不要信，她就在這兒，一直。vvww,,";“嘩啦啦，”沙子流動着瀉下一地血紅地悲痛，他眼裡裝起滿地的血跡，我望着他眼裡裝起滿地血跡的天，一片鮮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