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奧卡和希帕提亞於輕鬆愉快的午餐氣氛中通過聊天逐漸熟悉瞭解彼此的時候，先行一步回到總督府的利比烏斯已經按照奧卡臨走前的交代，以總督府的名義向所有亞歷山大城的貴族下發了明文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貴族必須重歸羅馬原先尊奉的多神教，但凡敢於違抗者，懲處將異常嚴厲，直接剝奪貴族身份和一切公職。
除此之外，總督府還宣佈將以正式的官方照會約見亞歷山大城內多神教各大神廟的祭祀，舉行一次級別很高的，，目標在於重新確立埃及行省內宗教秩序和規則的大會，屆時，奧卡將親自出席，全權代表帝國高層，與衆位宗教人士共同協商制定一套應對眼前社會中日益激化的信仰矛盾危機的解決方案，並將其立法。
當數十名政令宣讀員來到亞歷山大城內的各大廣場以及羣衆聚集區內，鄭重宣讀了這兩則政令後，頓時引發民衆的強烈反響，城市各處都是議論紛紛，特別是對於那些政令涉及到的當事人來說，他們自然看出了政令中表面之下的意思，而正是這些隱含的內容讓他們震驚不已，他們詫異於這位新來的總督如此雷厲風行而不留餘地的試圖直接快刀斬亂麻地出手解決敏感的信仰危機問題，因爲沒有人比他們更瞭解，如今亞歷山大城的神經是多麼脆弱，若是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那些信仰迷失的民衆和狂熱躁動的基督徒，後果難以想象。
不過，意識到這種可怕局面的人並沒有絲毫前去總督府向那位初來乍到的總督良言勸告應該慎重行事的打算，事實上，恰恰相反，他們更願意抱着一種看戲的心態來關注事態接下來的變化，因爲對這些人來說，無論是表現出強硬姿態、‘恣意妄爲’的新總督府，還是善於蠱惑、信仰狂熱的基督徒，都不是他們的朋友，他們的朋友就只有利益而已，或者換一種更容易理解的說法，他們只在乎敵人，任何試圖侵害這些地頭蛇在行省切身利益的人，都是他們將不惜代價也要除之而後快的敵人！
而現在看來，似乎這個敵人的身份還沒有明朗化，所以，這些擁有着埃及最大權勢的人們都如同冬眠的毒蛇，靜靜地蜷伏在蛇窩中磨礪着毒牙、積蓄着毒液，擇人而噬。
不過毒蛇固然致命，但卻只是潛伏着，真正被奧卡決定的這一紙政令撩撥起來的，毋庸置疑，是勢力正迅猛崛起的基督徒。64年前由雄才偉略的君士坦丁大帝聯合當時的另兩位奧古斯都李錫尼烏斯、伽勒裡烏斯（當時是羅馬歷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個時期，因爲當時的羅馬居然是由六位奧古斯都共同統治，彼此竟還相安無事）共同頒佈的《米蘭敕令》，徹底改變了幾個世紀以來，在帝國底層異常活躍的基督教始終處於‘邪教’的社會地位，結束了一直以來對基督教的迫害和壓制政策，代之以實施宗教寬容。
正是得益於這份詔令，基督教徹底擺脫了非法的惡名，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傳教，政治處境的改變讓原本就在帝國底層民衆中擁有越來越大影響力的基督教呈現爆炸式擴張，短短數十年間，帝國境內基督徒人數就從區區數十萬猛增至四百萬之多！（羅馬帝國的人口大約在1億左右）而實際上，真實的基督徒人數必然較之明面上的統計數字更多。
基督教的興盛有其深刻的內部原因，但更直接的無疑是羅馬的社會背景。大量的無產階層包括奴隸、僱農、城市無產者，這些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羅馬社會中佔據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比例，而正是這一龐大的人口階層對政府心懷極度不滿，使得勞動力不僅沒有轉化爲社會生產力，反而常常成爲引發社會動盪的根源。
儘管社會中生活難以爲繼者和遭受殘酷剝削壓迫者越來越多的情形幾乎瞎子都看得見，但腐朽貴族掌權的羅馬政府，卻不可能去爲了給貧困的人民謀求幸福而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賴以獲得利益的階級規則，所以，這股從內部、從最底層掀起的逆流在持之不懈的反抗中變得越來越難以壓制，可是就在當權者爲這種可怕而不受控制的反抗力量愈發強大而頭疼的時候，原先誕生在猶太地區、代表着貧苦大衆的基督教突然進入了視野。
這個原先總是四處爲貧苦人民宣揚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因而不受待見的宗教，居然改變了它的處世方法，儘管表面上，似乎基督教依舊在煽動着人民的意識覺醒，但實際中，很多官員卻敏銳地發覺到一絲不同，那就是和最初的不屈反抗截然不同，基督教似乎開始有意識地向官方展示它在羣衆中的影響力，同時又不斷給出基督教願意親近羅馬的暗示。
