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7日胡適從北平動身去上海，14日從上海啓程去美國。這是他第四次赴美，是去參加第六次太平洋國際學會。
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成立於1925年，是一個由關心太平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問題的知識界和商界人士組成的非政府的民間學術組織。總部最初設在檀香山，後來遷到紐約。最多的時候在美國、加拿大、日本、中國、菲律賓、蘇聯、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法國、荷蘭、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設有14個分會。1947年以後，太平洋國際學會不斷受到“親共”的指控，1952年又被美國參議院指控爲應對“丟失中國”負責。學會也因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財政援助，只好於1960年宣佈解散，前後共存在了35年。
太平洋國際學會成立的最初的源動力是來自基督教青年會，因此，開始的幾年，這個組織宗教氛圍很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熱點逐漸由近東移到了遠東，世界的舞臺也逐漸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洋。人們普遍認爲，一個新的“太平洋時代”即將來臨。與此同時，源於一種新眼光的世界潮流也興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政治層面的國際關係通常由政府壟斷，而經濟文化領域的國際關係則由私人或企業進行。但是戰後出現了一種新趨勢，政府越來越多地介入了經濟和文化事務，同樣私人也開始進入以前神秘的政治和外交領域。一些新的國際關係準則也逐漸確立，比如公開外交、自決、公理等等。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國基督教青年會決定發起一次會議，討論太平洋國際間各種問題，以期能夠消除彼此間的誤解，並求得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此議由檀香山商學界領袖提出，與美、中、日等相關國家的名宿磋商之後聯合發起，並於1925年7月在檀香山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會上決定把該會的名稱定爲“太平洋國交討論會，” 並設立永久機構，總部設在檀香山，各國設立分會，每兩年集會一次。這便是“太平洋國際學會”的由來。
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在中國的分會。中國是太平洋國際學會的發起國之一，最初參與其事的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成立時，即採取不參預政治的立場。但1920年以後，中國的基督教不僅面臨着五四以來科學對宗教的挑戰，也面臨着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下反教活動的衝擊。基督教內部要想穩定，同時又能贏得國內同胞的接納，就必須有所改變。
時任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的餘日章遂順應時勢，提出了他的政教觀。他認爲，基督徒並非不能愛國或必須放棄公民的責任，而是應該做一個最高尚的愛國者與最完美的公民。爲此，他號召中國的基督徒以國民身份積極從事國民外交活動，以增進國際間之善意與種族間的諒解。在他看來，“一國之國際地位與國民外交有密切之關係，凡國民之最富有外交活動力者，其國家之國際地位，沒有不繼長增高。反之，國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動者，其國家之國際地位，沒有不江河日下。因爲國民外交活動，最易增進國際民族間友誼的好感，同情的觀念，諒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業等。這許多事都爲政府所難能者，而假手國民，便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當檀香山商學界領袖倡議召開太平洋各國青年會會議時，餘日章立即響應。1925年2月間，餘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各公團，推選委員30餘人，組成中國籌備委員會。其中又推選執行委員7人，擔任籌備執行事宜。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建立起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並組團參加了1925年7月1日至15日，在檀香山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成立大會，也是學會的第一次年會。
太平洋國際學會章程規定，“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系由關心太平洋各國邦交大勢之男女人士組織而成。其集會及一切活動，並非代表任何國之政府或其它法團，完全繫個人自由的行動，意在促進沿太平洋各民族之福利與安寧也。”
太平洋國際學會證明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種寬容和理解的態度就有爭議的問題坦率地交換意見。因此，其影響逐漸擴大，越來越引起各國政府和政要的關注。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宗教色彩自然逐漸淡化，越來越多的非宗教人士加入其中。
