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邊提到過，1918年1月8日，美國總統威爾遜拋出了14條建議。這讓中國人第一次開始相信並且期待，所謂的“世界公理”。
一戰後，巴黎和會成了國人寄予民族地位轉折的希望。
1918年11月14日，爲紀念一戰協約國勝利，北京的學校組織了盛大的集會遊行。
11月15、16日，北大校長蔡元培帶領胡適、陳獨秀等北大學者到天安門廣場舉行對廣大羣衆的講演大會。
蔡元培15日發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演說，16日又發表《勞工神聖》的演說。
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講演中，蔡元培提出了四組主義的消長關係：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和光明的互助論發展、陰謀派的消滅和正義派的發展、武斷主義的消滅和平民主義的發展、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和大同主義發展。
蔡元培認爲，一戰的發生是由以德國爲代表的陰謀派、武斷主義、種族主義的競爭和掠奪引起的，一戰德國的失敗也是這些主義的失敗，是協約國正義派、平民主義和大同主義的勝利。在哲學意義上，一戰協約國的勝利證明克魯泡特金的互助進化論戰勝了達爾文的競爭進化論。此後，對抗競爭的強權論會被人們所拋棄，而互助論會被人們所接受。
蔡元培《勞工神聖》的演說全文如下：
“諸君！
“這次世界大戰爭，協商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脩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蔡元培發表的《勞工神聖》講演，推動了“四民皆工”觀念的形成，也給1919年的“五四”運動提出了一個新的思想文化議題，即“勞動”觀念的認識和實踐問題。
在“五四”運動時期，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廣泛傳揚勞動與勞工的重要價值，並身體力行去實踐。人人都要勞動，不勞動是可恥的。“五四”青年學生在各地廣泛開展的“工讀互助”，用這種勞動與讀書結合的集體生活試驗，踐行了這種主張。
“五四”時期，勞動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還是倫理問題和道德問題。
這個時候的蔡元培，明顯開始涉足政治了。而自民國建立以後，對於國內的政策爭端，他都是傾向於和平解決的。
由於歐戰結束，國內和平呼聲越發強烈，旨在終止南北分立的和平期成會、全國和平聯合會、國民制憲倡導會等相繼成立，蔡元培參與了上述團體的活動。
1918年11月18日.他曾致函中.山先生，婉勸其能夠贊同南北和平，“提攜同志，共同營造民主政治的基礎”。提出“倘於實業、教育兩方面確著成效，必足以博社會之信用，而立民治之基礎，較之於議院佔若干席，於國務院佔若干員者，其成效當遠勝也”。
此後不久，他又與熊希齡，以和平期成會負責人的名義，致函中山先生，懇請其“大力匡勷”。
中.山先生曾於12月4日覆函蔡元培，表示，爭取和平，應該是有法律保障的和平，“敷衍苟且，只會暫安久亂；歐戰之後，公昌大理，要實現真正的共和政治，決非少數暴戾軍閥所能做到”，因此要堅持“貫徹初衷，以竟護法之全功，而期法制之實現”。
得知了中山先生的態度後，蔡元培很是失望，知道自己無法說服對方，也只能作罷。
在此期間，蔡元培與教育界人士，發起了“退款興學”運動，促使西方列強退還庚子賠款，用以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
12中旬，他與陳獨秀、夏元瑮、黃炎培、沈恩孚、王兼善等人聯名提出《請各國退還庚款供推廣教育意見書》，籲請各界藉助歐戰結束後有利的國際環境，敦促各國將“將此後每年賠款，悉數退還吾國，專爲振興教育之用度”。
提出“促成此事之方法”是，上書行政當局，請其贊助，致函各國賢達人士，求得支持，發動國內外輿論，造成聲勢等等。
年底，梁啓超、葉恭綽等赴歐洲考察，並旁聽巴黎和平會議。蔡元培特意拜託他們，請其向各國宣傳退款興學的主張，以擴大影響。
翌年4月，他有函致在法國的李石曾：“運動賠款退還一事，已由北京及上海各教育機關推定先生及陶孟和、郭秉文二君在歐辦理；郭、陶已到美洲，不久赴歐。對於英語各國，以郭爲代表，對於法語諸國，則當請先生爲代表。”
