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行攜獲勝之師，以及俘虜的張濟士卒返回安邑之後，沒有急於論功行賞，他知道自己眼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自己的地盤雖然一時間擴大了一倍不止，可是實際的實力，卻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夠相應得到增強的。
比如說賦稅、比如說軍力，吃的依舊是河東屯田的老本，甚至乎河南生產、民生凋零，河內剛剛經歷戰事，這兩郡都需要河東郡反過來賑濟和派出兵馬駐守。
爲了收取河內的民心，閻行已經下令免除了今歲河內全境的賦稅，而河南地，更是需要輸送糧秣芻藁，供應當地的河東駐軍，還有賑濟境內的諸多流民。
這樣算起來，閻行的實際實力短時間內，不但不是膨脹擴張，反而是因爲地盤翻倍，在糧秣、兵馬上變得有些拮据起來。
當然，按照嚴師等文臣對河南、河內兩地的土地、人口測算，河內郡受兵災程度還不算嚴重，到了明年應當就可以正常徵收賦稅，同時依照傅籍徵召民役，訓練士卒了。
而河南地的恢復則要慢上許多，不管是從招撫流民、恢復生產上來講，幾乎都是從零開始的，就算是大規模借鑑河東郡的經驗，實行屯田，初有成效至少也需要再有兩三年的光景。
具備優勢的是，河南地作爲本朝的京畿地區，不管是陽渠水利，還是近郊田地，都是肥沃便利的所在，加上“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河南地藉助着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也是發展河東池鹽商業的好位置。
待到兩三年後，閻行徹底消化、鞏固了三河之地，那他的實力就將躍上一個新臺階，成爲了一個能夠與河北袁紹、關中李傕、郭汜這些勢力全面抗衡的龐然大物。
而這些的前提，都建立在天時人和上，閻行相信自己麾下文武的軍政才能，但也有一些事情，是不受人力所控制的。
比如說旱災，如果說接下來的旱災持續不斷，那麼不僅河內、河南兩郡的生產、民生恢復會陷入遲滯，連同欣欣向榮的河東郡也有可能陷入到了饑荒的災難之中。
幸運的是，今年八月份，終於開始天降甘露了。
雖然之前的農業損失已經無可挽回，各地的民生也不可能因爲一場雨水就能夠改善多少，但至少這是一個好兆頭，特別是對於剛剛擴張了地盤領土的閻行而言。
攜帶着今歲喜降甘露的喜悅，閻行趕到了河內境內的野王。
張楊雖然消滅了，但不代表河內就平定下來了。
接下來，河內的士民以怎樣一種姿態，來對待這些進入境內的河東兵馬，關乎到了閻行對河內的統治根基。
爲此，閻行需要親自面見一個人，他就是常林。
常林年少尊親面斥父友、在王匡手下解決自己的叔父、在上黨協助陳、馮兩家抵禦張楊的襲擾，可以說，他年長之後的威名，全是抗拒在任的河內太守的強權得來的。
但也正因爲如此，常林的名氣，在河內的很大，不畏強權的事蹟在河內的士民婦孺中廣爲人知。
閻行入主河內，不想重蹈前面兩任太守王匡、張楊的覆轍，他們以強權刑罰、兵馬刀兵來壓制河內的士民，鞏固自己的地位，雖然能夠得一時安穩，但是長久的隱患衆多。
河內衣冠逃離、黔首側目，這就是張楊雖然坐據了河內這個大郡，卻在短短時間內，就被來自河東的大軍徹底消滅的重要內因之一。
他能依賴的只有那一支他帶來的幷州兵馬，一朝戰敗失利，被河東大軍打殘，張楊就失去了所有翻身的機會。
閻行鑑於如此，已經決定了，要上表長安朝廷，以常林爲河內太守，推行以“河內人治河內”的制度。
這雖然和桓帝時的“三互法”，即地方官員籍貫迴避制度相互違背，但是閻行堅持“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的觀念，依舊下定決心，在戰後連續三次修書前往上黨，邀請常林前來野王一晤。
