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之八旗子弟長於騎射,在陸地上強弓烈馬、攻城掠地是其所長,而於水戰,尤其是海上作戰,則絕非其所能。特別是東南沿海鄭家擁有的雄厚實力,以及數次海戰的失利,使清廷不寒而慄,不惜代價地採取了切斷義師同陸地居民聯繫的暴政——沿海遷界。
而對於大規模沿海遷界所造成的影響,清廷也有所估計和預料,進而採取了更爲短視而自大的政策,首先將目標指向了鄭家的降兵降將。
“次第催撥各投誠官兵,分配外省開墾。官兵及別鎮兵,各給行糧,分駐於浙江、江南、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諸省,屯墾荒田,給其牛種,免其六年租稅。將領或督墾,或撥在督、撫、提督衙門效勞,文官赴部候選。”
將投降的鄭氏官兵遣往外省墾荒屯田,是擔心他們再次叛逃,將他們安插於各省,則可分散其力量,以消除隱患。清廷既然欲以堅壁清野的封鎖之策解決鄭氏集團問題,本應善待已經歸降的鄭氏官兵,使降者安心,未降者動心,纔有利於招撫。但清朝統治者出於對大海的恐懼,出於對漢人防範的心理,卻反其道而行之,其結果必將導致已降者離心,未降者寒心。
清廷的這個決策,對於多爲閩籍、留戀故土的廣大海上投誠官兵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於是,有的鋌而走險,策劃叛歸鄭氏;有的潛逃四處藏匿;有的則千方百計地隱瞞眷屬人口,希望能使部分家屬逃脫移駐,有的投誠官兵爲了爭取留在福建,採用偷樑換柱的方法,以百姓頂補。
對一般鄭軍官兵而言,降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難忍思鄉之苦,誰也不希望在降清後連同家眷離鄉背井,被押送異地墾荒。因此。清廷的錯誤舉措將成爲鄭氏集團用以穩定軍心的反面教材,這使得清廷的招撫策略表面看起來很優厚,但卻很難再奏效了。
而施琅手下的水師提標遊擊鍾瑞原爲降清的鄭軍,清廷沿海遷界已招致其不滿。又見要將投誠之官兵移駐於外省墾荒,遂與中軍守備陳昇密議,借出港巡哨之機,帶着少數心腹逃出至廣東向明軍投誠。說起其中內幕,這也是情報局的大功一件,成功策反敵將投誠的第一例。
好馬不吃回頭草,鍾瑞和陳昇由鄭家投降清朝,如果有選擇,自然不想再回去。也就是說,隨着西南明軍的日益強大。對清朝將領來降的吸引力也在超過原來東南的最大勢力——鄭家。畢竟西南是正朔,是正統,而鄭氏集團的家族式經營往往不能給外姓的將領更大的施展空間。
策反鍾瑞和陳昇只是情報局計劃中的第一步,朱永興之前便已經做過提醒,只要從施琅手下挖出降兵降將便是勝利。不必要求他們做出什麼刺殺施琅、獻城而降的大事。
不熟悉海上情形的清廷統治者一向視海波爲畏途,不敢輕言海戰,且對鄭氏降將組成的水師一直心存顧慮。尤其是重滿輕漢的顧命四大臣主政時期,對武力剿滅鄭氏集團的信心發生了嚴重的動搖。對主要由鄭家降兵降將組成的水師更是猜疑日重,歷史上便有解散水師,並將收復金、廈有功的施琅留於京師閒居十餘年之久。
所以,只要鍾瑞和陳昇成功反正歸來。在隨後的造勢當中,假書信和謠言等手段將使清廷產生施琅乃鄭氏舊屬、心懷故舊之情、難逃縱賊之嫌的印象。甚至進一步可以有施琅正潛心隱忍,企圖大計的想象。
依着清廷統治者對漢人的猜忌和防範,朱永興認爲施琅是難逃此劫,如果他爲證清白至京師奏明,想再回來統領水師也不大可能。更何況。目前鄭氏與明軍水師正聯合行動,施琅想用海上勝仗以證忠誠的機會也相當渺茫。
能在海戰中擊敗施琅自然是一件好事,即便不成,用謠言和猜忌使其不得重用,甚至被囚禁殺害。則是另一個保險。軟硬兩個套路,無論哪個奏效,對於視清軍福建水師爲眼中釘的朱永興來說,都足以大鬆一口氣。
這是一件喜事,朱永興已經決定厚待鍾瑞、陳昇二人,目的就是要利用這個活生生的事例,爲降清的鄭軍官兵指明一條出路,併爲日後鄭氏內亂後大量吸收其武裝力量而做好準備。
而讓朱永興心裡備感複雜的則是江南奏銷案的全面發動。按理說,敵人做的便要堅決反對並努力制止,但朱永興卻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清入關後,在江南地區實行了比明代更爲嚴厲的催科。經徵之官皆以十分爲考成,不足額者要被參罰。但很多江南縉紳豪強依然憑藉權勢交通官府,賄買書吏,隱混和拖欠錢糧,致使積逋常達數十萬。
清廷爲了裁抑縉紳特權和壓服江南地主,便藉口抗糧,製造了奏銷案。此案初只限於無錫、嘉定兩縣,至十八年夏乃通行於四府一縣。清廷將欠糧者,不問是否大僚,亦不分欠數多寡,在籍紳衿按名黜革,秀才、舉人、進士,凡錢糧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現任官概行降兩級調用,計共黜降一萬三千餘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議處。
打擊江南鄉紳勢力,取消其特權地位,在朱永興看來,清廷是在做自己想做還沒有做的事情。但從另一個方面看,清廷未嘗不是在收斂錢糧,增加軍費,以支撐戰爭。
到底該如何反應呢?是聲援遭到黜革、鞭撲紛紛、衣冠掃地的江南紳衿,等着光復江南後,讓他們有理由拒交,使政府對錢糧的徵收面臨困難;還是坐視不理,讓清廷沉重打擊江南士人,並且徵收到全部拖欠的錢糧。
朱永興沉思良久,不能馬上做出決定。同時,他心中還有疑問,不知道清政府是如何定義“鄉紳”一詞的,也就更不好隨便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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