這一意外的發現讓統治者喜出望外，而接下來，換了一個角度之後再去看基督教，羅馬的皇帝發現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君士坦丁在位期間，他清醒地意識到了，以強硬的做法來壓制這股民間反抗不公命運的力量已然是治標不治本，他開始認真思考能否換一種思路去平和地調解社會矛盾，於是，他看到了基督教。君士坦丁發現基督教對於信奉多神教的羅馬來說確實是一種造反和破壞的力量，但在基督教內部卻有一股統一而有組織的力量，基督的教義在整個帝國的教團和信徒中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自由團體契約，而這種純粹由信念構成契約對於那些寄託了全部希望的民衆來說，具有令人置信的牢不可破的效力。這種基督教內部的統治力讓君士坦丁感到吃驚，但同時也隱隱似乎找到了一絲靈感。
於是，君士坦丁開始嘗試，他開始試圖拉攏基督教的上層，當然起初的時候這種做法是很隱晦的，因爲無論是出於維護羅馬一貫的自由傳統還是防止被基督教認爲這是主動的妥協和退讓，君士坦丁都不可能完全表現出對基督教的另眼相看。
但很快，君士坦丁就發現到自己的慎重似乎有些多餘，因爲歷經幾個世紀的漫長時間，基督教雖然仍根基未變，但卻已經較之最初誕生時有了明顯的不同，特別是那些上層領導者和高級教士。這些人通過接觸已經被證明早已不再是和他們所尊奉的先輩一樣，通過樸素的精神教諭、信仰感化和不屈意志來領導教會了，他們已經從一次次血腥的殺戮中學會了使用‘更文明’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主張。
簡而言之，基督教已經不再是一個野蠻而狂熱的原始宗教，與之進行政治層面的交談已然可行。於是，在經過充分的考量之後，君士坦丁頒佈了《米蘭敕令》，宣佈對基督教實行寬容政策，承認基督徒和其他異教徒一樣具有同等的信仰自由權，並且歸還了以往被沒收的教堂和教會財產，免除了基督教僧侶個人對國家的徭役義務，規定主教有權審判宗教案件。
這一紙詔令中賜予的寬容和特權，讓人人喊打的基督教一夜之間徹底翻身，一躍成爲多神教正日益衰落的羅馬社會中，影響力最大和擁有忠貞教徒最多的宗教，一躍成爲羅馬境內所有宗教的魁首！
如果《米蘭敕令》還只是讓那些愚昧無知的底層出身的基督教徒們誤以爲這是虔誠的信仰和上帝的眷顧終於讓他們洗去罪孽，迎來光明因此而感恩戴德的話，那麼，在《米蘭敕令》頒佈12年後，由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亞主持召開的“全世界大會”的宗教會議，則徹底讓基督教的高層欣喜若狂，因爲他們看到了帝國對他們態度的實質性的改變，之前的十年間，羅馬官方依舊在本着謹慎的態度觀察基督教是否能否承擔起協助政府管理民衆的責任，而到了這一刻，他們才真正獲得了認可，尼西亞會議最後通過的“信經”將意味着基督教正式成爲羅馬官方保護和扶持的宗教，在整個帝國境內成爲所有宗教的引領者。
君士坦丁大帝的這種做法經過實際的驗證，已經充分體現了它的巧妙和效用，因爲隨着獲得政治特權的基督教高層與官方合流，彼此的關係由對抗轉爲合作，基督教表現出了良好的服務態度，甚至不遺餘力地幫助政府，用改變了的教義重新洗腦教衆，讓他們由憤怒趨於順從、忍耐現實，寄希望於死後的天堂。
基督教的突出表現讓統治階層滿是驚喜，因爲相比於原始的希臘羅馬多神教對民衆的鬆散控制，基督教竟可以完全達到奴役民衆思想的地步。於是，理所當然的，基督教得到了更大的扶持和官方授予的更多的特權，帝國疆域被劃分爲教區，教區的主教逐漸擁有了和地方官員一樣的權力和地位。面對官方的恩遇，基督教也是十分‘乖巧’地投桃報李，更加賣力地給民衆洗腦，讓民衆服從於帝國的統治。
這種局面似乎是皆大歡喜，然而，如果是一個知道後世西方經歷的那恐怖中世紀黑暗歲月的人回到此時，恐怕立刻就會聲嘶力竭地向羅馬高呼：“這是陷阱！一個可怕的卻披着美麗外表的陷阱！”
這是陷阱嗎？當然是！基督教也許的確看上去是在幫助政府控制民衆，然而事實上，基督教在催眠民衆的同時，也在麻痹着帝國。藉助帝國的庇護和認同，基督教正以一種難以想象的速度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爲後來羅馬帝國滅亡後教會掌控世俗的局面奠定着初步的基礎，另外，基督教正變得越來越“排他性”，他們視其他一切宗教皆爲異端，甚至設立了宗教裁判所，開始肆意對褻瀆上帝以及不知悔改的異教徒進行審判和殺害！
毋庸置疑，基督教正以一種可怕的速度擴張着自己的領土，而一旦基督的光覆蓋整個羅馬，就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止它成爲人民的思想主宰，超脫世俗的主宰！
您的留言哪怕只是一個(*^__^*),都會成爲作者創作的動力，請努力爲作者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