身在上黨的常林，思慮再三之後，就啓程下太行陘，進入河內，前來野王與閻行相見。
究其原因，除了閻行信中所言的上表長安朝廷，請授自己“河內太守”一職之外，常林還有另外的一番想法。
他想要親自來見一見這位近來在三河之地聲名鵲起的平北將軍。
與閻行在平定河東之後，才聽聞常林在上黨抗拒張楊剽掠兵馬、拒絕幷州刺史高幹的事蹟不同，身爲河內名士的常林卻是很早就聽聞了閻行的名聲。
只不過閻行的名聲、事蹟譭譽參半，讓人捉摸不透，心生疑慮。
早在王邑當政河東之時，閻行就有“鬼校尉”的名聲，有人說他平賊安民、國之干城，有人說他折辱、擅殺官吏、衣冠，驕橫跋扈。
到了董卓伏誅之後，有人說他是董逆黨羽，命在旦夕，結果長安遭難，他搖身一變，擺脫了董逆餘黨的身份，變成了河東太守、平北將軍，還驅逐了王邑、平定了境內大姓豪族的衛固、範先的叛亂。
再到了當下，依然有人說他屯田安民，是保境安民的“賢太守”，也有人說他“聚谷厲兵”，野心勃勃，恐非並非是國家的良純之臣。
這衆多的流言傳說，造就了閻行本身一個複雜難明的形象：他野心勃勃、好戰跋扈，他體恤民生、折節下士，他兵逼長安、亂臣賊子，他保境安民、賢良太守。
就如同他現下所做的事情一樣，閻行若不是野心勃勃之人，就不會冒着安邑被襲擊的威脅，徵發大軍攻佔河內郡，可他若是單純的貪戀權勢之人，首先應該做的就是以刀兵、刑罰的強權，來確立、鞏固自己在河內的統治。
而不是像眼下這樣，言辭誠懇地邀請自己返回河內，並打算上表長安朝廷，以自己爲河內太守，希望倚重自己來着手恢復、治理好河內這個大郡。
也正因爲如此，常林想了多次，覺得自己必須親自拜謁閻行，見一見這一位衆說紛呈的平北將軍、河東太守。
見面結果，不管外界衆說如何，野王官寺大堂，兩人的初次相見，各自都給對方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在閻行眼裡，這位河內名士，面容清朗，長鬚飄飄，衣冠佩劍，頗顯幾分睿智幹練之色。
而在常林看來，這位平北將軍有着邊塞漢子的雄壯身軀，談吐盡顯豪邁之色，卻也知禮平易，待人親和，不似作僞，不愧是有“賢太守”之名。
兩人交談甚歡，閻行見到常林並不抗拒河東之心，也欣然有入仕牧守河內之意，也就不再刻意寒暄，而是坦誠向常林詢問治理河內的良法。
常林聽到閻行問到治理河內良法，成竹在胸，淺然一笑，捋了捋自己的鬍鬚，開始向閻行說道：
“爲政之要，在得民心，眼下以河內的實情來看，將軍若想要獲取河內士民之心，不如先從取士用纔開始！”
閻行也露出了笑容，接着問道：
“哦，取士用才，固我所願也，願聞其詳。”
“所謂用非其才、處非其所，必難致治。這些年來，河內的兩任太守，或以刑罰立威，或以刀兵迫衆，只知兵戎軍爭之事，一味漠視民生，盤剝士民，使得衣冠遠避、黔首側目，士民苦之久矣！”
“將軍若想革除弊政，恢弘賢德，就應該闢除賢良之士，免除重斂軍賦，聽聞將軍已經免除了河內全郡一年的賦稅，這實在是難得的善政，所以林以爲，將軍當務之急，在於闢除郡中俊傑良才入府，爲將軍治境安民！”
閻行收起笑容，嘆了口氣，慢慢說道：
“河內地靈而人傑，多有才俊之士，奈何王匡急暴、張楊苛切，致使賢良之士紛紛外逃，我雖欲復招其返郡，闢除入府，奈何各地戰亂，音訊難尋，爲之奈何？”
常林見到閻行嘆息，笑了笑，也接着說道：
“將軍若有愛才取士之心，何愁河內才俊不紛紛來投，若將軍不以林卑鄙，林願修書爲將軍招攬逃散他鄉的俊傑之士！”
閻行眼睛一亮，嘴邊又露出笑容，問道：
“先生，真有方法爲我招來逃散的河內才俊？”
常林點點頭，認真說的：
“遠的在下不敢說，但往河南避難的楊俊楊季才，前往荊州的司馬子華，趕赴黎陽的司馬伯達，還有郡中不願出仕張楊的荀公高，與林還偶有書信往來，林願說明河內當下的近況還有將軍的愛才之心，爲將軍招攬來賢才！”
“如此大善！”
