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шшш •ttKan •CO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潺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
——《金縷曲·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丙辰中，寓京師千佛寺冰雪中作。》
顧貞觀其時寄寓在京城的千佛寺裡，正值冰雪時節。但京城的冰雪總會過去，寧古塔卻從未有過春天。
這兩首詞，以書信的形式抒寫吳兆騫的艱難與自己的承諾。顧貞觀是清代詞壇大家，這兩首詞更是由他近二十年的種種酸甜苦辣蘊積而成，其真摯感人之處足以打動任何一個鐵石心腸的人。那麼，更何況也屬至真至性的納蘭容若呢？
“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這是何等的誓言，何等的情義。廿載一諾，到如今初心未變。容若知道了，難怪會與比自己年長近二十歲的顧貞觀一見如故，只因爲他們都是同樣的人，至情至性，矢志不渝。
“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矣，”容若爲之泣下，“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候兄再囑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千餘年前，李陵送別蘇武，河梁賦詩，是爲生離之極；“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向秀途經嵇康故宅，聞鄰人吹笛，有感而作《思舊賦》，是爲死別之極。生離死別的文字，從此除河梁生別之詩與山陽死友之傳而外，要再加上顧貞觀這兩首《金縷曲》了。
只有最真的詞，才能打動最真的詞人。容若許顧貞觀以十年之期，說這十年之中，定當把營救吳兆騫的事當做自己的事來辦，從此再不煩顧貞觀提起。
十年爲期，這是男人對男人的承諾。顧貞觀應該可以放心了。
但他沒有放心。不放心的不是容若能否履行這個承諾——不，容若一定可以做到的，只是，塞外苦寒之地，吳兆騫一介江南書生，到底還撐得過十年麼？
五年，五年爲期，可以麼？顧貞觀掩飾不住一臉的焦灼。
五年爲期，可以麼？容若沒有回答，這畢竟是一件天大的難事，一個負責任的承諾總要經過深思熟慮的。
第二天，千佛寺裡，冰雪仍沒有消盡，忐忑的顧貞觀等到的是一首詞，又一首《金縷曲》：
灑盡無端淚。莫因他、瓊樓寂寞，誤來人世。信道癡兒多厚福，誰遣偏生。莫更着、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斷梗，只那將、聲影供羣吠。天欲問，且休矣。
情深我自判憔悴。轉丁寧、香憐易爇，玉憐輕碎。羨殺軟紅塵裡客，一味醉生夢死。歌與哭、任猜何意。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知我者，樑汾耳。
——《金縷曲·簡樑汾，時方爲吳漢槎作歸計。》（吳兆騫字漢槎）
什麼話都不必再說了。“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知我者，樑汾耳”這就是容若的回答，一個男人的承諾。五年之期，只消五年，吳兆騫就會回來了。
沒有疑問，沒有懸念，沒有叮囑。五年，他一定會回來。
千佛寺的冬天終於結束了。
春暖花開，一對知己結伴相遊。他們完全進入了自己的天地。世界在這頭，他們在那頭。
煙水頻年瘦不支，相看餘得許多絲。
靈和舊事今如夢，卻到人間管別離。
弱絮殘鶯一半休，萬條千縷不勝愁。
只應天上張星伴，莫向青門系紫騮。
——《詠柳偕樑汾賦》
這兩首七絕，就是那年春天的記憶。
“靈和舊事”是什麼呢？《南史·張緒傳》記載，張緒是南齊大臣，以“美風姿”著稱。一次齊武帝把兩株進貢來的蜀柳移栽在靈和殿前，這種柳樹枝條極長，如絲縷一般。齊武帝玩賞着嘆息道：“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楊柳妖嬈，張緒風姿，若比之容若的側帽風流，又當如何呢？
