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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21日上午，國際紅十字會的人和聯合國觀察員米尼克.保梅爾先生一大早就來到了越南諒山C戰俘營。前幾天中國方面已經單方面釋放了一批越南戰俘，作爲戰後協議的一部分，一個有國際紅十字和聯合國出面調停的、關於中越雙方交換戰俘的協定將從今天開始執行。交戰國雙方將在一個月內分成5批陸續交換包括1636名越南武裝人員和238名中國軍人在內的共計1864名被俘人員，這其中也包括一名中方被俘人員的遺骸。
根據協議，無論處於什麼理由，交戰國雙方不保留任何一名對方武裝人員，並保證給予對方被俘人員戰俘待遇，雙方戰俘交接將在國際紅十字會及聯合國觀察員的監督下於0公里處完成。戰俘交換工作完成後，雙方武裝人員的對方境內活動情況被俘後，將不享受戰俘待遇，依照國際慣例由被侵入過方面依照國際慣例按間諜罪或企圖顛覆國家主權的罪名處理。這就是說，待一個月後的戰俘交換完畢，無論在中國還是越南，一旦發現對方武裝人員，這些人將不再享受戰俘待遇。他們將被各國法律按刑事犯罪處理。
米尼克.保梅爾作爲主持交戰國雙方戰俘交換的聯合國觀察員，今天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他要確定兩國方面戰俘待遇問題。
中國方面戰俘營的情況他已經觀察過了。被俘的越南武裝人員生活條件非常好，戰俘營連圍牆都沒有，每天靠號聲召集戰俘吃飯就寢。擺設一般的幾名衛兵顯然根本沒有辦法完全起到監管的作用。可是所有的越南戰俘都知道，龐大的人口基數和遙遠的距離決定了他們根本不可能逃跑。更何況，戰俘營裡的伙食和衛生條件要遠勝於他們在越南的生活條件，更何況中國方面早就言明，一待戰爭結束，就會將他們全部釋放。相比之下，逃跑的風險太大。米尼克.保梅爾相信，只要是有頭腦的越南戰俘，沒有人會考慮逃跑。是以，他並不擔心中國方面越南戰俘的情況。
兩下一比較，在越南的中國戰俘的條件就差了很多。越南自身的條件就很惡劣，更不要說是對待與之敵對的中國戰俘了，不但衛生條件，就是基本的伙食情況都很難維持。這些問題米尼克.保梅爾都清楚，可是兩國的情況根本不同，同樣要求顯然很困難。目前的情況就是，儘快完成戰俘交換任務，使得這些戰俘早日回到祖國，這是對他們最有效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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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早上，包玉麟都渾渾噩噩的。一直到到了友誼關關口的時候，他都沒能回過神來。包玉麟並不認爲自己欠武紅纓什麼，一直到現在，他對昨晚上發生的事都有點迷迷糊糊的，有時候他甚至覺得是幻覺。可不管怎麼說，他還是很希望能夠見到武紅纓一面。可惜的是，包玉麟並不知道，武紅纓已經被降成了一名普通士兵，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場合，根本就不是她這樣級別的士兵可以介入的。
作爲越南方面提供的交換名單中的第一人，包玉麟經受了許多檢查。這其中包括照片、指紋、體徵等，關鍵的還有體重，這是越南方面對帶戰俘待遇的佐證。米尼克.保梅爾當然知道這本就很牽強，但是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中越雙方交換了“花名冊”，逐個清點以後，“人”“帳”兩清。這次交換活動宣告結束。
首批被交換回來的中國戰俘多是一些體弱多病，被越南方面認爲是包袱的中國軍人。踏上自己國土的一刻，這些被在越南關押了幾個月的中國軍人沸騰了。大家激動着、歡呼着，流着眼淚大聲的宣告着。許多人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就在踏上祖國土地的那一刻，高呼着口號昏了過去，還有的人直接脫guang了自己身上越南人配發的囚服。他們渴望能夠重新穿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裝。更多的人則是在前來採訪的記者的誘導下，痛訴着越南政府和戰俘營的殘暴，述說着回到祖國的喜悅心情。
包玉麟本來也想了許多的話來表達對祖國和人民的熱愛，表達自己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可是過境的一刻，兩名軍人一下上來攙扶住了他。
包玉麟剛想說自己身體很好、不需要別人的幫助的時候，兩名顯然是幹部的中國軍人低聲命令道：“包玉麟，從現在開始，未經許可，你不許說話，不許擡頭，這是命令！你要配合我們，我們會很快把你送上救護車，你聽明白了麼？”
條件反射的，包玉麟想立正回答“是”，可是他發現，兩名幹部的手很重，不知道是怎麼捏的，自己渾身都使不上勁。一個軍人的自覺性讓他只能默默的點了點頭。誰也不知道，登上了救護車以後，包玉麟的手上就被帶上了手銬。面對這一起，包玉麟只能苦笑，他知道這都是爲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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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南寧盧墟鎮的一個原空軍駐地營房被空了出來，包括包玉麟在內所有從越南迴來的中國戰俘都被集中在了這裡。誰也說不清楚越南人會不會喪心病狂，對交換回來的戰俘使用什麼生化武器。另外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必須對所有被俘人員進行政審，以區別戰俘中是否有變節投敵和敵特人員。這可以理解爲保險措施，國家需要了解這些前戰俘這越南時的情況。誰也不敢保證安全。
