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劉和選擇在大饑荒之後的第一年舉辦農博會，在時間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此時，民心思穩，人人渴望家中有餘糧，所以對於農事生產方面的任何消息都會特別的關注，也更加容易接受。
若是放在年景好的時候，官府要想推行一種作物或者一種新式的耕種方法，不知道要費多大的力氣，而現在卻用不着如此的費時，不用官府鼓動和催促，老百姓們自己就會比較和打聽，然後選擇耐旱、防蟲、高產的作物來耕種。
熙熙攘攘的農博會還在舉辦當中，出席過開幕式的劉和卻一頭扎進自己在薊城的書房，將大部分的心思用在了貨幣改革上。
早在初平三年，因爲劉和的建議，幽州、冀州和兗州等地便開始採用統一的標準制造銅錢，儘管後來劉和與公孫瓚、袁紹等勢力互有攻伐，但這項利人利己的協議依然頑強的保存了下來，眨眼之間居然在北方執行了十年之久。
當時袁紹、公孫瓚等人爲了對付劉和，曾經暗中聯絡曹操和袁術勢力，打算用一批劣質的銅錢擾亂幽州的銅錢市場，結果他們很快發現幽州的銅錢市場沒有混亂，反倒是自己地盤上物價飛漲，劣質銅錢遭到商賈和百姓的強烈抵制，甚至一度動搖了他們的統治根基。
雖然在貨幣市場上容易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但顯然袁紹和公孫瓚等人不是學金融管理出身，他們除了會偷偷摸摸鑄造一批劣質銅錢之外，別的手段卻是有限，所以根本無法動搖早有準備的劉和。當時劉和爲了對付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爲。專門讓田疇派了一批人分散在安平國信都交易市場附近，每天盯着各個方向流動過來的銅錢，一旦發現劣質銅錢，便馬上通知幽州的貨商，這些貨商便拒絕與使用劣幣的其他州郡貨商進行交易。
一方面。幽州的貨商使用優質的銅錢，所以在市場上大受歡迎，可以輕鬆購買到所需的貨品；另一方面，別州製造的劣質銅錢無法購買到幽州生產的優質貨物，商人和百姓怨聲載道，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本州的錢監。這樣過了沒有多久。袁紹和公孫瓚等勢力便收斂了暗鑄劣錢的行爲，只能老老實實地按照約定製造相同重量和成色的銅錢。他們當時如果不按照劉和的步子走，那就會失去自己地盤上的貨幣控制權，而鑄造優質的銅錢雖然賺得少了，但好歹還有一些賺頭。
劉和之所以能憑藉一州之力便能力敵袁紹、公孫瓚、曹操、袁術等勢力的聯合擠兌。卻是因爲他不停地在北方跟胡人打仗，抓了許多強壯的俘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他趕進了礦山之中採掘銅礦，所以可以持續地鑄造銅錢。
當然了，若是當時擠兌劉和的是整個大漢其餘十二州，那以劉和掌握的採銅速度，也是難以抵擋的。貨幣戰爭，說到底還是雙方綜合實力的較量。不可能僅憑一些金融手段就能讓形勢和局面來個驚天大逆轉。就像後世的某國，便是依靠國際霸主地位來維持他的國家貨幣成爲全球貨幣。
這十年之間，因爲北方的百姓使用了統一大小和重量的優質銅錢。所以儘管戰事頻仍，但北方的物價卻沒有太大的波動，甚至在兩次大旱和災荒的年景，糧食和其他一些生活物資的漲幅也沒有超過兩倍以上。
《大漢時報》創辦之後，曾經特別刊發了幾期有關貨幣發行的原理和注意事項方面的文章，中心大意就是貨幣是官府信用的象徵。一個負責任的官府絕對不會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把鑄造貨幣作爲搜刮百姓的工具。普通民衆看了這樣的文章。只是似懂非懂地知道了“官府信用”這個詞彙，但稍微懂得經濟民生的人看了這些文章之後。便能意識到掌握貨幣的製造和發行對於一個政權的重要意義。
袁譚在幷州已經蹦躂不了幾天，在整個大漢北方即將迎來和平穩定的局面之前，劉和一直在醞釀的貨幣改革終於開始啓動了。
