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婚禮的情形，蔡元培在《雜記》中這樣寫道:“午後三時，往周峻所寓之惠中飯店親迎，即往留園，四時行婚禮。客座設禮堂，音樂隊間歇奏樂。有客來要求演講，因到禮堂說此次訂婚之經過……”
於是，在婚宴上，蔡元培落落大方地向賓客講述了他們的戀愛經過。
他從徵婚條件開始講起：“第一、我年已五十五，且系三娶，所欲娶者爲寡婦，或離婚之婦，或持獨身主義而非極端者，惟年齡須在三十歲以上；第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則未嘗學好，故願娶一位長於英文的女子；第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爲妻；第四、我嗜好美術，尤願與研究美術者爲偶；第五、我既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即將去比利時或瑞士繼續求學，有志願留學歐洲的女子，有所歡迎。
“再是，希望是原有相應認識者。恰巧，周峻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愛國女校畢業，曾改名爲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學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術，油畫作品有相當水平，有志遊學。介紹人徐新六先生認爲周峻是一位‘才、學、識三者具備之閨秀也’。”
隨後，蔡元培講述了和周峻的戀愛經過並吟詩一首：“忘年新結閨中契，勸學將爲海外遊。鰈泳鶼飛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
無論周峻是否有志於留學歐洲，總之聽聞蔡元培要出國留學，她是願意相隨的。婚後十天，蔡元培兌現了“海外遊”的承諾。
7月20日，他攜周峻及次子無忌、長女威廉、三子柏齡、內侄黃紀霆及黃紀興乘波楚斯號船離滬赴歐洲考察。也就是說，蔡元培與周峻是在赴歐遊船上度過他們的新婚蜜月的。
此番情景正如蔡元培後來爲周峻46歲生日所作賀詩中寫到的：“遂於蜜月裡，海上聽濤聲。”
蜜月旅行結束後，蔡元培一家定居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他把夫人和女兒都送進了國立美術學院。周峻本就是才女，在相夫教子之餘得以重返校園自然高興，不久就習得了一手好畫藝。
因爲蔡元培名義上畢竟還還擔任着北大的校長，在此後的兩年半的時間裡， 除了北大方面的一些事務外，他還以社會名流身份，從事社會、政治和學術文化等多項活動。
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的大部分時間。他是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度過的。
這時候的他又重操舊業，着手編譯《簡明哲學綱要》一書。同先前一樣，這是繼續按着和商務印書館約定， 用商務印書館預付的稿酬，用於維持舉家旅歐的費用。此書於1924年8月在上海出版。
在比利時期間，他曾應邀前往沙洛王勞工大學，作《中國之文藝中興》的演說。縱談了中國和歐洲文明的發展歷史，主旨仍是東西文化融合，該演說詞在《東方雜誌》刊載。
1924年初，爲了便於妻女學習美術，蔡元培移居法國巴黎。
3月底，他應留英學人的邀請，趕赴倫敦。遊說英國政府和各界人士，力促其退還庚子賠款，用於發展中國文教事業。並且向當地散發了《處理退還庚款的備忘錄》。
隨後他前往哥尼斯堡，代表北京大學參加德國學術界，爲康德誕辰二百週年舉行的紀念大會。表達了中國的學術界對這位哲學大師的尊重和重視。
返歸法國後，又協助留法學生舉辦了留法中國美術展覽，併爲展覽目錄撰寫了序文，向歐洲公衆介紹中國文化。同時他還參與了里昂中法大學的部分事務。
8月間，蔡元培到維也納出席第六屆國際世界語大會。其後。又在荷蘭海牙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參加了國際民族學會召開的學術會議。其中心議題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美洲的民族問題。
此時，他對民族學產生濃厚興趣兒。與會期間，他遇到了萊比錫大學的同學但採爾。這位現在已經是德國的民族學的專家，竭力勸說蔡元培到漢堡去，說那裡博物館的民族學的歷史資料特別豐富。
十一月底，蔡元培即到漢堡大學報名入學，進行有關民族學的學習和研究。時年他已經是58歲，從他初到德國留學至今，已經流逝了20個春秋。期間歷經風雨，卻未曾改變，童心搬的求知慾。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傳到了歐洲。
無限悲痛的蔡元培馬上撰寫輓聯和祭文，以表哀思之情。
他在輓聯中寫道：
“是中國自由神，三民五權，推翻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
“願吾儕後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對孫中山先生是十分敬重的，其輓聯可謂溢於言表，既挽逝者，又鞭策後人。聯語不但對仗工整、構思精巧，而且言簡意賅，含義深遠，實爲輓聯中之佳作
