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疑是思想的起點。任何人，如果他對其所面對、所接觸的任何事物都不發生疑問，心中沒有問題，也就沒有思想的必要，也就不用去思想了。某個事情爲什麼是這樣的？它是怎樣發生的？它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它對我們會有怎樣的影響？等等。有了這些疑問，人們纔會去思考，纔會對這個事物作出評判。否則，只能是“江山依舊”。
幸好，我們有諸如胡適這樣的，不斷尋求改變的人。
11月29日夜，胡適最後一次，修正了他與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劉半農、錢玄同等人的《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這是他們準備聯名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提交的議案。
中國古代文言文一般是不用標點符號的，古代讀書人首先要下“句讀”的功夫。其實，古代的外國人也不用標點符號。新式標點符號，只是五六百年前出現並推廣使用的“新事物”。
不用標點符號，不等於說不用斷句。這個斷句，是要讀者自己來做的。因此，古人非常重視斷句訓練。《禮記•學記》記載：“一年視離經辨志”，即學生入學一年就要考覈“離經辨志”的能力。所謂“離經”，是指離析經文文句，也就是斷句；所謂“辨志”，是指辨解文句內容。
其實，離經和辨志是同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標點文言文的過程就是提高閱讀能力的過程。標點有誤，反映出對原文的理解必定有錯誤。只有反覆考察原文，弄懂原文的含義，才能正確地標點斷句。
古人把閱讀文章的斷句功夫，叫作“句讀（dòu）”。私塾老師教授學生時，紅筆斷句，學生水平提高以後，不需句讀，就能夠通讀文章。句讀的基本原則就是“語絕爲句，語頓爲讀”，即語氣結束的地方爲“句”，用圈來標記；沒有結束的文句叫作“讀”，用點來標記。所以，古人常用“可圈可點”一詞，讚頌某位歷史人物的功業。
我國現在通用的標點符號，是在我國古代的“句讀”“圈點”等標點和符號的基礎上，再引進西方國家的一些標點符號，經過百餘年的使用改造融合而成的。
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即學習外國的技術，以對付外國的侵略。要學習，先得了解。西洋標點便在這個時候傳入中國。
清末的外交官張德彝，是我國第一個介紹西方標點符號的人。張德彝祖籍福建，同文館英文班學生，曾先後八次出國遊歷，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爲名的日記體裁的聞見錄。同文館是清政府爲培養洋務人才而設置的一所近代外語學校。張德彝隨浦安臣使團出使歐美，1868-1869年寫出《再述奇》(今名《歐美環遊記》)，記述了他在美、英、法三國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見聞。其中有一段對西洋標點符號的敘述，是最早介紹西洋標點的文字。
在中國第一個使用新式標點符號著書立說的人，是啓蒙思想家嚴復。嚴復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也很瞭解中西文化的某些差異。1904年，他在所著的《英文漢話》一書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新式標點符號，這對中國語言文學的發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義。
而大張旗鼓地號召在社會上推廣使用標點符號，是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新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了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爲主要內容的書面語革新運動，有不少文章、書信提到了使用標點的問題，開展了使用新式標點的討論。在社會上，尤其是知識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17年5月，劉半農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我之文字改良觀》，提出了在文章中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主張。《新青年》雜誌作爲新文化運動的“喉舌”，自創刊之日起，一直堅持使用新式標點符號。
作爲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的胡適，對新式標點符號的創制實施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美留學期間，胡適曾先後擔任《學生英文月報》《留美學生季報》等刊物的主編，同時還進行了一些學術著述。
1914至1916年他曾在日記中多次記下自己對創制新式標點符號的設想，這些日記先在友人中傳閱，後來收入《藏暉室札記》。
1915年8月，胡適應《科學》雜誌之約，作《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凡三晝夜始成，約一萬字”，全面闡述了他對句讀及文字符號的理論思考，並且進行了符號的實際創制。1918年胡適在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對這套符號進行增刪改易，使之成爲我國第一部國家頒行的標點符號方案的雛形。
此議案後來獲得通過，作爲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2月訓令第53號公佈。
新式標點符號的頒行，對方便了人們的閱讀，節省讀書時間，普及教育的作用意義深遠。
毫無疑問，對此，胡適功不可滅。
12月17日是北大校慶紀念日，杜威演講《大學與民治國輿論的重要》，仍由胡適擔任翻譯。
這一年中，胡適在白話詩創作翻譯上取得不少的成績，白話譯詩有《關不住了》、《希望》，所作白話詩除了《威權》外，還有《一涵》、《送任叔永回四川》、《一顆星兒》、《我的兒子》、《樂觀》、《上山》、《一顆遭劫的星》等。
胡適與文學革命的其他一些倡導者一樣，不僅在理論上提倡新文學，而且也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努力做新文學的拓荒者。他作過廣泛的大膽試驗，而最先嚐試的是白話詩。
當《新青年》最先號召文學革命的時候，它所載的文章卻全是文言的。陳獨秀、李大釗的議論文字，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劉半農的翻譯作品，都是文言。連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雖然較爲通俗，但也還都是文言。只有胡適的翻譯小說和詩是白話，是《新青年》上最早發表的白話文字。
胡適嘗試做白話詩，還是在美國留學，與朋友們爭論文學革命的時候，就開始了。
但是，要征服詩的堡壘，談何容易！用白話作詩，比小說戲曲不知要難多少倍！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詩國，舊詩在古典文學領域是最有光彩的一環，有過許多詩的黃金時代，有無數膾炙人口的篇章。但它的形式和格律，經過長期的流傳和鍛鍊，已經越來越嚴格煩瑣，成了束縛創造的枷鎖鐐銬；在一般文人心目中，卻又幾乎成了不可動搖的金科玉律。我國的小說、戲曲等一些部門，曾經產生過許多白話作品，雖然被視爲“小道”“旁門”，但有的流傳很廣，聲譽甚高；而詩歌領域，不僅白話詩作極少，即有詩人偶爾做幾首白話詩，成就也遠遜於文言詩。
正因爲如此，舊詩雖然已經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但詩國的領地卻仍然似乎神聖不可侵犯。有多少革新者，在舊詩的堡壘面前望而卻步。
可胡適的決心也很大。從1916年7月起，他便宣言不再作文言詩詞，決心試驗作白話詩
經過四年的嘗試和創作積累，胡適的白話詩居然有了好幾十首，詩稿積了厚厚的一疊。1919年8月，他編成一本集子；第二年3月，便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這便是我國新文學初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嘗試集》。
翻開《嘗試集》，第一編裡的詩，雖然是白話做的，卻多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仍未擺脫五、七言詩及小令的句調格律的束縛，遺留着舊體詩詞的明顯瘢痕。
所以胡適自己也多次以腳喻詩，說道：“我現在回頭看我這五年來的詩，很像一個纏過腳後來放大了的婦人回頭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腳鞋樣，雖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樣上總還帶着纏腳時代的血腥氣。”
《嘗試集》在藝術形式上，追求“詩體的解放”。但從舊營壘中過來的人，要擺脫舊形式的束縛，道路畢竟艱難，出一些“放腳鞋樣”的改良體詩，也就難免了。
胡適的《嘗試集》名副其實，儘管在藝術水平等方面尚屬“嘗試”，但其開創之功和嘗試精神卻具有里程碑意義。
《嘗試集》出版後，“適之體”曾風靡一時。
胡適在《自序》裡說：“我這本集子裡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都可以代表這點試驗的精神。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啓明，傅斯年，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白話詩的試驗室裡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