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緣由的。對於初學寫文章的人，進行一些基本的訓練，應該是必需。而科舉制度是一種選拔，哪一篇文章寫得好，哪一篇文章寫得差，是很難判定的。而且不同的人其觀點也是不同的，所謂仁者見人，智者見智。如果任由個人的隨意性去判斷，弄不好會有礙於公平。總要制定個標準，總要有個共同遵循的東西，否則就沒有可操作性。
但是，寫文章是一種創作，把這樣的活動裝進一個死框子裡，肯定是很壞的事。
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要求只能在“四書”“五經”中選取主題。行文必須用古人的語氣，而不允許自由發揮。而且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高低等也都有對仗等要求，對於文章的字數也有限制。總的來說，是一種非常嚴格乃至於死板的行文規範。
由於考試必須用八股文形式，往往會扼殺考生的創意，因此遭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對。在科考取士的制度中，很多讀書人爲了考取功名，下大量的工夫研習八股文的形式，重文而輕義，甚至於到了搞文字遊戲的地步，真可謂“一法立，則一法弊”。
著名學者顧炎武有言：“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八股取士帶來的危害還有，由於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鑽研八股文的寫法，對政治、社會、人情的實際情況缺乏瞭解，一旦考中爲官，缺乏足夠的常識來應付實務，很容易導致了政壇吏治敗壞、政治昏庸。
再者，科舉制度最終不是選拔寫文章好的人，而是選拔官員，我們不妨問一句：寫文章好的人就會是個好官員嗎？
科舉制度的偉大在於，在那個一個人是高貴還是低賤，一出生就確定了的封建等級社會，能給天下的讀書人一條或許能改變自己命運的路。關於科舉制度的千秋功罪，筆者在本書的第一部已經談及過了，這裡就不在累述了。
反正不管什麼事，就事論事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只有將其放回它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條件中，纔有可能做出客觀的評價。
少年時代的蔡元培，也像千千萬萬學子一樣，勤苦地啃背與科考有關的儒學經典，研習八股文的寫作。
但是，不同的是，他對八股文有自己的理解。大凡有大作爲的人，一個必備的品質是善於獨立思考，在這一點上，年少的蔡元培同樣表現出了與衆不同。
如他在“自述”中所說：“我1879年始作制藝。就是俗稱八股文的，那時候始做制藝的方法，先做破題。是把題目的大意說一說。破題做的合格了，乃是做承題。約四五句。承題做得合格了，乃試作起講。大約十餘句。起講做的合格了，乃來做全篇。全篇的做法是其講後。先做領題。其後分做六比或八比。每兩比都是相對的，最後做一結論。由簡而繁。確是一種學文的方法。但起講、承題、破題，都是全篇的雛形。那時候做承題時仍有破題，作起講時仍有破題、承題。做全篇時仍有破題、承題、起講，實在是從牀疊架了。”
蔡元培年少時，八股文作得可謂爐火純青。除了自己的努力，還得益於他的恩師王懋修。
蔡元培曾說過：“那時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對的地方，王先生並不就改，往往指出錯誤，叫我自改。”
儘量啓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當然會事半功倍。
不僅如此，蔡元培的八股文還做成了他的獨門絕技，就是被後來的人們譽爲的“怪八股”。關於“怪八股”，我們後邊再詳加介紹。
十幾歲時，蔡元培對“四書”“五經”等經典的學習已是輕車熟路，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的基礎必修課。
少時的蔡元培，本就是個天資聰穎的孩子，加上勤奮進取，所以在學問方面進步很快。他寫古文時多用通假字、廣引典故，很多詞句普通人都讀不懂。或許越是別人讀不懂，就越顯得高深莫測，老先生們卻很欣賞。
