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蔡元培主政的教育部頒佈《大學令》。
《大學令》是民國初期關於大學教育的第一個通令，共 22 條。
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爲宗旨。分文、理、法、商、醫、農、工七科；以文理二科爲主，須文理二科並設，或文科兼法商二科，或理科兼醫農工科者，方得稱大學”。
大學內設預科 3 年，收“中學畢業生及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設本科 3 年～4 年，“收預科畢業生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畢業後稱學士；設大學院，不設年限，收各科畢業生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
全校設校長 1 人，總轄全部事務，各科設學長 1 人，主持一科事務；教員設教授、助教授，必要時得延聘講師。
全校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教授若干爲會員，校長自爲議長，負責審議各學科設置及廢止、講座種類、校內規則、大學院生成績、授學位等事項；各科設教授會，以教授爲會員，學長爲議長，負責審議學科課程、學生試驗、該科大學院生成績、請授學位者合格與否等事項。私人或私法人亦可設大學。
該令於 1917 年 9 月修正，主要內容有：設二科以上者都可稱大學，單設一科者亦可稱單科大學；本科修業年限 4 年，預科 2 年；教員設正教授、教授、助教授，必要時得延聘講師。
這體現了蔡元培民主辦學的思想。
日本政府在1918年曾頒佈實施《大學令》，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學令》顯然是學習日本。
《大學令》准許社會上的民間人士設辦私立大學。同年11月又公佈《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規定國家對於公立、私立專門學校一視同仁，不同點在於，私立專門學校的開辦在呈報教育總長認可時，“須開具代表人之履歷”，而“代表人對於該校應負完全責任”。
《大學令》一出臺，1912年至1927年間，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興辦私立大學的熱潮，涌現出一大批著名教育家和學校。例如嚴範孫、張伯苓創辦的南開大學，陳嘉庚斥資創辦的廈門大學，張謇創辦的南通大學，以及大同大學、大夏大學、光華大學、中法大學、廣州大學、廣東國民大學、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東亞體育專科學校等，這些學校後來成爲中國諸多著名高校的前身。
教育部還出臺了“整理教育方案草案”，提出“教育自治”的基本原則。其第一條規定，要“變通從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教育本爲地方人民應盡之天職，國家不過督率或助長之地位。……今後方針注重自治的教育者，國家根本在於人民，喚起人民的責任心，而後學能有起色也”。
蔡元培任教育總長的時間雖然很短暫，但爲國家的教育事業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談到民初的教育，有人用空前絕後來形容。空前是肯定的，絕後就未必了，即便是現在不行，也肯定會被未來所超越。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民國初年的教育搞得確實很不錯，這其中蔡元培的作用是公認的。
後袁世凱時代的軍閥混戰，給國家和民衆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但是，很值得玩味的是，在戰火的蹂躪下，教育這一塊似乎成了世外桃源，簡直成爲荒漠中的一片綠洲。除了個別時候，經費得不到保障外，教育幾乎沒遇到什麼磨難。
爲什麼會這樣，或許我們從那些動不動就興兵作亂，但對教育卻格外熱心的一些軍閥大佬們的故事裡，能唔出一些道理。
1921年，曹錕在保定辦了一所綜合性大學——河北大學，自任董事長。河北大學設文學科、法學科、農學科、醫學科，其中文學科又設中國文學系和英文系；學校教師實行聘任制。由於曹錕本人親自出馬辦學，這所大學的師資力量在當時非常強。
曹錕常對手下說，自己“就是一個推車賣布的老粗，什麼都不懂，辦大學就得靠教授”。據說曹錕每逢到了學校，對教授們畢恭畢敬、以師禮待之。他發給教授的工資也超過手下的師長、旅長們。河北大學的教授工資，比當時北京的一些大學稍低，但對於物價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個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資，已屬天價。曹錕的副官們每月也只能拿到這個數字的零頭。
就是這樣，曹錕還感到有些對不住人家，有一次，他看見教授正在用顯微鏡做試驗，內疚地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還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一次路過教室，看見夏天課堂上的教授講課時熱得汗流滿面，命令校工以後上課要送毛巾給教授們擦汗，後來乾脆往教室裡裝了鐵櫃，放冰塊降溫。每逢發工資的時候，曹緄都囑咐行政人員要把大洋用紅紙包好，再用托盤託着、舉俸齊眉，恭恭敬敬地送上前去。
