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中，也用較大篇幅談到人格教育問題。人格教育是蔡元培用畢身的精力去探索和實踐的主題。他認爲普通教育的宗旨並不僅僅是爲了讓學生變得“有用”，更是要讓他們養成健全的人格，發展共和的精神。“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
蔡元培的“健全人格”的內涵是：學校只有在體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四個方面“一無偏枯，纔可教練得兒童有健全的人格”，使受教育者在德與智、身與心、體與能諸方面全面協調發展，才能培養塑造新一代人健康人格，實現強民富國。在他看來，人格“四育”中，體育居和諧人格之首，智育爲和諧人格之基本，德育是和諧人格之中堅，美育能自由發展個性。
如何才能實現人格教育呢？蔡元培在演講中特別強調“學校教育注重學生健全的人格，故處處要使學生自動”，人格“四育”必須以學生爲中心，從受教育者本體着想。
首先教學需要從人性的特點出發，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最好叫學生以己意取材，喜圖畫的，教他圖畫；喜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興趣……像兒童本喜自由遊戲，有些人卻去教他們很繁難的舞蹈，兒童本喜自由嬉唱，現在的學校內，卻多照日本式1234567等，填了譜，不管有無意義，教兒童去唱。這樣完全和兒童的天真天籟相反。”
其次老師要善於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學會探索性習。“最要是引起學生讀書的興味，做教員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講給學生聽。最好使學生自己去研究，教員竟不講也可以，等到學生實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課時，纔去幫助他…… 最好使學生自學，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壓到學生身上。”
再次，學生要自覺開出自己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學生方面，也應自覺，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則一切均須自助纔好。”
蔡元培“人格教育”對當今教育依然具有積極的借鑑意義。無論是宏觀的“全人教育”、“素質教育”和“21世紀複合型人才培養”，還是微觀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都不難找到與“人格教育”一脈相承或異曲同工的因素，由此也可以窺見其教育思想的前瞻性。
蔡元培在演講中也呼籲倡辦女子中學。
他本是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1902年冬天,以他爲會長的中國教育會開辦“ 以教育女子，增進其普通知識，激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爲宗旨” 的愛國女學，爭取女子受教育權利，最終實現男女平權。1912年在他的主持下北洋教育部頒佈《普通教育暫行辦法》, 宣佈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樣受教育的權利，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1920年他在北京大學首開女禁，實行男女同校。
新加坡早在19 世紀上半葉就出現教會創辦的女子學校，1844年殖民政府也設立萊佛士女校，20世紀初，華文女子教育開始出現，先後涌現出中華女子學校、南洋女校、崇福女校、南華女校等，但是華文女子中學卻發展滯後。
由於南洋華僑中學定位爲男校，所以蔡元培振臂高呼：“這裡的學校，固已不少，但可惜還沒有女子中學。剛纔在中學時，塗先生也曾提及這一層。我想男女都叫教育的，況照現在的世界看來，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過我國男女的界限素嚴，今年內地各校要試辦男女合校時，有許多人反對。若果真大衆都以爲非分校不可，那就另辦一所女子中學也行。若經問題上，不能另辦時，我看也可男女合校的。”
正是得益於包括蔡元培等人的奔走呼號，1930年南洋女學改名“南洋女子中學校”，新加坡纔出現女子中學。這爲後話。
“作爲中國教育界的卓然宗師，蔡元培訪問華中，儘管來去匆匆驚鴻掠影，但是他對華中師生的教誨與期待，不啻影響一代南洋學子，惠及杏林。在演講中他對普通教育於職業教育的精闢分析、對人格教育的湛深解讀，對女子教育的振臂高呼，內容博大，目光前瞻，已沉澱爲華中寶貴的精神財富，澤被杏林。”
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百年史上，曾經榮幸邀請到一批批各國知名人士到學校參觀、訪問，發表演說。
但是，成立之初的1920年12月5日，接待被譽爲“學界泰斗，人世楷模”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成爲他們最看重的事。
蔡元培在華中發表的《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在這裡被譽爲“蔡元培教育名篇”，在中國和新加坡教育史上都影響深遠，至今仍具啓迪和借鑑意義。
蔡元培雖已故去多年，但他留下的思想卻在新加坡土地上生根發芽，從未被人忘記。
1920年12月27日，蔡元培一行人抵達了法國。
1921年1月，對於蔡元培是個黯淡的日子。
蔡元培夫人黃仲玉，出身書香門第，識字又精通書畫，爲一大才女。
