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上的問題並不突出，黃峙博與黎平寇都支持牧浩洋提出的作戰計劃，即在完成空中打擊之後，首先在越南中部地區開闢登陸場，切斷越南的南北交通大動脈，然後再由陸軍發動地面進攻。
至於先南、還是先北，暫時沒有做出決定。
也沒有必要做出決定，楊禹方制訂的空中打擊方案至少要持續一個半月，說不定還要延長到三個月。登陸作戰還需要大概一個月，因此最快要到兩個半月之後、最遲則要到四個月之後纔會發動大規模地面戰爭。
彙報完情況後，牧浩洋就動身返回榆林港。
真正的難題在政治上，即如何使戰爭紅利最大化。
黎平寇來找黃峙博，就是希望得到總參謀長的支持，讓他提出的“排他性經濟政策”在高層會議上獲得通過。準確的說，是由黃峙博以總參謀長的身份，從軍事角度出發，說明該政策的重要性。
顯然，黎平寇非常清楚這項政策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如果由他提出來，肯定會遭到易援朝的堅決反對。讓黃峙博出面，而且是以軍事需求爲背景，易援朝至少不會直接反對。有了這個機會，黎平寇就能說明該政策的重要性。
黃峙博不是傻蛋，知道黎平寇拿他當槍使。
關鍵不是向易援朝叫板，而是能夠從中獲得什麼好處。
雖然從軍事上看，“排他性經濟政策”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能夠讓泰國選擇立場，降低戰爭負擔，但是沒有這項政策，黃峙博也有信心打贏這場戰爭，而不是說一定需要經濟政策才能取勝。
借這個機會，黃峙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取消二炮，把陸戰隊升級爲獨立兵種。
僅僅如此的話，根本不需要黎平寇參與。
黃峙博的意思是，陸戰隊不但要升級爲獨立兵種，而且除了名稱上的區別之外，在其他方面要獲得與三大軍種同等的權力與地位，即陸戰隊司令也有資格出任總參謀長，而不是由三大軍種司令輪流坐莊。
顯然，黃峙博在爲牧浩洋爭取機會。
這樣一來，二零五二年，也就是牧浩洋六十多歲的時候，就有機會出任總參謀長，不用擔心遭到排擠。如果能夠在二零四二年之前與空軍達成協議，牧浩洋甚至有機會提前十年出任總參謀長。
黃峙博爲什麼要這麼做？
在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黃峙博明確提到，只要黎平寇推行的“排他性經濟政策”正式實施，國際秩序將重新洗牌，以大國爲首的區域性經濟體將全面取代現有的國際貿易，成爲下一場世界大戰的禍根。在面對世界大戰威脅的時候，中國需要一位傑出的軍事統帥，而黃峙博看中的就是牧浩洋。
顯然，經歷了十多年的錘鍊，黃峙博不僅僅是隻懂軍事的總參謀長了。
黎平寇也不是傻蛋，非常清楚黃峙博爲什麼要提到“世界大戰”。
當前的國際形勢，中國與美國纏而不鬥，而且主要通過代言人戰爭進行對抗，關鍵不是沒有打世界大戰的能力，而是中國與美國在經濟上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雙方都很難擺脫對對方的依賴。
美國需要中國的廉價商品，而中國也需要美國的市場與高端技術。
可以說，這也正是中美冷戰不同與美蘇冷戰的主要地方。
沒有了經濟層面上的往來，中美關係將難以修復，世界大戰也就無法避免。隨着技術進步，核武器的威脅逐漸降低，只要任何一方認爲有能力應對對方的全面戰略打擊，世界大戰就會爆發。
誰能準確預測會在什麼時候取得技術上的決定性突破？
事實上，黃峙博與黎平寇都很清楚，一個全新的科技時代即將到來，因此世界大戰將不再是遙遠的事情。
黎平寇在這個時候提出“排他性經濟政策”，顯然有推波助瀾的嫌疑。
從政治角度講，黎平寇的所作所爲，是在爲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服務，即中國需要一個以自己爲核心，具有絕對領導地位的經濟區，而且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經濟區，確保中國能夠平穩渡過人口老齡化時期。
作爲總理，這也是黎平寇首要考慮的問題。
根據官方做的統計，調整後的計劃生育制度要到二零五零年才能發揮顯著效果，中國的人口數量將在二零三五年左右達到巔峰，也就是大概十七億左右，隨後會經歷一段爲期十五年左右的急劇下降期。到二零五零年左右，人口總量將穩定在十三億左右。在隨後的二十年之內將以較爲緩慢的速度降低。預計到二零七零年，將減少到十億以內。如果在二零五零年取消計劃生育，則有望在二零七零年恢復正增長，保持一個較爲合理的自然增長速度，人口老齡化時期就此結束。
當然，這是以二零三零年的生產力爲準。
如果在未來二十年之內，中國的生產效率穩步提高，那麼在二零五零年左右，人口老齡化時期就將結束。