曹錕從不干涉學校正常的教務和用人，但卻常這樣教育學生，“你們要尊敬教授。這些教授都是我從南北各省精選聘請過來的，今後如發現你們對教授有不禮貌的行爲，那麼我就要你們的腦袋！”這一番話讓舉座學生聞之錯愕。
沒受過教育反倒越重視教育，越不懂辦起來倒越認真。綠林出身的東北梟雄張作霖20世紀20年代也辦了一所影響力非凡的東北大學。他讓人看到，目不識丁的武人辦起教育來毫不遜色。
張作霖辦大學很捨得下本錢，他曾在東北下令，政府經費40%投入教育，這樣的比例在世界各國都少見。據曾在吉林做過校長的李鼎彝(臺灣作家李敖的父親)回憶說，每當孔子誕辰日，張作霖都會脫下戎裝，穿着長袍馬褂，到各個學校給老師們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師，特地趕來致謝，云云。
東北大學的教學設備在當時國內也數一流。實驗儀器和機械，諸如物理和化學儀器、工學機械、動植物標本、圖書、工廠設備，幾乎無一不備。據1926年的統計，學校藏書共33164冊，各類儀器標本共13516件，以及價值達86.53萬元的機械設備，爲學生閱覽、實驗和實習提供了優越的條件。至20世紀20年代末，東北大學已是國內學生最多的大學，教授300人，學生3000人，而當時北京大學也只有學生2000人。
北洋的這種重學作風甚至延續到後來民國的一些武人。
1930年9月，韓復榘由河南省政府主席調任山東省政府主席時，新省府班子基本上都是他由河南帶來的原班人馬，只有教育廳長、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來自南京方面，是“蔣介石的人”。與蔣介石有隙的韓復榘一開始對何思源不給好臉色。
由於財政困難，韓復榘欲削減教育經費。何思源憤而面見韓復榘，態度強硬地說：“教育經費不但不能減少，以後每年還要增加……這不是我個人的事，事關後代青年。主席要我幹，就得這樣，不叫我幹，我就走路！”
韓復榘一聽，馬上站起來和顏悅色地對何思源說：“決不欠你的教育經費，你放心吧！”
何思源後來回憶：“以後在我和韓復榘同事的八年中，除原有學校大大增加班次外，還添設了一處醫學專科學校，一處高中，八個鄉村師範，幾處初中和職業學校。此外，我還擴充了省立劇院，費用等於兩個後期師範，籌備國立山東大學。國立山東大學名爲國立，其實經費幾乎完全由山東省支給。因此，教育費每年增加，到了1935年，爲普及義務教育，又大大地增加了一筆經費。山東省庫從來沒有欠過教育經費，韓復榘履行了他的諾言。”
韓復榘在任期間沒有向教育界安排過一個私人和裙帶關係，而是放手讓何思源去做。當時韓復榘周圍的人想把何思源從山東排擠走，韓復榘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全省政府只有何某一個人不是河南人和山東人，又是讀書人，我們還不能容他？不要越做越小，那樣非垮臺不可！”
1938年，韓復榘在開封被蔣介石誘捕，爲蒐羅罪名，蔣介石面召何思源問他：“韓復榘欠你多少教育經費？韓復榘是怎樣賣.鴉.片的？”
何思源直言道：“韓復榘從未欠過教育經費，也並不出賣.鴉.片。”
韓復榘聽了學者梁漱溟的講學，對他的道德學問很是仰慕，後來韓復榘在山東鼎力支持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計劃。
梁漱溟直言不諱地說：“我們的經費主要是靠中國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馮玉祥，在山東靠韓復榘。”
這一時期的山西統治者閻錫山，率先在全省實行中小學免費義務教育。自1942年開始，山西全境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能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個百分率，即使是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要知道中國的這一歷史時期正值抗日戰爭，在一個戰爭頻仍、離亂不斷的環境下，一省的入學率還能到這麼高，實屬難得。閻錫山曾留學國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山西的教育被稱爲當時中國教育的典範。
還有一段關於四川軍閥劉文輝的有名的軼事。1930年代，攝影師孫明經在西康省(舊省名)考察時發現，當地的學校校舍大都寬敞明亮，學生衣着整齊，令人耳目一新。而當地的縣政府卻破爛不堪。出於好奇，孫明經就問身邊的一個縣長：“爲什麼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回答：“劉主席說了，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劉文輝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儘管他的政令充滿了軍閥的“霸氣”，但其重視教育的雄心與鐵腕，使四川出現了“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差”的特殊景象。
至於袁世凱在教育方面的表現，就更爲突出了。早在1905年，袁世凱就聯名湖廣總督張之洞請求清廷廢除科舉，推廣新式教育。據學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統計，袁世凱當政的直隸省(今河北省)共辦有專門學堂12所，實業學堂20所，優級師範學堂3所，初級師範學堂90所，師範傳習所5處，中學堂30所，小學堂7391所，女子學堂121所，蒙養院2所。
爲解決對新式軍官的迫切需求，在籌建和擴編北洋新軍期間，袁世凱曾帶頭從自己每月薪金中取三分之一(200兩)作爲獎學金，來資助由北洋所創辦的新式軍事學堂中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