爲了支持丈夫的事業，黃仲玉放棄了自己的書畫愛好，致力於照料丈夫，撫育子女，操勞家務，終致積勞成疾。
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時，黃仲玉就已經身體不好，但爲了不拖累蔡元培行程，她住進了北京一家法國人辦的醫院。11月，蔡元培到法國後，發電詢問黃仲玉病情．但遲遲沒有得到答覆。直到1921年1月9日蔡元培自巴黎至日內瓦，在旅館得朋友來電，才知道夫人黃仲玉已於當月2日病逝，時年45歲。
蔡元培懷着萬分悲痛的心情，作《祭亡妻黃仲玉》一文：
“嗚呼！仲玉，競舍我而先逝耶！自汝與我結婚以來，才二十年，累汝以兒女，累汝以家計，累汝以國內、國外之奔走，累汝以貧困，累汝以憂患，使汝善書、善畫、善爲美術之天才，竟不能無限發展，而且積勞成疾，以不得盡汝之天年。嗚呼！我之負汝如何耶！
“我與汝結婚之後，屢與汝別，留青島三月，留北京譯學館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後，留南京及北京閱月，前年留杭縣四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與汝歡聚者不過十二三年耳。嗚呼！孰意汝舍我如是其速耶！凡我與汝別，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歸汝病劇，及汝病漸痊，醫生謂不日可以康復，我始敢放膽而爲此長期之旅行。豈意我別汝而汝病加劇，以至於死，而我竟不得與汝一訣耶！我將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爲我料理行裝，一切完備。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採購，汝所整理！處處觸目傷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於親，睦於弟妹，慈於子女。我不知汝臨終時，一念及汝死後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傷悼，稚女、幼兒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汝時時在紛華靡麗之場，內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間欲爲汝購置稍稍入時之衣飾，偕往普通之場所，而汝輒不願。對於北京婦女以酒食賭博相徵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鶩聲氣而因緣爲利者，尤慎避之，不敢與往來。常克勤克儉以養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習慣。嗚呼！我之感汝何如，而意不得一當以報汝耶！汝愛我以德，無微不至。
“對於我之飲食、起居、疾痛、痾養，時時懸念，所不待言。對於我所信仰之主義，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見不與我同，常加規勸，我或不能領受，以至與汝爭論；我事後輒非常悔恨，以爲何不稍稍忍耐，以免傷汝之心。嗚呼！而今而後，再欲聞汝之規勸而不可得矣，我唯有時時銘記汝往日之言以自檢耳。
“汝病劇時，勸我按預約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於死，常祈速死，以免誤我之行期。我當時認爲此不過病中憤感之談，及汝小愈，則亦置之。嗚呼！豈意汝以小愈促我行，而意不免死於我行以後耶！
“我自行後，念汝病，時時不寧。去年11月26日，在舶中發一無線電於蔣君，詢汝近況，冀得一痊癒之消息以告慰，而覆電僅言小愈；我意非痊癒，則必加劇，小愈必加劇之諱言，聊以寬我耳，我於是益益不寧。到里昂後，即發一電於李君，詢汝近況，又久不得復。直至我已由里昂而巴黎，而瑞士，始由里昂轉到譚、蔣二君之電，始知汝竟於我到巴黎之次日，已舍我而長逝矣！嗚呼！我之旅行，爲對社會應盡之義務，本不能以私廢公；然遲速之間，未嘗無商量之餘地。爾時，李夫人曾勸我展緩行期，我竟誤信醫生之言決行，致不得調護汝以蘄免於死。嗚呼！我負汝如此，我雖追悔，其尚可及耶！
“我得電時，距汝死已八日矣。我既無法速歸，歸亦已無濟於事；我不能不按我預定計劃，盡應盡之義務而後歸。嗚呼！汝如有知，能不責我負心耶！汝年愛者，老父、老母也，我祝二老永遠健康，以副汝之愛。汝所愛者，我也，我當善自保養，盡力於社會，以副汝之愛。汝所愛者，威廉（蔡元培的女兒——編者注）也，柏齡（蔡元培的兒子——編者注）也，現在託庇於汝之愛妹，愛護周至，必不讓於汝。我回國以後，必躬自撫養，使得受完全教育，爲世界上有價值之人物，有的貢獻於世界，以爲汝母教之紀念，以副汝之愛。嗚呼！我所以慰汝者，如此而已。汝如有知，其能滿意否耶！
“汝自幼受婦德之教育，居恆慕古烈婦人之所爲。自與我結婚以後，見我多病而常冒危險，常與我約，我死則汝必以身殉。我諄諄勸汝，萬不可如此，宜善撫子女，以盡汝之母之天職。嗚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競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勸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後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復易盡；死而有知，我與汝聚首之日不遠矣。
“嗚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決不敢信；死者果無知耶！我今日爲汝而不敢信；我今日唯有認汝爲有知，而與汝作此最後之通訊，以稍稍紓我之悲悔耳！嗚呼！仲玉！”
後來，這篇情意悲切真摯的祭文在社會上傳播一時，被選入當時全國的中學國文教科書作爲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