在劉和的計劃之中，這場貨幣改革將採用小步快走的方式逐漸地改變，而不是像漢武帝改革幣制和王莽改制時那樣貪婪和激進。
西漢初年直到武帝年間，國家沒有出現大的持久災荒動亂，政府政策穩定，土地賦稅較輕，經濟持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武帝初年出現了“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仲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的富足景象。
漢武帝正是在前所積累的財力物力的基礎上壯大國威，北驅匈奴，朝鮮，南逐吳越。由於戰事頻繁且規模龐大，戰爭耗費、軍功賞賜、安撫降者花費無數。加上水患不斷，黃河決堤達十餘次，改道五次，中央財政入不敷出，於是有輸粟補官、除罪之法，吏治選舉日趨馳廢。
爲了解決財政困難，漢武帝開始改革幣制。他首先向諸侯王下手，製造了一種皮幣，要求王侯宗室朝覲聘享時必須使用皮幣。一張皮幣面值四十萬錢，然而實際上根本不值這個數字。這樣實際上是使用國家強制手段逼迫諸侯王出錢充實國庫，不然就會失爵失國。說白了，這就是漢武帝手握砍刀逼着諸侯國出錢，只不過拿出皮幣來充當遮羞布。
後來，武帝覺得從諸侯國主手中搜刮財富還不夠用，便利用同樣的方法掠奪民間財富。當時他命令錢監造銀錫爲白金，面值三千、五百、三百，又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從古到今，發行大面值的貨幣，便是政府解決財政危的有效手段，但是這種飲鴆止渴的方法卻會打亂市場和貨幣的正常秩序，引起惡劣的通貨膨脹，必然會對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這種作法在古今中外屢見不鮮。漢武帝政府用不足值的“白金”來攫取標稱的實際價值財富，就是一種無恥的經濟掠奪，後來的王莽和蜀國也曾使用過，再往後的各朝各代都是一個鳥樣。明代的紙鈔、民國的法幣……
由於足值的三銖錢與不足值的“白金”同時使用，百姓肯定會盜鑄白金。吏不能制。大司農顏異曾明確指出皮幣的不合理之處：“今王侯朝賀以蒼璧，值數千，而皮幣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而後顏異竟以“腹誹”之罪而喪命，於是朝中就只剩阿諛奉承之徒，無人敢於質疑皇帝的貨幣做法。
後來王莽篡位之後。也曾嘗試着改變國家貨幣，在他的極力主導之下，當時的朝廷先後發行了三種新錢，分別叫做“大泉”、“栔刀”和“金錯刀”。
王莽當時鑄造新錢的主要目的，是想用它來收購民間的黃金。西漢時。黃金在對外貿易中是作爲國際貨幣使用的，有一定數量的外流，加上其它原因，使得黃金格外希罕。王莽禁止列侯以下私藏和使用黃金，百姓手中的黃金都要賣給政府，有時候則乾脆沒收，巧取豪奪。
王莽所發行的方孔圓錢大泉，每枚值五銖錢五十個；小泉每枚值五銖錢一個；鑰匙形的栔刀每枚值五百個；金錯刀因上部陰文“一刀”兩字用了一點點黃金嵌錯。竟當五千枚五銖錢。
公元8年王莽取代劉氏做了皇帝之後，就將刀錢和五銖錢一併廢除，專用大小泉。泉在周朝已作爲“錢”的別寫。而且含有象泉水源源不斷流通的意思。然而人民對王莽的貨幣政策早已怨聲載道，他們拒絕用大小泉，堅持以五銖錢進行交易。在當時無法維持一種穩定的幣制的情況下，不少人又從事私鑄。於是王莽將使用五銖錢的人流放到邊疆去，弄得農民和商人紛紛破產，諸侯卿大夫以至老百姓因私鑄而定罪的多得無法計數。
王莽極端迷信於所謂的“制度改革”。以爲制定了新制度，天下自然會太平。他取國號叫“新”。把各地的地名也都更換得面目全非；貨幣制同樣朝令夕改。專用大小泉僅僅一年，又花樣翻新。搞起了所謂寶貨制：用金、銀、銅、龜、貝五種實物作爲幣材，定出了六種二十八等不同的貨幣。寶貨制亂七八糟象個大雜燴，連王莽自己也未必弄得清楚。龜甲、貝殼交易的時候須量尺寸，其麻煩可想而知。布幣分成十級，從小布一百到大布千錢，每級實際重量只差一銖，不識字的人畢竟是大多數，簡直無法分辨。
