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零五三年中期的形勢來看，牧浩洋與戚凱威都有點好高騖遠。
雖然進入五月份，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都已參戰，而且都成了中國的盟國，只剩下土庫曼斯坦還保持中立，主要是美俄聯軍在五月初屯兵土伊邊境，使得土庫曼斯坦當局不敢輕易變卦。
當然，這也與中國軍隊有關。
原因很簡單，當時進駐中亞的中國軍隊，中國也就只有五個集團軍，只有一個集團軍在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其餘四個集團軍都在哈薩克斯坦，因此在土庫曼斯坦方向上，中國的軍事實力非常有限，根本無法爲土庫曼斯坦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也就沒能說服土庫曼斯坦。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軍隊在大陸戰場上的戰略擴張已成強弩之末。
當時，連戚凱威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即在軍隊規模仍然較爲有限的情況下，擴張的風險急劇增加，必須放慢腳步。
事實上，到二零五三年五月，中國陸軍的總兵力已經超過了三百萬。
問題是，中國陸軍的戰線也比五個月前擴大了兩倍以上。更重要的是，徵召了三百萬軍人不等於獲得了三百萬能夠作戰的戰士。原因很簡單，武器裝備的產量跟不上，很多部隊都沒獲得必要的主戰裝備。
當時，中國陸軍中，總共只有十八個集團軍獲得了主戰裝備。
在這十八個集團軍中，只有十二個集團軍裝備了地面戰平臺，另外六個集團軍的主戰裝備都不夠先進。
更重要的是，這十八個集團軍都已派上戰場。
在大陸戰場上，已經投入了十二個集團軍、中東戰場上有四個集團軍、伊朗戰場上還有兩個集團軍。
也就是說，中國陸軍實際上沒有多餘的作戰部隊可用。
雖然地面戰平臺的生產速度已經加快，但是要到二零五三年七月份，才能達到國務院制訂的戰時生產標準。如此一來，要到年底的時候，才能武裝六個集團軍，即每個月武裝一個集團軍。
顯然，在年底之前，陸軍得停止前進的步伐。
事實上，這也證明牧浩洋的戰略設想不夠現實，即到年底的時候，就算陸軍不再發動戰略進攻，也只有六個集團軍可供調動，而攻打澳大利亞至少需要五十萬作戰部隊，也就是大約十個集團軍。也就是說，要到二零五四年四月份，才能湊齊十個集團軍。問題是，到了四月份，已經是‘春’天了，戚凱威不可能放棄在二零五四年擊敗俄羅斯的想法，也就不會同意在澳大利亞用兵。
當時，牧浩洋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雖然戚凱威在五月份的時候，向黃瀚林提‘交’了一份報告，聲稱只要獲得了足夠的支持與保障，陸軍能在二零五四年攻佔莫斯科，牧浩洋也沒有提出異議，但是牧浩洋並不相信，陸軍能在二零五四年徹底打垮俄羅斯，因爲俄軍很有可能放棄莫斯科，退守聖彼得堡，從而使陸軍繼續在大陸戰場上增兵。
按照牧浩洋的估計，陸軍大概要到二零五五年夏天，才能徹底擊敗俄羅斯。
到時候，用在大陸戰場上的地面兵力肯定會超過兩百萬，而陸軍在二零五五年夏天之前的作戰兵力也就只有兩百萬左右，也就是大約四十個集團軍。也就是說，如果其他戰場上的戰鬥沒有結束，陸軍將出現兵力緊缺。由此產生的結果就是，陸軍根本不可能在西南太平洋還是提供幫助。
對牧浩洋來說，也就只能把希望寄託在陸戰隊身上了。
問題是，到二零五三年五月，只有四個陸戰師獲得了地面戰平臺，兵力在八萬左右，相當於兩個陸軍集團軍。更重要的是，新生產的地面戰平臺主要提供給陸軍，陸戰隊獲得的只有陸軍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即便到了二零五四年底，陸戰隊的作戰部隊規模也不會超過五十萬。
即便能在二零五四年湊齊五十萬陸戰隊，也不見得能夠打下澳大利亞。
要知道，牧浩洋做出的評估是以二零五三年底的情況爲準，而到了二零五四年底，美軍在澳大利亞的部署肯定會大幅度增強，而且誰也不能保證，在二零五四年的海戰中，中國海軍依然能夠保持優勢。
別的不說，二零五四年，美軍將有六艘航母服役，而中國海軍的第三批“泰山”級要到二零五五年才能服役。也就是說，如果沒有爆發戰果懸殊的海戰，到二零五四年底，美國海軍將重新奪回兵力優勢。
面對這一境況，牧浩洋感到非常無奈。
可以說，他不得不放棄進軍澳大利亞，或者說是從東南亞進軍澳大利亞的想法，只能再次把重點放在海戰上，即從西南太平洋向南推進，首先奪取所羅‘門’羣島，進入珊瑚海，再進軍澳大利亞。