4月12日，旅英各界華人在駐英中國使館舉行追悼大會，蔡元培親致悼詞。
他沉痛地說：“現在，孫先生的體魄，我們就是有法保存，也無法侯他活動了。然而，他的精神，還是活現在我們的精神上。我們大家若是都能本着他卓越的政見，而師法他的毅力，爲不斷的奮鬥；師法他的度量，爲無涯的容納；將來終有一日，把孫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那就我們現在的追悼會，也未嘗不可算是孫先生復活節了。我們還當於極沉痛的聚會中，提出極嚴重的責任心，才能不辜負孫先生呵……”
像民初的很多政治家一樣，蔡元培也是一個優秀的演講家。這一番話，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隨後，抗議日本資本家和英國巡捕槍殺中國工人的“五卅”運動爆發。蔡元培致電北大及全國各社會團體聲援，並敦促政府“宣告列強，指明此次衝突，實爲外國行政機關及其他不平等制度在華不能相安之鐵證，應即廢止，應特派全權專使另訂平等新約，並對此役犧牲者有相當賠償”。
五卅慘案也稱爲五卅血案，發生於1925年5月30日。
當日，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大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聲援工人。並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一百餘人。
下午，萬餘羣衆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首，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十三人，重傷數十人，逮捕一百五十餘人，造成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五卅慘案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大、中城市紛紛罷工罷課，聲援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從而形成了更大規模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嚴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大大提高了中國人民的覺悟，揭開了接踵而來的大革命的序幕。
時間走到了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大舉誓師北伐的前夜，國內的政治形勢轉折之時，往往就是蔡元培投身其中之時。
這個時候，北大及教育部還在一再電促蔡元培，請他回到北大校長的任上。
從歐洲回上海第二天，蔡元培就公開向報界發表談話。他說，國內軍閥混戰“殊非國家、人民之福……軍閥均是一丘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則同。故餘深冀今後之政客學者，能幡然悔悟，即不能積極造成真正爲國爲民之軍隊，以掃蕩惡勢力，亦當消極的不予軍閥助力。矯除利用軍閥之心理，其無形成造福於民不少也”。
6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北洋軍閥的國務院和教育部再辭北大校長職，以示再不與軍閥合作之意。在蔡元培看來，北洋的當權者已遠遠脫離了孫中山的路線，越來越成爲全中國的共敵。他要支持的，是國民黨.領.導下廣東的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的事業。他要做一個身先士卒的堅定的國民黨人。
蔡元培絕不僅是讓人如沐春風式的師長，也不止是一個書齋裡的學問家，那只是他多面人生中的一個側面。蔡元培還是清末民初一位在政界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走進蔡元培的世界，不得不再次重提他的這個側面。
看一看學界之外蔡元培此前此後的履歷，光復會會長、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國民政府的中央委員、第一任監察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便可略見端倪。當然，這絕不是說，蔡元培是一個熱衷於政治的人。
名列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蔡元培，到底哪一個纔是他的真身？歸根結底還是在教育上。而蔡元培的多重身份，給他施展教育領域的抱負、深遠影響中國的教育事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那樣一個歲月裡，如果沒有蔡元培這樣既有學養，又有一定社會活動能力的革命家，更有其對知識和思想的深深體知，他在學界所發揮的作用，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