這麼久以來，包玉麟腦海裡一直都想着這一天的到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他都想到了。在包玉麟看來，最關鍵的是無愧於心。包玉麟自問，被俘不是他所願意的，當時的情況，他沒有選擇。至於被俘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根本的就是所謂的“反戰宣言”。只要證明了反戰宣言是假的，那麼戰俘營中敵人的分化情況就很好理解了。特別是自己在河內戰俘營集體逃跑事件上做出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
包玉麟不知道其他人的情況怎麼樣，他一直被隔離關押着。政治部門很快就查明瞭所謂的“反戰宣言”不過是越南人爲了國際輿論玩的一個小把戲，然後綜合考慮，認爲包玉麟在戰俘營中並沒有什麼不當的地方，特別是在河內戰俘營全體戰俘逃亡的事情上，雖然包玉麟有思想簡單的問題，但是從整體效果上看，他當時能這樣做，似乎真的有點捨己爲人的味道。當然，定性爲革命英雄主義也不無不妥。
幾個月下來，採集了大量的證人證詞，關鍵的還是張喜航和盧凱等人在河內戰俘營發現化糞池地道的情節。綜合考慮，軍方調查人員發現，最起碼，包玉麟至進入河內戰俘營後並無不當之處。現在關鍵的問題在於，爲什麼野戰醫院會被攻擊，除了包玉麟被俘以外，就只剩下林曉靜神志不清的躲在手術牀下？敵人付出那麼大的代價就只爲了抓一個人？包玉麟從河內戰俘營逃出來，前後近十天時間，他的行蹤無法證明，就算如他所說，爲了躲避敵人的抓捕，他一直躲着大路往北方走。可是那麼多人都跑回來了，他走了那麼多天，怎麼就給敵人抓住了？
包玉麟並不知道，這個時候有兩件事對他很不利，第一：當部隊方面的人詢問因爲傷病的原因轉業到了地方檢查院工作的林曉靜的時候，林曉靜一口否定了當時聽到越南人偷襲醫院後尋找包玉麟的情節。其實林曉靜對包玉麟並沒有什麼成見，當時越南人的話她也是聽見了的。但她本就是一個從小生長在溫室裡的小女孩（當時部隊女兵多是幹部子弟），由於受到了巨大的驚嚇，一度神志不清，選擇性的忘記了這對於她來說最血腥的情節，林曉靜不知道，這個情節對於包玉麟來說是多麼的關鍵。其次就是：因爲與武紅纓的關係，包玉麟並沒有說出他逃出河內戰俘營後一身越南軍裝的來歷。這就給訊問他的人一種不誠實的感覺，後來包玉麟穿着一身越南軍服進入戰俘營的事是有目共睹的。
包玉麟很就都想不明白，爲什麼政治部的人一直訊問他關於從和內戰俘營逃出來後的事情，直到有一天，負責訊問的人問了他關於軍裝的事的時候，他才明白，原來問題在這裡。
於是包玉麟這才說出了當時的情況，當然，他說的是他當時是躲這了阮元甲的房間裡。可這樣以來又引申出來一個問題。當時包玉麟進入戰俘營的時候，大家都看見，他所穿的軍裝上並沒有軍銜！一般的常識，沒有人會大搖大擺的穿着一套沒有軍銜的軍官制服的。這個時候，包玉麟說不清楚了。他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武紅纓幫他把軍銜扯下來的事。只好編造說，是因爲他擔心所掛軍銜與身份不相符，所以自己把他給扯了下來。
可惜的是，這些問題都無關緊要了。政治部對包玉麟的政審結果已經出來了，他們認爲，包玉麟的被俘是偶然的，在越南期間發表的“反戰宣言”也是越南政府爲了政治需要剪接合成的，甚至在河內戰俘營期間也爲了戰友的逃亡直接或間接的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是，他本人這逃出河內戰俘營後的情況卻多有疑點。這些疑點是當時情況下是沒法確認的，因此，部隊方面做出瞭如下的裁判：鑑於包玉麟同志在越南被俘期間身心受到了極大傷害，已經不適合繼續在部隊服役。現決定該同志光榮退出現役，返回原籍，由地方政府負責安排工作。
就這樣，一紙退伍證明，1979年11月，包玉麟短短一年的部隊生活結束了，什麼立功受獎的事都與他無緣了。他的檔案被退回了小鎮，等待他的是地方政府對他工作的安排。
與其他人不一樣，包玉麟是直接從被俘人員政審處直接返回家鄉的。而他的家鄉，包玉臣的父親包國慶已經當上了鎮黨支部書記。
說起來包國慶的運氣真不錯，他本來不過是公社革委會主任，中央清理“三種人”給了他一個機會，一下子從一個公社革委會主任變成了鎮黨支部書記。他的好日子算是來了。
包玉麟對組織上的這個安排並沒有什麼意見，在他看來，不管是什麼原因，成爲戰俘本就是一件很丟臉的事，再加上他原來熟悉的戰友基本上都犧牲在了越南，能夠活着回家，他已經比其他戰友幸福許多了。他不知道，他的檔案裡已經記上了他越南被俘經歷，特別是還有一段部隊政治部的調查結論：該同志在越南被俘期間情況疑點甚多，但是目前的情況下無法取證，建議用人單位對該同志的使用上應該謹慎，避免給國家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口袋裡裝着部隊發的路費和退伍費，包玉麟上了通往家鄉的火車，他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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