1931年在上海舉行的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之前，中國分會的領導層進行了改組。餘日章因病辭去了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理事會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主.席職務。中國分會遂決定請顏惠慶頂替。顏惠慶提議組織主.席團，他願爲主.席之一，但會議之後他不願擔任中國分會主.席。加之顏惠慶很快被任命爲駐美公使，中國分會遂選舉胡適爲第四屆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主.席。
胡適擔任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後，曾率團參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年會。
在上海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四次年會上，胡適提出：“我們在此工作的第一天，對於我們的問題和工作的性質，當有一種明白的諒解。這些問題，是各國和各民族的問題，我們的工作，是爲這些國家和民族着想，爲了一個民族或爲了許多民族着想。這是最神聖的信託，但也是最危險的工作。這一工作在華人聖賢的口吻說來，‘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我們只能祛除偏見去負這神聖的責任。”胡適的觀點，得到與會很多人士的贊同。
到1933年8月14日至28日，在加拿大的班夫（Banff）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五次年會上，胡適進一步發揮了他的這一思想，並以此來解釋太平洋學會的法則。他把學會的法則歸納爲二條。第一條就是，當太平洋學會開會時，會員不應該把自己僅僅看作是某一個國家的代表中的一員，而主要應該看作是學會的一員。這對於會員擺脫國家的偏見，用其它國家人們的觀點來理解自己國家的問題是必要的。如果一位會員在會上不能作爲學會的一員去思考，那麼他離開會議以後也決不能作爲學會的一員去思考和發言。他所說的第二條法則是，當開會時，會員應該盡力以科學的態度去思考。所謂科學的思考就是負責任的思考。每一個人都應該對提倡的理論或他支持的學說可能產生的後果想清楚，並準備使自己在道義上和思想上對這些後果負責。
第六次年會會議地點是在美國玉斯美公園（Yosemite Park），胡適是第三次率團出席。
臨行前，胡適還惦記着北大的經費問題。這時，原武漢大學的校長王世傑已經是教育部的部長。
他給王世傑發電報說：“北大補助費，萬望兄努力設法。夢麟六年苦鬥，兄所深知，今當其困急，宜有以鼓舞其志意，勿令失望。”
7月29日，胡適到達到美國舊金山。
8月3日在斯坦福大學演講《中國當前的形勢》。顯然，他在利用一切機會，讓美國人瞭解中國，以獲取同情和支持。
8月12日，胡適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學會第六次年會。儘管會前日本分會致函總會要求“不談國際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中日問題還是被列爲中心問題。
胡適在會上就日本對華政策，猛烈加以抨擊。胡適指出，中國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統一國家而增強國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此在日本，殆已成爲定策。日本以武力佔領東三省後，對於中國，即已釀成一種戰爭狀態，不但中國經濟復興運動爲所阻撓，即他國與中國合作事業，亦因而無法進行。其用意即爲阻撓中國之民族復興。中國茲已抱定決心，誓必奮鬥到底，以維護本國之生存。
日本代表芳澤謙吉極力否認日本阻撓中國統一和復興，並稱中國只有改變反日的態度，與日本合作，纔有和平與安寧之可能。會上，日本代表還表示，中日之間的問題應由中日兩國政府來處理，所有其它的列強都應讓中日單獨解決問題並鼓勵雙方達成一種互利的協定。對此，胡適表示，只要日本對中國還抱有領土野心，只要日本想從中國拿走他想拿的所有東西卻什麼也不給中國，中日之間就不可能合作。只有當中國人民都相信日本沒有這些企圖時，日方的任何行動纔不會遇到抵抗。
在此次年會上，胡適當選爲太平洋國際學會副主.席。
9月16日，哈佛慶祝建校300週年，授予世界各地7位學者名譽博士學位，其中包括胡適。作爲中國唯一獲此殊榮的人，胡適應邀作了演講。
9月29日，胡適與嚴羣、郭崇英等在美華人談話時指出：“文科中的教育，哲學，社會學；法科中的政治；與理科中的醫學，爲學問中之最難的，必須有頭等的天才，最廣大的學問，最勤奮的工夫，然後有成。”
10月30日，胡適給在美國見到的中國公學學生吳健雄的信中說：“你是很聰明的人，千萬珍重自愛，將來成就未可限量。這還不是我要對你說的話。我要對你說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間，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讀文史的書，多讀其他科學，使胸襟闊大，使見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誘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來；我是要你做一個博學的人。……凡第一流的科學家，都是極淵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返約，故能有大成功。國內科學界的幾個老領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覽的人，故他們的領袖地位不限於地質學一門。後起的科學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淵博，恐只能守成規，而不能創業拓地。”
胡適給吳健雄的建議，表達了他對於優秀自然科學家應該具有一定文史學識，具備廣博的知識背景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