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逸臣和楊致遠說這番話的時候，其實內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確實是希望雅虎今後的發展能夠更好，所以他纔會提醒楊致遠，雅虎在90年代確實發展得很好，但期間也犯了很多的錯誤，不然在後來被成立時間更短的谷歌超越，以至於在後來微軟想要收購雅虎，和楊致遠的磋商也一直沒有任何的結果。楊致遠把自己視作雅虎的酋長，這個稱呼本身就註定了他很難放開雅虎，這也就侷限了雅虎的發展。蕭逸臣只是覺得楊致遠作爲華人在美國的一面旗幟，倒下了確實有些可惜。
但同時作爲一個投資人，蕭逸臣其實是不想告訴楊致遠這些的，他原本就不打算長期的持有雅虎的股票，而且沒有雅虎的衰落，又怎麼會有之後谷歌的崛起。未來的谷歌也是蕭逸臣重點投資的對象，提點雅虎就等於爲自己未來的投資設置障礙。雅虎的前期的發展太快，網絡在創造了楊致遠財富神話的同時，卻沒有能夠造就他與自己財富相匹配的能力，這就是網絡財富催生的最大泡沫。
蕭逸臣不知道自己的這番話是否能夠對楊致遠有所觸動，而且在這方面他也不願意多說，對於雅虎，他只是一個匆匆的過客，他已經把該做的都已經做了，而成敗就只能看楊致遠自己的造化了。
蕭逸臣最終決定與孫正義合作，而組建日本雅虎，蕭逸臣也充分尊重了楊致遠的意見，爲此Dream向雅虎再次注資1一億美元，而蕭逸臣也用5億美元和Dream5％股權換得了日本軟銀25％的公司股權。等簽署完了所有的協議，已經是7月初的事情了。
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蕭逸臣與斯皮爾伯格有過近期合作的約定，正好派拉蒙正與環球合作進行《加勒比海盜》的拍攝，斯皮爾伯格準備藉機擴大與派拉蒙的合作，所以他想到了蕭逸臣兩年前寫好的那個劇本。當時蕭逸臣是寫好了劇本纔去找原著作者購買改編權，但他得知斯皮爾伯格早在1982年就買下了這部小說的版權，而當時斯皮爾伯格正在拍攝《侏羅紀公園》，蕭逸臣就把劇本直接交給了他。之後由於工作安排的緣故，斯皮爾伯格一直沒有時間去準備拍攝這部電影。後來在蕭逸臣的建議下，他決定把影片放到1994年來拍攝，這樣製作完成後剛好就可以在1995年上映。因爲明年剛好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週年，蕭逸臣和他都覺得這樣會更有意義。
但是在商業片盛行的好萊塢，斯皮爾伯格的拍攝這部影片的想法卻受到了環球高層的反對，他們勸阻斯皮爾伯格放棄這部非商業性影片的拍攝計劃，他所在電影公司的一個頭麪人物甚至提出：“與其拍此片，不如把錢捐給大屠殺博物館。”這句話激怒了斯皮爾伯格，也更促成了他下走決心不惜付出任何代價都要堅持拍成這部影片的想法。但環球最後態度的轉變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來自蕭逸臣，斯皮爾伯格將環球高層的反對意見告訴了蕭逸臣，蕭逸臣直接給馬克打去了電話。在電話裡他沒有提任何有關拍攝影片《辛德勒的名單》的事，卻有意無意的暗示了派拉蒙準備幫助斯皮爾伯格達成心願的想法，這讓環球高層大爲恐慌，他們現在不能失去斯皮爾伯格。所以在蕭逸臣的提議下，環球決定和派拉蒙聯手拍攝這部影片。
解決了投資方的問題，斯皮爾伯格原本並沒有自己充當影片導演的打算，他原本是打算作爲這部影片的製片人。斯皮爾伯格把執導這部電影的大權“出售”給他的衆多同行，因爲他擔心自己無法把這個故事講得公正。他先是被馬丁·斯科西斯拒絕（他剛開始感興趣但最終認爲這應該是由一個猶太導演來完成的工作），羅曼·波蘭斯基（在童年從大屠殺中倖存下來之後，他感覺自己至今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一題材）還有比利·懷爾德（由於已經退休，他很乾脆地拒絕了）。很顯然，就像懷爾德勸說的那樣，只有斯皮爾伯格自己來導，纔是最佳人選。蕭逸臣也贊同比利·懷爾德的說法，他甚至告訴斯皮爾伯格，這部影片除了他沒有人能夠拍得好。