於是，有人因此而戲稱：“想必蔡先生一定知道，‘回’字的四種寫法。”
王懋修 (1840—1891)，字子莊，會稽 (今屬紹興)人。諸生，在府城斜橋設書館教授學生二十餘年，是八股名家。
在他的嚴格教導下，足以給學生們參加科舉考試指一條明路。像當時許多傳統知識分子一樣，王先生還深諳、推崇宋明理學，他經常滿含感情地向學生們講述當地先輩名儒劉宗周的故事。
劉宗周是明清之際著名思想家黃宗羲的恩師，人評其剛毅正直，因不滿明奸魏忠賢亂政，回家鄉紹興創辦書院講學，影響很大，世稱“蕺山老人”。後清兵攻陷浙江，劉宗周堅決不做清朝的官，絕食二十三天而死。
爲表對劉宗周學問人品的欽仰，王懋修特把自己的書房取名“仰蕺山書房”。他在平日裡常給學生們講劉宗周的事蹟，以之爲士子的典範。
有時，他也給弟子們講清初反清志士呂留良、曾靜的故事。呂留良(1629—1683)也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學者，明亡後，他散家財以結志士，圖謀復明。事敗後，誓不事清，居家開館授徒，後削髮爲僧，始終保持士人的氣節。曾靜(1679—1736)晚生於呂留良半個世紀，因讀呂留良遺著，感其義節，秘密組織反清，事泄被清廷捕殺，清廷還將呂留良“剖棺戳屍”，這成爲清代的一件大案。
身爲弟子的蔡元培，聽了王懋修先生慷慨悲絕的講述，感受到強烈的民族主義和忠君報國的情愫，被一種孤高人格所感染。後來他自謂“二十歲以前，最崇拜宋儒”，顯然是受王懋修的影響。
其實，這也是中式傳統教育的一大特色。
在中國的古代士人那裡，學問、文章和道德、人品是不能分割的，本就是一體，正所謂“言傳而身教”。爲人師表、以身作則，用人格的薰陶來教育後生，本就是中國傳統教育裡的一大組成部分。這種潛移默化式的教育，往往影響學子的一生。
這一點，我們從少年蔡元培的一些作爲中就能看得出來。
“孝子賢孫”這個詞在今天的人們看來，似乎總有點兒貶義的意思在裡面，用來形容那種愚忠和愚孝的人。這是因爲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經歷了一系列革命式、顛覆式的洗禮。在傳統社會裡，“孝子賢孫”這個詞是一個十足的褒義詞，蔡元培本人是這樣的一個典範。
蔡元培的叔父輩大多經商，但他有一個六叔父，也是一個讀書取仕的知識分子。在傳統的中國大家庭裡，叔父宛然若父。蔡元培幼時的讀書啓蒙也虧得這位叔父，長大後離家遠遊的科考歷程也多是由六叔陪同。
蔡元培少年時候在叔父的指導下接觸了不少古代的史書和其他名著，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宋代王應麟的《困學紀聞》，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俞正燮的《癸巳類稿》與《癸巳存稿》、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這個已經相當於是拓展知識面、擴展閱讀了。這種家教式的教育方式在中國傳統的大家庭裡也很常見，古代的教育制度不像現代教育這樣，有着分數和文憑的要求以及細化的分科，所以，初中級的教育功能完全可以在有文化氛圍的家庭中實現。
六叔父既是長輩又是老師，蔡元培對他很恭敬。這位六叔有抽鴉片的嗜好，有一天夜裡，他與蔡元培一邊聊天談學問，一邊抽着鴉片煙，不知不覺在煙榻上睡着了。蔡元培侍立在旁，並不敢稍懈，直等叔父一覺睡醒後，發現蔡元培還恭恭敬敬地站在旁邊，連忙叫他回去，蔡元培這才退了出去。這種奉敬師長的感情，完全是發自蔡元培內心的，也就如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程門立雪”。
尊師重教，這本就是一個出類拔萃之人應該具有的品質。
但是，現在的人們恐怕很難知道，科舉是一條何等艱難的路。能走通的，不是百裡挑一，而是千里挑一甚至萬里挑一。
所謂一人得道而雞犬升天，其家人也將因此而時來運轉。但是，對大多數人，是沒有這種幸運的，有的很可能是個人的一生及其家庭的不幸。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如果讀書把人讀成爲廢人，豈不可悲！
而另一方面，古代的學問大家，很多卻是科舉的失敗者。
除了作弊，能在科舉之路得嘗所願，書肯定是讀得好的，但決非是書讀得好就能高中，很重要的還需靠運氣。
蔡元培運氣還是不錯的，只是，並非一帆風順。