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四論問題與主義》，主張以“歷史的態度”輸入學說和主義。
因爲《每週評論》遭北洋政府封禁，第37號只印刷了第一版，其中就有《四論問題與主義———論輸入學理的方法》的部分文字。文章談及“輸入學說”的注意事項和“應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術影響”。
此後的文字沒有刊出，這篇文章後來被胡適收入《胡適文存》。
《四論問題與主義》的題下，胡適特地標明該文主要探討“論輸入學理的方法”，即對於輸入各種學說主義所應採取的態度。胡適將其歸結爲“歷史的態度”，即“凡對於每一種事物制度，總想尋出他的前因與後果，不把他當作一種來無影去無蹤的孤立東西，這種態度就是歷史的態度”。他希望中國學者都用這種態度研究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這樣輸入的每一個主義，“都是活人對於活問題的解釋與解決”“都有來歷可考”“都有效果可尋”，並且避免了許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剝主義”的弊端。
輸入學說怎樣實行“歷史的態度”？胡適認爲，要注意三點：第一，要注意學說產生的“時勢情形”，因爲“凡是有生命的學說，都是時代的產兒”，最初“都只是一種對症下藥的藥方”。
第二，要注意“論主”的生平事蹟和所受的學術影響，因爲學說代表某人的“心思見解”，如不仔細分辨，就會把“個人怪癖的分子，當作有永久價值的真理”。他以“馬克思主義”的“論主”馬克思爲例，對此作了說明。
第三，要注意學說的效果即“主義的價值和功用”，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的影響、改變人的言行、變換制度風俗的性質等等，觀察這些效果，就能清楚學說的意義和功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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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兩個重要部分”唯物史觀和‘、“階級競爭”說爲例，對此加以說明。胡適雖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觀的價值和意義，但卻極力反對階級鬥爭。對此，其言辭很激烈，認爲“階級競爭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其結果是，“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爲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爲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慘劇”。
前邊說了，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封禁《每週評論》。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號，只印刷了第一個版面。所謂問題和主義的爭論也便被迫戛然而止。
藍公武（1887年1月23日—1957年9月9日）字志先，祖籍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鎮古城村。
幼讀私塾，後赴日本留學，191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13年赴德國留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回國。1904年加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曾任《時事新報》總編輯等職。1917年後任《國民公報》社長、《晨報》董事、北洋政府國會議員。先後參加了辛亥革命和護國、護法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後，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1923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大學任教，講授馬克思的《資本論》。
1931年後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因在高等院校宣傳抗日救國主張，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軍憲兵司令部逮捕關押，後經親朋營救獲釋。
1945年夏到晉察冀解放區。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察哈爾省人民政府教育廳廳長、北嶽行署民政廳廳長。
1948年9月任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長。
新中國成立後，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兼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曾被選爲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
在問題與主義的爭論中，無論胡適還是李大釗，都力圖通過充分和縝密的說理服人，表現出一種寬容與溫和的態度。李大釗在給胡適的信中開頭就表示，他的觀點“其中有的或可與先生的主張互相發明，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告白。現在把他一一寫出，請先生指正”；文末又說：“以上拉雜寫來，有的和先生的意見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異”，“如有未當，請賜指教”。而胡適對藍公武、李大釗二文的反應則是“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瞭，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由此可見，雙方都在相互尊敬的基礎上討論問題，既相互辯駁，又相互肯定，絕無後來政治論戰中那種十足的火藥味和你死我活的激烈交鋒。
細讀爭論雙方的觀點，都有可圈可點之處，重要的是他們是在平心靜氣的討論問題，甚至相互學習和借鑑，何來劍拔弓張。
無論胡適、李大釗、藍公武，都是個人品質很好的努力作學問和追求真理之人。現在回過頭來，討論他們在哪些方面誰對誰錯，誰更有道理，固然也是有益處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治學的態度，和討論問題時的心懷若谷，不像有些人那樣搞起大批判來就你死我活。
著名黨史學家胡繩晚年曾指出：“胡適與李大釗之間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過去把它講成是敵對雙方的鬥爭，事實上還是朋友之間的爭論，雙方都是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勢力的。……這場爲時短暫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是民主陣線內部發生的一場爭論。爭論的方式是商討式的，直率而溫和，並沒有劍拔弩張。爭論之時，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友誼依舊。爭論過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陳獨秀、李大釗與胡適，也並沒有因爲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迥異而反目爲仇。 所以，過去把這場爭論說成兩種敵對思想體系不可調和的大搏鬥，無疑是誇大了。”
至於論爭的結果，有人認爲，這場爭論促進了李大釗等人更切實地把學習、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深入瞭解和逐步解決中國具體問題相結合，這對於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的作用。如李大釗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就寫道：我們“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爲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因此，“一個社會主義者，爲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着他的實境”。這無疑是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他還承認：“我們最近發表的言論，偏於紙上空談的多，涉及實際問題的少。以後誓向實際的方面去作。”
從後來的情況來看，他確實也是這麼做的。
一個多月後，李大釗發表《北京市民應該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問題列出20 條意見。這些意見都是關係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問題，如稅收、房租、圖書館、夜校、公園、醫院、孤兒院、恤老院、汽車、電車、浴所、食堂、公廁、電燈、電話、市區規劃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項改良。
文章最後還說：“此外應加改良的事，必然還有許多，今天我只想起這些，其餘的還要我們大家去想” 。可見，他對胡適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並不完全排斥，而是頗爲讚許的。
1922 年1 月創辦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的《發刊詞》便有感於“近一二年來的言論界，……大家都在紙上空談不着邊際的主義，並毫無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決心”，因而認爲必須反對“不諳實際的傳播一種高調的主張”。這份《發刊詞》最後還宣佈：“本刊的第一任務是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的實際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 其中明顯反映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重視。
1924 年，《中國青年》亦發表文章表示應“少發些抽象的哲理高論，多注重於具體的實際問題”，並指出："多研究問題，少談些主義’這句話，雖未免有些人覺得不滿，然而我們從一種的主義上去切實的研究民衆研究現實，總是應該的。” 這也表明，或許，“問題與主義”之爭對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起到積極作用的。
而陳獨秀在1920 年的幾篇文章中就寫道：“與其高談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不如去做勞動者教育和解放底實際運動；與其空談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實實謀女子底教育和職業。”因此，“我希望諸君切切實實研究社會實際問題底解決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麼主義什麼理想裡面當造逋逃藪安樂窩。”他還強調：“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 ，“無論在何種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象魔術師畫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那些所謂“徹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勞永逸”的想法，都是“懶惰的心理底表現”。這樣的思想，幾乎與胡適如出一轍。
有意思的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發動對胡適口誅筆伐的領軍之人，在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後，他主持的《湘江評論》馬上發文，列舉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作爲對胡適文章提出的“多研究些問題”的積極響應。
藍公武和胡適本就是好朋友，李大釗和胡適關係也一直很好。李大釗遇難時胡適不在國內，後來，胡適曾盡力照顧過李的遺孀和子女。而發生所謂問題和主義之爭時，胡適還在不遺餘力的爲陳獨秀的釋放而奔走，更沒有什麼新文化運動分道揚鑣之事。
歷史需要的是真相，對歷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隨意編撰，是最爲令人不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