這一年裡，顧貞觀與容若攜手，做了兩件將要震動詞壇的大事。一是編輯容若的詞作，刻版印刷，既取獨孤信側帽之典，又取容若以之成名的《側帽投壺圖》題詞，題爲《側帽詞》；一是按照自己的標準篩選當代詞壇佳作，開始彙編《今初詞集》。
編選詞集，往往意味着一個詞派的誕生，因爲這是審美取向的一種宣言。選錄的作品中，除了兩人自己的詞作（顧貞觀二十四首，容若十七首）之外，選陳子龍二十九首，位列第一；選龔鼎孳二十七首，居第二；選朱彝尊二十二首，居第三。選擇即態度，在這個三甲序列裡，嚴格地來說陳子龍要算明朝人才對，所以在容若和顧貞觀的眼裡，真正“今初”詞家的魁首隻有兩位，一個是剛剛去世的龔鼎孳，一個就是落拓半生、至今仍然困居幕府的朱彝尊。
《今初詞集》的一序一跋都是研究清代文學的必讀文字。序是魯超寫的：
《詩》三百篇，音節參差，不名一格，至漢魏詩有定則，而長短句乃專歸之樂府，此《花間》、《草堂》諸詞所託始歟？詞與樂府有同其名者，如《長相思》、《烏夜啼》是也，有同其名亦同其調者，如《望江南》是也。
溯其權輿，實在唐人近體以前，而後人顧目之爲詩餘，義何居乎？吾友樑汾常雲：詩之體至唐而始備，然不得以五七言律絕爲古詩之餘也；樂府之變得宋詞而始盡，然不得以長短句之小令、中調、長調爲古樂府之餘也。詞且不附庸於樂府，而謂肯寄閏於詩耶？
容若曠世逸才，與樑汾持論極合，採集近時名流篇什，爲蘭畹金荃樹幟，期與詩家壇坫並峙古今。餘得受而讀之。餘惟詩以蘇、李爲宗，自曹、劉迄鮑、謝，盛極而衰，至隋時風格一變，此有唐之正始所自開也。詞以溫、韋爲則，自歐、秦迄姜、史，亦盛極而衰，至明末才情復暢，此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
詞在今日，猶詩之自初唐。唐人之詩不讓於古，而謂今日之詞與詩，必視體制爲異同，較時代爲優劣耶？茲集俱在，即攀屈宋宜方駕，肯與齊樑作後塵。若猥雲緣情綺靡，豈惟不可與言詩，抑亦未可與言詞也已。書以質之兩君子。
康熙丁巳嘉平月會稽同學弟魯超拜撰。
這篇序言點明瞭詞集編撰的動機：“容若曠世逸才，與樑汾持論極合”，所以兩人合力，以自己的眼光采集當代詞作，要爲詞壇的風氣樹立一面旗幟，爲的是使詞這一“豔科小道”的地位提升起來，與詩家並峙。
正如顧貞觀常說的，詞向來被稱做詩餘，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詩的體裁直到唐代方纔完備，但人們並不把五言、七言的律詩和絕句當做古詩之餘，樂府的演變到了詞就算終結，但也沒有人把詞當做樂府之餘。那麼把詞稱做詩餘又有什麼道理呢？所以詞就是詞，是一種獨立的文體，並不是詩的附庸。詞，完全可以與詩並駕齊驅。
序中援引杜詩“即攀屈宋宜方駕，肯與齊樑作後塵”，填詞也要填出大手筆，要與屈原、宋玉同行，填出自家的獨創之風，何必亦步亦趨、甘爲人後呢！
詞在今天，猶如詩在初唐。唐人之詩不讓古人，今人之詞爲何不能獨步呢？
推波助瀾的是詞集的跋文，這是清代“三毛”之一的毛際可撰寫的：
少陵雲：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千古奉爲詩聖。至於詞，非天賦以別才，雖讀萬卷書，總無當於作者。使少陵爲《憶秦娥》、《菩薩蠻》諸調，必不能與青蓮爭勝，則下此可知矣。
近世詞學之盛，頡頏古人，然其卑者掇拾《花間》、《草堂》數卷之書，便以騷壇自命，每嘆江河日下。今樑汾、容若兩君權衡是選，主於鏟削浮豔，舒寫性靈，採四方名作積成卷軸，遂爲本朝三十年填詞之準的。
丁巳春，樑汾過餘浚儀，剪燭深宵，所談皆不及塵俗事。酒酣，出斯集見示，唫賞累日，漫附數語歸之。餘賦性椎樸，不能作綺語，於詞學有村夫之誚，無足爲斯集重。顧平生讀書不及少陵之半，而謬託以解嘲，益令有識者揶揄。兩君其爲餘藏拙可也。
遂安毛際可識。