閻行哈哈一笑，他禮賢下士，邀請常林，又不辭辛勞，趕來野王會見常林，其中想要借用的一點，就是常林在河內的偌大聲名。
另外，就是常林在士林中的人脈。這些逃亡各地的名士還偶有書信來往，彼此聯絡之下，能夠對郡中的其他才俊之士多有了解，由此按圖索驥，將河內的賢才籠絡到自己的麾下，也就事半功倍了。
只是笑過之後，閻行又漸漸收起笑容，認真地對常林說道：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山中險惡，王孫豈可久留。只是先生剛剛也說過了，用非其才、處非其所，必難致治。豔也聽聞名士韋著、向栩的前事，值此兵戈四起、國難之時，徹夜輾轉，恐辜負朝廷安境牧民所託，生怕用人不當，不僅落得了“有愛才之心，卻無識人之明”的笑柄，也會害了剛剛安定下來的河內百姓！”
當此大爭之世，羣雄逐鹿、四方紛擾，閻行推崇的是曹操的那一套富國強兵、唯纔是舉的定霸制度，而不是向劉表那種招攬四方賢才，卻惜乎不能用其所長的徒有愛才名聲。
他相信常林能夠招攬來一批名士才俊，可也擔心其中有兩類人，一類是名不副實、徒有其表的高堂闊論之士，一類是結黨營私、包庇境內大姓豪強的私利之士。
這兩種人，都是閻行用人取士的大忌，閻行雖然願意聽從常林的建議，也在士林中得個“禮賢下士”的愛才名聲，可是卻不想有這兩類人來腐蝕河內這塊自己大軍辛辛苦苦打下的，在自己的計劃中有重大作用的領地。
正因爲如此，閻行也毫不諱言，用韋著、向栩這兩個人的例子，來說明自己的顧慮和底線。
韋著，是扶風人。韋氏爲三輔冠族，韋著也以年少高才、避世不仕而獲取了隱士、高才的偌大名聲，大將軍樑冀、孝桓帝接連徵辟，他都拒不應闢，使得自己更是聲名鵲起、名動海內。
可是到了靈帝之時，宦官勢大，詔書逼迫，韋著卻抵擋不住壓力，反而在其他隱士拒不同流合污的情況下，出仕爲官，爾後又被爆出了妻子驕恣亂政的醜聞，使得他的名聲大損，於是返回家鄉，又被奸人所殺害，隱士們都以他爲恥。
如果韋著還屬於那種守不住底線、又管束不了妻子的假隱士，那同常林一樣身爲河內人的向栩，則可稱之爲名不副實、高堂闊論的庸才了。
向栩自詡狂生，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言談舉止異於常人，也是在靈帝之時，因爲多次拒絕郡府、公府闢除，營造出了偌大的高才賢士的名氣，直到了朝廷天子特徵之後，這才勉強受詔，出仕爲官。
這個向栩在議論朝廷大事的時候，侃然正色，高堂闊論，百官憚之。可是到了黃巾之亂，張角兵起的時候，需要真正知兵事、能實幹的將帥前往河北平定亂事的時候，向栩卻認爲不需要發兵，只需要派遣將吏在大河上向北誦讀《孝經》，那些叛亂的黃巾賊就能夠得到感化，自己滅亡。
這種咄咄怪論，自然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滿，向栩隨後也被張讓誣爲與張角相互勾結，送到了宦官掌控的黃門北寺獄，在獄中處死了。
常林聽了閻行的話，臉色微變，當即起身，正色說道：
“韋著臨危忘志，苟利婦人，爲士人所不齒，向栩狂生竊名，言談誤國，林也恥與同郡，今日爲將軍推薦的，都是貞節賢良之士，將軍若是相疑，那請罷今日歡宴，林自請辭去，返歸上黨山中躬耕，不復談言河內政事！”
章名出自《楚辭·招隱士》“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久留。”漢末也是歷史上儒學發展的一個關鍵節點，經過兩漢皇帝對儒學的推崇，漢末儒學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但士人風氣除了先前談到的磨礪名節、不畏強權之外，也出現了結黨營私、沽名釣譽的衆多怪像，本章特意提到的這兩個當時的名士，其實就是其中這種怪像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