其後，李、郭等人開始在英法等朝野，進行退還庚歀的遊說。
在蔡元培的主導下，退款興學運動不斷推進。到1921年，北京政.府因參戰緩付庚歀五年期限已滿，該運動被推向了高.潮。此後，有關的交涉持續進行，直到三十年代方告結束。
退款興學運動是有成效的。
前面提到過，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參、衆兩院聯合決議，“免除”美國所得賠款的大部分，從1909年起至1940年，逐年按月“退還”中國，作爲中國設立留學預備學校和選派學生赴美留學等方面之之用，算是開了庚款興學之先例。
在退款興學運動的推動下，1924年，美國又將全部賠款“退還”，指定用於中國教育文化事業。
同年，蘇俄自動放棄賠款，與中國政.府議定，該項賠款等清政府償還所擔保的各種優先債務後，其它完全撥作中國教育款項。
在此前後，英、法、比、荷四國也相繼與中國政府簽訂協議，“退還”賠款，設立機構，管理使用。除用於鐵道、交通、水利、實業等各項建設事業外，以其息金辦理文教事業。綜合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用於教育文化事業的主要是設置學校和研究所、選派留學生、補助國內學校和教育文化團體、聘請外國學者來華講學以及交換出版物等文化交流。
退款興學運動對國家和民族，是功德無量的事情。在整個的過程中，蔡元培作爲這場運動的核心人物，一直在精心擘畫，多方奔走，可謂功不可沒。當然這爲後話。
這一時期，發生了對學界有較大影響的，蔡元培和林紓的論爭。
引發這場論爭的始作俑者是《新青年》演“雙簧戲”。《新青年》初期反響不大，爲了引起人們的注意，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號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爲總題，發表新舊文學論戰的兩封信。
一封是王敬軒寫給《新青年》編者，誣衊和攻擊文學革命的來信，一封是《新青年》記者劉半農寫的萬餘言的《答王敬軒》，逐段批駁王的來信。
後者列舉大量無知陋說的可笑事例，出盡王敬軒所代表的守舊派的洋相。實際上並無王敬軒其人。那封來信是《新青年》編輯部彙集了反對新文化運動的許多謬說，由編者錢玄同執筆編寫化名王敬軒發表的。
通過這兩封信針鋒相對的辯駁，充分暴露守舊派“不學無術，頑固胡鬧”的醜惡面目，有力證明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必要性。這出“雙簧戲”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推動了對文學革命問題的討論。
在這場“雙簧戲”中，王敬軒影射的是林紓。林紓號畏廬，敬對畏，軒對廬，王指清室，諷刺林紓是遺老。
林紓早就對陳獨秀和胡適很反感，於是便有了他在《新申報》上發表影射小說——《荊生》。
這部小說描寫“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異”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遊陶然亭，三人力主去孔子、滅倫常、廢文字以行白話，終於激怒了陶然亭西廂“偉丈夫”荊生。荊生破壁而入，出手痛打，田其美、金心異、狄莫三人抱頭鼠竄，狼狽而逃。
很顯然，皖人田其美指陳獨秀，田、陳一家，這是中國史常識，美與秀對舉。浙人金心異指錢玄同，錢爲金，同對異。新歸自美洲的狄莫指新近留學歸來的胡適，胡對狄，都是中原漢人對周邊族羣的蔑稱。至於偉丈夫荊生，或以爲是徐樹錚，或以爲是作者本人，或以爲是林紓心目中衛道英雄。
《荊生》的發表使林紓出了一口“鳥氣”，因爲陳獨秀、胡適及錢玄同等人太不拿他林紓當回事了。從新文學譜系看，林紓早在戊戌年間就提倡新文學，並實踐新文學，用白話文作文辦報。然而在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新文學敘事中，林紓不僅不入流，反而成了新文學的反對者。
按照林紓的解釋，他之所以被陳獨秀等化爲新文學的反對者，就因爲他對陳獨秀新文學的絕對主義提了一點不同意見，只是強調提倡新文學並不意味着古文必須廢，就這麼一點不同意見就被新文學主義者反覆調侃。最不能讓他容忍的是錢玄同、劉半農那封“令人作嘔的雙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