毛際可先引了杜甫的話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緊接着筆鋒一轉：但詞與詩不同，如果沒有天賦別才，就算讀了萬卷書，也填不好詞。如果讓杜甫去寫《憶秦娥》、《菩薩蠻》，必然沒法和李白爭勝，等而下之的其他作者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世詞學大興，足以頡頏古人，但格調卑下的作者不過掇拾了《花間集》和《草堂詩餘》的調子就自以爲水平很高了。如今顧貞觀和納蘭容若編選了這部《今初詞集》，剷除詞壇的陳詞濫調、浮華豔語，主張填詞要舒寫性靈，於是廣採佳作，編選成書，成爲本朝三十年來填詞的標杆。
從這一序一跋，可以想見容若與顧貞觀的野心之大，他們是要以一己之力爲天下詞壇設定一個標杆，使詞的寫作不再是所謂的豔科小道，而是將其提升到一個不亞於任何文體的高度。並且發出了自己的呼聲：填詞需要別才，既不要附庸於詩，也不要逞博炫學，更不要低俗浮華，唯一的追求就是“舒寫性靈”，不是爲了交際，不是爲了遊戲，而是爲了以真摯的筆寫出真摯的心。
我們知道清代文學中，袁枚提倡“性靈”，而容若和顧貞觀在編選這部《今初詞集》的整整四十年之後，袁枚方纔降生。
兩位志同道合的奇男子，以毫無功利的童心合作着他們心目中的偉大事業，全然不管旁人是怎麼看的。這實在是很奢侈的鏡頭，奢侈得令人極度羨慕。
於是，這樣兩顆超然物外的童心一起協作，要爲天下詞壇樹立起太高的一支標杆，多年不曾墜落。今天我們瞭解清代文學，無論如何都避不開這部《今初詞集》，尤其是魯超與毛際可的一序一跋，把那兩個大孩子的天真面目都寫盡了——他們是如何地做起這些事情來，投入了多少的熱誠、理想和幻想。他們就可以這樣不管功名利祿，只一味地沉迷在自己的興趣中了，沒日沒夜地搭建着自己的空中樓閣。
我們之所以會愛上他們，因爲他們不放棄的，正是我們不得不放棄的。
總有一些人住在世界之外的島嶼上，當仙子們忘記了給時鐘上緊發條，他們便以爲自己永遠也不會長大。
清代的詞壇不大爲現代讀者所知，這實在有幾分委屈。《納蘭詞典評》裡曾有過一段說明：清詞號稱中興，盛況遠超兩宋，創作理念與藝術手法也較兩宋有了長足的發展，只是宋詞的馬太效應太大，現代人除了專業的研究者之外，便往往只知宋詞而不知清詞，即便讀一些清詞，也只知道容若一人而已，殊不知清詞大家各有鋒芒、各擅勝場，濟濟爲一大觀。
詩詞，從唐宋以降，一直是在發展着的。單以用典手法論，唐詩之中，李商隱算是用典的大家，但比之宋詞裡的辛棄疾，李商隱的詩句基本就算是白話了；辛棄疾是宋詞中的用典大家，但比之明代吳偉業的歌行，辛棄疾的詞也該算是白話了。箇中緣由，除了藝術的自然發展之外，詩詞作者從藝術家變成了學者，這也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大略來說，宋詩之於唐詩，就是學者詩之於詩人詩；清詞之於宋詞，就是學者詞之於文人詞。學養被帶進了藝境，向下便流於說教，向上便豐富了技法、拓寬了境界。但遺憾的是，這等佳作，因其曲高，便註定和寡，總不如“牀前明月光”和“人生若只如初見”這類句子那樣易於流傳。
容若與顧貞觀主張填詞要“舒寫性靈”，認爲詞有別才，與之並不矛盾，因爲這是針對他們那個時代的讀者而言的，而他們的很多“常識”對於我們早已經變成了專業的“學問”。好比納蘭詞看似明白如話，其實含着大量的用典與化用，涉及大量的經史子集，這在顧貞觀、嚴繩孫、姜宸英、朱彝尊他們看來，一目瞭然，都是常識，對於現代讀者，卻需要藉助大量的註釋才能看懂了。
我們常說時間是一面篩子，但這面篩子並不總是汰沙存金，卻往往淘汰掉了陽春白雪，保留下了下里巴人。對於歌者而言，“若有知音見賞，不辭遍唱陽春”，這不是孤高，而是寂寞。曲高則註定和寡，這是千古鐵律，概莫能外，雅俗共賞的例子畢竟鳳毛麟角。
說不定幾百年後，人們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古典文學”，流傳在口的所謂名篇佳作也都是從流行歌曲和暢銷書的排行榜裡出來的呢。
[3]仙佛：一個孩子的精靈世界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
仙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