王莽強迫命令，不帶布幣的不準通行，公卿身上須有布幣才能進宮。他甚至採用殘酷的懲罰辦法，一家鑄私錢，五家連坐，但實際上還是行不通。強制通行的布幣越來越不值錢，物價越漲越高，米每石賣到萬錢。
到了後來，王莽爲了挽回人心，第四次改革貨幣，鑄行貨泉和貨布，有點接近了五銖錢幣制。但這時候他的政權正在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風雨飄搖，幣制改革已無濟於事。新朝只存在十五年便壽終正寢。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之後，並沒有馬上進行貨幣改革，因爲當時穩定全國的局面顯得更加緊迫。當時他暫時沿用王莽時的貨泉，而且還鑄造了新的貨泉，直到他做皇帝的第十六年，纔開始重新鑄造足重優質的五銖錢。
東漢時代，國家貨幣以銅錢爲主，而那種以白銀爲主要貨幣的事情要到明朝才能形成，至於黃金，從來都是稀有貴重金屬，但卻從來沒有真正成爲國家的貨幣。黃巾之亂過後，大漢國內的經濟流通幾乎處於癱瘓狀態，普通百姓又開始採用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這種落後低下的交易方式極大的阻礙了社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對於蓬勃發展的幽州，對於緊隨其後的遼州和冀州，對於百廢待興的寧州，都是無法接受的。
近幾年，在北方尤其是在幽州，要求改革錢幣發行方式的呼聲越來越高，很多賺了錢的富商和種田致富的農戶們覺得出門揹着幾十斤重的銅錢，或者用馬車拉着滿滿一車銅錢，實在是一件辛苦且危險的事情。如果能夠有一種極輕便又安全的交易方式，再加上劉和父子的信譽作爲擔保，那麼在幽州發行銀票甚至是紙鈔也並非沒有可能。
因爲改革貨幣是一件影響到執政根基的大事，劉和不能也不敢閉門造車，所以在他反覆對着自己的文稿修改了七遍之後，終於秘密地召開了天正道自創立以來的首次全員大會。
天正道的宗旨，是要替上天行堂皇正道，而首次全員大會，商議的便是改革貨幣制度，足見此事在劉和心目中的分量是多麼重。
天正道的成員目前有劉和、田疇、郭嘉、劉惠、徐邈、韓珩、劉放、蔡邕、徐嶽、華佗、張機、趙雲、張郃、太史慈、李嚴、徐晃、徐榮、賈逵、杜幾、李嚴、賈逵、鮮于銀、鮮于輔、孫禮、程秉、袁渙、趙該、李儒、夏侯蘭、趙愛兒等三十人，這次除了田疇、趙雲、太史慈、李嚴、徐晃、賈逵、鮮于輔、孫禮、趙該等人因爲公務在身無法離開崗位，其餘的人全數到齊。
像張郃、徐榮、杜幾和鮮于銀等人都是趕了幾百裡甚至是上千裡的路程遠道而來。
按照天正道內部的組織架構，劉和作爲創始人，他的地位最高，雖然沒有人當面稱呼他爲宗主，而是冠以公子這個大家習慣的稱謂，但組織內的人員在沒有他出場的時候，已經開始以“道宗”來稱呼於他。沒辦法，國人骨子裡根深蒂固的崇拜宗主的思想是難以改變的，就連蔡邕這樣的長輩都覺得稱呼劉和爲“道宗”理所應當，其他人就更是這樣認爲了。
在劉和這個道宗之下，還有三名負責裁決評判的法老，一名負責聯絡的執事，一名負責記錄的書記，一名負責財務的出納。目前擔任法老的分別是蔡邕、張機和徐榮三人，執事由徐邈擔任，書記由程秉擔任，出納由夏侯蘭擔任。其餘的人雖然沒有明確的職事，但他們作爲天正道內最核心的成員，本來就是一種身份和榮譽的象徵，何況他們還在外面擔任着顯赫的職務。
聯絡執事徐邈前來向劉和彙報人員到齊，劉和親自抱起桌上厚厚一摞的文稿，隨徐邈一起來到戒備森嚴的會場。
能在今天這個會場出現的人，不管出身於哪個階層，都曾接受過劉和發明的簡體文字和各種符號以及書寫方式的學習，因此不存在看不懂劉和親筆所書文稿的人，當他們翻開劉和花費了數天時間，親筆一份一份抄寫出來的手稿時，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