這條戰略進攻線路，有一個極爲明顯的好處：需要的地面部隊更少。
當然，問題不僅僅是地面部隊不夠。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運輸能力欠缺。
事實上，地面兵力與戰略投送能力是‘交’戰雙方都得面對的難題，而且是在戰略層面上制約雙方的主要因素。
相對而言，這兩個問題對處於戰略進攻的一方的影響更大。
比如，在戰爭爆發後，美軍就受地面部隊不足、以及戰略運輸能力不足影響，在多個戰場上錯失了擴大戰略進攻的機會，最終喪失了戰略主動權，只能轉爲進行戰略防禦，以減輕戰線上的壓力。
現在，這兩個問題落到了中國軍隊身上。
回頭來看中國在中亞的行動，特別是在哈薩克斯坦的行動，就能發現，中國軍隊的所有行動都與運輸能力有關。說得明白一些，哈薩克斯坦的最大價值，就是其鐵路運輸系統爲中國軍隊提供的幫助。
問題是，中國陸軍正處於轉型階段。
從戰術上講，中國陸軍的進攻行動不再圍繞着地面‘交’通線進行，而是把空運當成了主要的運輸手段。
也就是說，戰略空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這也正是中國陸軍轉型的重點。從價值上講，這徹底顛覆了地面戰爭的面貌，也徹底改變了陸軍的戰術體系。
牧浩洋與戚凱威都知道這次變革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所以都在努力推進變革，而沒有因爲戰場形勢需要放棄努力。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陸軍能以多快的速度在戰場上推進，主要就由空運力量決定。
問題是，在戰爭爆發初期，中國的戰略空運力量還處於起步階段，也就是還不具備支援陸軍發動戰略進攻的能力。
即便到二零五三年底，大型電動運輸機的總裝備量也只有一千架左右。
如果以支持十個集團軍在前線作戰，而且空運承擔百分之四十的運輸量，至少需要兩千架運載能力爲二百四十噸的大型電動運輸機，或者是一千六百架運載能力爲三百六十噸的大型電動運輸機。
這下，問題出來了。
新式大型電動運輸機要到二零五三年底才能投產，幾家主要的飛機制造廠都在轉產，即準備生產新式大型電動運輸機，並沒有積極提高DY-1型電動運輸機的產量，或者說沒有全力提高產量。
如此一來，最快要到二零五四年底，DY-1型與DY-2型的總量纔有望突破兩千架。
也就是說，要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國的戰略空運力量，才能支持陸軍在某個戰略方向上投入十個集團軍。
當然，這是十分保守的估計，或者說是以第一階段戰爭動員爲準做出的評估。
到二零五三年底，中國完成了三個階段的戰爭動員，國家全面進入戰爭狀態，各類武器裝備與戰爭物資的生產效率達到了設計值的百分之百，相對於在第一階段戰爭動員的基礎之上提高了一倍。結果是，到二零五四年，中國空軍獲得了三千架DY-1與兩千架DY-2，戰略空運能力比預計的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事實上，陸軍的動員速度也大大超過了預期。
到二零五四年底，陸軍的作戰部隊將超過三百五十萬，比之前估計的兩百萬多出了百分之七十五。
至於陸戰隊，到二零五四年底，作戰部隊也超過了四十個師，大約八十萬官兵。
也就是說，到二零五四年底，中國軍隊有足夠的能力在兩條主戰戰線上發動進攻，而不會存在兵力與運力不足的問題。
到時候，真正拖後‘腿’的不是地面部隊，而是艦隊。
要知道，地面戰平臺與大型電動運輸機的生產效率能夠迅速提高，可是戰艦、特別是大型戰艦的建造速度卻很難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說，海軍不可能像空軍與陸軍那樣，在戰時出現爆發式增長。說得準確一點，海軍的爆發式增長有一個延遲期，一般在兩到三年左右，即在戰爭爆發後兩到三年，海軍的增長速度纔會大幅度提高。在此之間，海軍實力很難得到實質‘性’增長。
事實上，這也是爲什麼要在和平時期維持一支大規模艦隊的必要‘性’。
美國人很重視這個問題，而且做了充足準備。
可惜的是，中國海軍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或者說中國海軍因爲沒有打世界大戰的經驗而沒有意識到會遇到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