這裡需要澄清一個概念，即什麼是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的標準不是喪失勞動力的老年人所佔比例，而是社會總產出值與總消耗值的比例。當一個國家的社會總產出值低於總消耗值的時候，就無法完成基本積累，也就進入了老齡化時期。
如此一來，社會生產效率成爲關鍵因素。
社會生產效率越高，意味着在同等勞動力的情況下，總產出值越高，也就能夠提供更多的總消耗值，能夠贍養更多喪失勞動力的老年人。比如，日本在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百分之十七的時候，才進入老齡化時期，而中國在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百分之十一的時候就已進入老齡化時期。作爲生產力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這個比例要達到百分之二十一才進入老齡化時期。
對中國政府來說，首要任務就是提高社會生產效率。
雖然提高生產效率的第一因素是科技，但是在國家競爭中，科技只是次要因素，控制資源與市場，纔是主要因素。比如在第二次朝鮮戰爭之前，中國的鋼鐵企業的生產效率已經達到了國際水準，但是沒有資源的定價權，利潤率非常低，大部分利潤被壟斷了鐵礦石的西方企業篡取。第二次朝鮮戰爭之後，利用朝鮮的幾座超級礦山，中國企業奪回了鐵礦石的定價權，利潤率大大提高，意味着能夠在同等投入的情況，獲得更多的彙報，等同於提高了總投資彙報率。
在貿易中，這等同於提高了社會的生產效率。
顯然，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貿易中，中國很難獲得好處。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早在二零二四年，中國就超越日本，成爲僅次於德國的全球第二大汽車出口國，但是到二零二九年，中國汽車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仍然遠遠低於日本，甚至低於韓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出臺了很多針對中國企業的“排他性政策”，限制了中國車企在美國的擴張。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無一例外的說明了同樣的問題，即中國要想在國際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好處，就得建立新的貿易規則，並且成爲規則制訂者，不然就只能聽任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擺佈。
黎平寇提出的“排他性經濟政策”，以及建立地區性經濟共同體，正是針對這個問題。
從地緣政治出發，東南亞無疑是中國的首選目標。
東南亞的十一個國家，總共有六億人口，國土面積超過四百萬平方公里，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說，既是資源產地，也是消費市場。如果與中國構建經濟共同體，必然能夠爲中國企業提供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事實上，東南亞國家、以及六億東南亞人也能從中獲得非常明顯的好處，比如中國提供的安全保障，以及藉此機會進軍中國市場，獲得更加光明的前景。
更重要的是，絕非只有中國在搞地區性貿易。
歐盟早就盯上了北非與近東，俄羅斯則致力於前蘇聯地區，美國在加緊建立覆蓋整個拉美地區的自由貿易區，連日本都在跟印度進行廣泛合作，而中東地區的伊朗、非洲的南非與澳大利亞都在尋求建立類似的自由貿易區。
全球經濟向區域化方向發展，已經不可避免。
在這條新的跑道上，中國只有把握住機會，纔有可能獲得發展機會。
可以說，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在這個時期，不是政治家改變歷史，而是歷史塑造政治家。
只是，作爲優秀的政治家，必須有足夠長遠的目光。
黎平寇是自傅秀波之後，中國最優秀的政治家，自然明白區域性經濟的最終結局，也就無法迴避黃峙博提出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答應黃峙博的要求，黎平寇才能得到軍方的全力支持。
要知道，黃峙博將在國家領導人換屆之後纔會退役，因此在下一任國家元首的問題上有足夠大的發言權。
如此一來，黎平寇等於與黃峙博結成了政治同盟。
也許，這不算壞事。
與越南的戰爭根本算不了什麼，再過幾年，新的挑戰就會出現，而中國需要一位具有超凡膽識與謀略的領袖。
誰能在二零三二年出任國家元首，將決定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