在蕭逸臣看來，《辛德勒的名單》之所以能夠具有如此巨大影響的震撼力和如此深沉而令人痛苦的藝術魅力，應該說，是與斯皮爾伯格身上流着猶太人的血液，以及童年時代親身體驗過猶太人遭受歧視的痛苦；以及他源於烏克蘭的大家族中竟有17位成員在波蘭納粹集中營中被謀害；以及他的內心深處對辛德勒，這位猶太人的大恩人懷有虔敬感恩的心態等一系列無法逃避的事實分不開的。
斯皮爾伯格最終接受了蕭逸臣的建議，決定親自執導這部影片，首次放棄了慣用的電影特技，拒絕援請好萊塢影星主演，僅請一位奧斯威辛集中營中的倖存者做副導演和被辛德勒拯救出的猶太人做影片顧問。環球的高層再一次對斯皮爾伯格做法表示了質疑，但作爲製片人的蕭逸臣力挺斯皮爾伯格，最終讓斯皮爾伯格的想法得以實現。
1994年七月中旬，斯皮爾伯格帶着攝製組初抵波蘭，就在他們跨進二戰期間克拉科夫集中營準備安營紮寨之時，副導演卡文拿着一封電報急匆匆的找到了他。“這是全美猶太人協會從紐約發來的一封急電！”
斯皮爾伯格自然知道這個協會，事實上他本人也是這個協會的一員，他岔開電文，上面只有一句話：“請勿驚擾亡魂，讓他們安息吧。”斯皮爾伯格讀完這隻有聊聊數語的電文，卻是一言不發。
“斯蒂芬，電文上說了些什麼？”卡爾覺得斯皮爾伯格的神情有些不對勁。
“卡文，讓劇組所有的工作人員撤離克拉科夫集中營，這部影片我們得重新搭置佈景拍攝！”斯皮爾伯格作出了一個很奇怪的決定。
“全部撤離，這是爲什麼？”卡文不解的看着斯皮爾伯格，劇組好不容易纔徵得了波蘭官方的同意，讓他們進駐克拉科夫集中營，而斯皮爾伯格竟然因爲一封電報就讓劇組之前的努力全部報廢，所以他需要一個能夠讓他信服的理由。
斯皮爾伯格將打開的電文遞給了這位同樣是猶太人的副導演，“我不想驚擾了這裡的猶太亡魂！”
卡文看過電文之後也是一言不發，算是默認了斯皮爾伯格的說法。他當即下令攝製組全體人員撤離克拉科夫集中營，轉移到幾十公里以外駐紮。
與此同時，斯皮爾伯格獨自一人離開了攝製組，乘飛機直接飛往紐約。斯皮爾伯格不派代表，不借助電話、電報、電傳等迅速方便的現代化通訊工具而橫跨大西洋，親赴紐約向“猶協”致歉，他的謙遜和誠意令“猶協”全體成員無不動容。
由於重新搭置佈景需要一筆額外的成本，所以斯皮爾伯格還特意趕到了洛杉磯，向蕭逸臣親自說明了這件事。他知道爲了拍攝這部費商業題材影片，蕭逸臣已經承擔了來自環球和派拉蒙兩家公司高層不小的壓力。
但蕭逸臣對此時表現出了十分的理解，他立即給斯皮爾伯格有劃撥了500萬美元的額外拍攝成本，而且他還親自和斯皮爾伯格來到波蘭，進行了實地的考察。但是由於工作的緣故，他不可能一直呆在劇組。臨走的時候他和斯皮爾伯格深入的交換了對本片的意見，作爲影片編劇的蕭逸臣知道無論是對於演員還是導演，接下來的拍攝都會異常的艱難，因爲這部影片本身所要面對的話題會非常的壓抑和沉重。
蕭逸臣走後，爲了方便工作，斯皮爾伯格把家人接到了波蘭，可每天14小時緊張的拍攝工作之後，親人也無法把他從白天的思緒中解脫出來。在影片拍攝過程中，斯皮爾伯格不止一次因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而迫使拍攝中途停止。當他用手勢指揮羣衆演員，健康的到右邊，有病的到左邊時，他感到自己就像納粹黨徒；當他指揮剃光婦女的頭髮、剝光她們的衣褲，把她們像牲口一樣趕來趕去時，他感覺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幾個星期裡，他不和劇組裡的德籍演員握手，不向那些身着納粹軍服的扮演演員打招呼，他以爲自己真的就生活在當年的納粹集中營裡。
斯皮爾伯格的家人將這個消息告訴遠在美國的蕭逸臣，斯皮爾伯格對這部影片傾情的投入讓蕭逸臣感到了震驚，當初他想要寫這個劇本，完全是因爲庫勒拉着他去參觀了一個介紹猶太人在二戰中被屠殺的歷史展覽。即便是在寫劇本的時候，他也只是把自己當作了一個旁觀者。他沒有想到斯皮爾伯格對猶太人的感情會這麼的深沉，他雖然很想安慰這位好朋友，但他發現自己卻找不到任何安慰斯皮爾伯格的理由。也許只有的狀態，才能夠讓斯皮爾伯格創造出一部能夠震撼人心靈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